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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考論

沈伯俊論三國(全2冊) 作者:沈伯俊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考論

在《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史上,《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簡稱“李卓吾評本《三國》”)是一種承先啟后、獨具特色的重要版本,不僅具有很高的學(xué)術(shù)研究價值,而且具有特別的閱讀價值。

首先應(yīng)當說明的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并非出自大名鼎鼎的明代思想家李贄(號卓吾)之手,而是比李贄年代稍晚的明代小說評點家葉晝假托其名所為。這一判斷,根據(jù)有四。

(一)在李贄本人的著述、書信及友人記載中,涉及他對小說的評點時,僅僅及于《水滸傳》。如李贄的《焚書》卷三收入他的《忠義水滸傳序》;《續(xù)焚書》卷一的《與焦弱侯》信明確寫到:“古今至人遺書抄寫批點得甚多,惜不能盡寄去請教兄,不知兄何日可來此一披閱之?!端疂G傳》批點得甚快活人,《西廂》《琵琶》涂抹改竄得更妙?!迸c李贄關(guān)系密切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在《游居柿錄》中也記云:“袁無涯來,以新刻卓吾批點《水滸傳》見遺。予病中草草視之。記萬歷壬辰夏中,李龍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訪之,正命僧常志抄寫此書,逐字批點。”至于評點《三國志演義》,本是一項大工程,其價值、規(guī)模和影響均不亞于評點《水滸傳》;然而,李贄本人及其友人卻從未提及,這正好說明李贄并未致力于此。

(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中的某些評語,并不符合李贄本人的思想觀點。這里隨便拈出兩點來看。

其一,李贄對封建社會流行的重男輕女思想給予了抨擊:

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

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卻對婦女表現(xiàn)出相當輕視的態(tài)度。如第19回回末總評不加分別地把婦女視為壞事的根源:

從來聽婦人之言者,再無不壞事者,不獨一呂布也。凡聽婦人之言者,請看呂布這樣子,何如?

第34回回末總評又把婦女與小人相提并論:

但看蔡夫人及其弟蔡瑁,乃見婦人、小人得陰氣偏多,偏與君子為難也。吁!人亦徒為婦人,徒為小人耳,何妨于君子乎哉!何妨于君子乎哉!

這類以偏概全之論,顯然不合李贄的觀點。

其二,李贄憤世嫉俗,卓立不群,論事評人觀點鮮明,絕非玩世不恭。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卻時有玩世之辭。如第80回回末總評云:

曹家戲文方完,劉家戲子又上場矣,真可發(fā)一大笑也。雖然,自開辟以來,哪一處不是戲場?那一人不是戲子?那一事不是戲文?并我今日批評《三國志》,亦是戲文內(nèi)一出也,呵呵!

第86回回末總評又云:

未知和尚笑曰:“此等議論,正吳人所謂屁香者也。”嗚呼,今日讀史之人,誰一人非屁香者乎?

如此不分好歹,游戲人生之辭,顯然也不會出自李贄的筆下。

(三)早在明末清初,與葉晝同時或稍晚的幾位學(xué)者就明確指出,《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實際出自葉晝之手。如明末錢希言的《戲瑕》卷三《贗籍》條云:

比來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晝者,刻畫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溫陵之名以行。往袁小選中郎嘗為予稱李氏《藏書》《焚書》《初潭集》,批點《北西廂》四部,即中郎所見者,亦止此而已。數(shù)年前,溫陵事敗,當路命毀其集,吳中鋟藏書版并廢。近年始復(fù)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游記》《紅拂》《明珠》《玉合》數(shù)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并出葉手,何關(guān)于李。

《戲瑕》著于萬歷四十一年(1613),此時葉晝尚在人世,其記載應(yīng)該說是可信的。

(四)在《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的評語中,葉晝一再公開打出自己的旗號。如第96回回末總評中有云:

一鈍士問曰……梁溪葉仲子見其腐氣可掬,故謔之曰……

第105回回末總評中有云:

子房、孔明公案,紛紛已久。近日梁溪仲子二語,不識有當于二公否,附記于此。仲子曰……

第117回回末總評中又云:

梁溪葉仲子謔曰:“諸葛瞻三顧(按:指《演義》正文寫諸葛瞻收到鄧艾誘降書后一度狐疑未決,其子諸葛尚說他“有三顧之意”)不差也。昔日先公曾受先主三顧之恩,今日不得不答之耳?!币恍?,一笑。

這與本回眉批“此所以答他昔日三顧之恩也,一笑”,意思完全相同,顯然同出一手。

這些批語,為葉晝假托李卓吾之名評點《三國志演義》提供了最有力的內(nèi)證。

葉晝,明代萬歷、天啟年間常州府無錫縣(今江蘇無錫,別稱“梁溪”)人。有關(guān)他的文獻記載很少,我們只知道其別稱有葉陽開、葉文通,其中“陽開”與“晝”文義相應(yīng),應(yīng)當是字;又自號錦翁、葉五葉、葉不夜、梁無知(意為“梁溪無人知之”)等;可能由于他排行老二,又自稱葉仲子;大約死于天啟五年(1625)或稍后。錢希言《戲瑕》云:

晝,落魄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飲,醒即著書,輒為人持金鬻去,不責其值,即著《樗齋漫錄》者也。近又輯《黑旋風集》行于世,以諷刺進賢,斯真滑稽之雄已。

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在《因樹屋書影》卷一也記載道:

葉文通,名晝,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xué),故為詭異之行。跡其生平,多似何心隱?!耐ㄗ杂小吨杏鬼灐贰斗êQ贰稅偪途帯分T集。今所傳者,獨《悅客編》耳。

由此可見,葉晝是一個典型的封建末世失意文人。生當腐敗動蕩的晚明時期,雖然“多讀書,有才情”,卻功名無著,生活窘迫,使他牢騷滿腹;晚明強勁的思想解放運動,社會上對“假道學(xué)”的普遍不滿,加之本人貧而嗜酒,更使他形成了狂放不羈的性格。酒醉時長吟大笑,豪氣勃發(fā),醒來后卻只有賣文糊口,以書抵債,不得不把自己的著作寄在李贄的名下,其悲憤而又無可奈何之慨不難想見,自嘲自解、玩世不恭的作風也就可以理解了。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對《三國志演義》的評點之中。

必須強調(diào)指出,盡管《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實際出自葉晝之手,應(yīng)當稱之為“偽李卓吾評本”,或者干脆叫作“葉晝評本”;但它的版本價值、學(xué)術(shù)價值并不因此而遜色。事實上,葉晝堪稱中國小說批評史上重要的一家,他評點的這個本子也已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只是為了行文的方便,我們下面姑且沿用“李卓吾評本”的名稱。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依據(jù)的底本是什么?

多年來,學(xué)術(shù)界普遍以為“李卓吾評本”來源于嘉靖壬午(1522)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嘉靖壬午本”)。現(xiàn)在看來,這個看法是錯誤的。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李卓吾評本”比嘉靖壬午本多出了一些內(nèi)容。第一,增補了一些情節(jié)。如嘉靖壬午本卷三《孫策大戰(zhàn)嚴白虎》回寫孫策攻打會稽太守王朗,一語帶過;“李卓吾評本”第十五回卻具體描寫了交戰(zhàn)、圍城、用計的過程,增加了800字。又如嘉靖壬午本卷二十一《孔明火燒木柵寨》回寫司馬懿在渭南奉詔,知東吳三路攻魏,于是堅守不出,下文便接寫諸葛亮命蜀兵與魏人相雜種田,以為久計;“李卓吾評本”第一百五回卻在此處插寫魏主曹睿分兵三路迎擊吳軍,增加了1400字。第二,在諸葛亮南征部分出現(xiàn)了虛構(gòu)的關(guān)羽第三子關(guān)索。第三,插入了幾十首周靜軒的詩。這些內(nèi)容是不是“李卓吾評本”在嘉靖壬午本的基礎(chǔ)上增補的呢?不是。因為它們先已出現(xiàn)于晚于嘉靖壬午本而早于“李卓吾評本”的某些明代版本,如萬歷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周曰校本”)和夏振宇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簡稱“夏振宇本”)。這就說明,“李卓吾評本”不是承襲嘉靖壬午本,而是以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為底本的。至于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是否來源于嘉靖壬午本,有關(guān)專家尚有不同見解,此處姑不論列。

那么,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究竟哪一種是“李卓吾評本”的真正底本呢?對此,目前有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周曰校本是“李卓吾評本”的底本。如友人王長友先生在《〈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探考》一文中提出,“李卓吾評本”的正文來自周曰校本,甚至連錯行之類的問題,二者也存在著遞同關(guān)系。例如,周曰校本卷七《耿紀韋晃討曹操》回有如下一段文字:

曹洪進兵,直抵下辨將近,先鋒吳蘭領(lǐng)軍出哨隘口。馬超至下辨,令吳蘭為先鋒;張飛守把巴西,令雷銅為先鋒。兩邊皆未動兵。曹洪至下辨將近,先鋒吳蘭領(lǐng)軍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

這里,“將近,先鋒吳蘭領(lǐng)軍出哨”出現(xiàn)了兩次,以至文意不通,實為錯行造成的錯誤,即刻工誤把下一行的文字刻入了上一行。而“李卓吾評本”在此處也有同樣的錯誤。

又如,周曰校本共分十二卷,每十回為一卷,于每卷末都注明該卷所敘事件的起止時限。如第一卷末注云:“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至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共首尾九年事實?!薄袄钭课嵩u本”每十回末尾沿襲了這種文字。這也表明二者存在遞承關(guān)系。

我自己也曾將周曰校本與“李卓吾評本”做過粗略的對勘,發(fā)現(xiàn)二者頗多相似之處:

第一,二者卷首目錄除個別文字略有差異外,幾乎完全相同。

第二,周曰校本比嘉靖壬午本多出的情節(jié),“李卓吾評本”也都有。

第三,周曰校本插入的周靜軒詩,“李卓吾評本”基本上照搬。如周曰校本《廢漢君董卓弄權(quán)》回寫尚書丁管怒斥董卓被殺后,引“靜軒有詩嘆曰”:“董賊潛懷廢立圖,漢家宗社委丘墟。滿朝臣宰皆囊括,惟有丁君是丈夫?!薄袄钭课嵩u本”與此完全相同。又如周曰校本《曹孟德謀殺董卓》回寫曹操因多疑殺死呂伯奢全家后,引“靜軒有詩嘆曰”:“夜深喜識故人容,匹馬來還寄舊蹤。一念誤將良善戮,方知曹操是奸雄?!薄袄钭课嵩u本”又與此完全相同。

第四,周曰校本與“李卓吾評本”文字差異之處,往往可視為后者在前者基礎(chǔ)上的修改。如周曰校本《曹操起兵伐董卓》回寫關(guān)羽溫酒斬華雄后,“史官有詩曰”:

威鎮(zhèn)乾坤第一功,轅門畫鼓響冬冬。

云長停盞施英武,酒未溫時斬華雄。

“李卓吾評本”此處亦有詩,前兩句相同;第三句,周曰校本作“施英武”“李卓吾評本”改作“施英勇”,較為貼切;第四句,周曰校本作“酒未溫時”,與上文描寫不符,可能系筆誤,“李卓吾評本”改作“酒尚溫時”,正與上文合榫。

因此,“李卓吾評本”以周曰校本為底本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夏振宇本才是“李卓吾評本”的真正底本。日本青年學(xué)者上田望先生在《〈三國演義〉版本試論——關(guān)于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一文中,對現(xiàn)存的《三國志演義》的絕大部分明代版本及幾種主要清代版本做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將它們分為七“群”。他指出:“從來認為夏振宇本為周曰校本翻版的觀點其實完全不對。夏振宇本實質(zhì)上是……保留著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據(jù)我看,李卓吾批評本和VI群的毛宗崗本恐怕都是由夏振宇本或與夏振宇本相同的我們尚未知的另外的版本發(fā)展而來的?!痹谡撌鲋校e了若干例子,比較各種版本的文字異同。這里引述兩例,以比較周曰校本、夏振宇本、明末建陽吳觀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簡稱“吳觀明本”)、清初吳郡綠陰堂覆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簡稱“綠陰堂本”)的異同。

例一,《安喜張飛鞭督郵》中劉陶諫靈帝,反被下令斬首(著重號系筆者所加):

〔周曰校本〕劉陶大叫……

〔夏振宇本〕劉陶大呼……

〔吳觀明本〕劉陶大呼……

〔綠陰堂本〕劉陶大呼……

在這里,夏振宇本與吳觀明本、綠陰堂本文字相同。

例二,《玄德風雪訪孔明》中黃承彥所吟詩:

〔周曰校本〕……空中亂雪飄……白發(fā)銀絲翁,豈懼皇天佑……

〔考證:古本作“盛感皇天佑”?!?/p>

〔夏振宇本〕……長空雪亂飄……白發(fā)老衰翁,盡感皇天佑……

〔吳觀明本〕……長空雪亂飄……白發(fā)老衰翁,盛感皇天佑……

〔綠陰堂本〕(與吳觀明本同)

上田望認為,夏振宇本中“盡感皇天佑”的“盡”字,系因其與“盛”形近而誤。如此,則夏振宇本與吳觀明本、綠陰堂本此處文字又相同。

上述二例,對于證明“李卓吾評本”以夏振宇本為底本的觀點來說,是相當有力的。不過,上田望在文中已經(jīng)說明:“夏振宇本正文里的各則目不是與嘉靖本一樣的七字句,各則目的字數(shù)參差不齊?!痹谶@方面,它與“李卓吾評本”是否一致,尚須核查。情節(jié)方面,也需全面考察。因此,要確立這一觀點,還需要更充分的證據(jù)。

由于夏振宇本僅藏于日本蓬左文庫,我又沒有復(fù)印件可供詳細比勘,對這個問題一時尚難作出肯定的結(jié)論。目前,我們只能暫且兩說并存,待有條件時再作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與其前或同時的其他明代《三國》版本相比,《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具有十分獨特的風貌。

(一)第一次將《三國》由原來的二百四十回(通常稱為“二百四十則”,不妥,嘉靖本就多次使用“且聽下回分解”“下回便見”的套語)合并為一百二十回,回目由單題變?yōu)殡p題。盡管這種合并還比較簡率,各回回目只是由原來的上下兩回拼合而成,大都參差不對;但這畢竟是《三國志演義》版本形式上的一大進步。從此,一百二十回的形式便為后來大多數(shù)版本所沿襲。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的《四大奇書第一種》(簡稱“毛本《三國》”),就是在此基礎(chǔ)上整頓回目,進行藝術(shù)加工的。

(二)第一次為《三國》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批評。“李卓吾評本”之前的明代《三國》刊本,往往有小字夾注,有的在書名上還冠以“音釋”的名目;但這些夾注只是對正文起解釋、說明或補充作用,而不是表述評點者觀點的批評。最早打出“批評”旗號的是萬歷二十年(1592)余象斗雙峰堂刊本《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志傳》(簡稱“余象斗本”);不過,余象斗本的版式是上評、中圖、下文,所謂“批評”只相當于眉批,文字較簡單,大多針對《演義》的具體情節(jié)加以評說,較少發(fā)揮。而“李卓吾評本”不僅有較多眉批,而且各回均有回末總評,總字數(shù)多達數(shù)萬。這樣,“李卓吾評本”就具有了古代小說評點中最重要的兩種手段,形成了比余象斗本完整得多的批評系統(tǒng)。這在《三國志演義》版本嬗變過程中又是一大開拓。

(三)更為引人注目的是,“李卓吾評本”在批評的內(nèi)容上敢于標新立異,獨樹一幟。這突出反映在對《演義》人物形象的評價上。

關(guān)于曹操。自南宋以來,由于多種社會因素的作用,曹操越來越被視為反面人物,在通俗文藝作品中更被視為欺君殺后、犯上虐民的奸臣?!袄钭课嵩u本”的評點者葉晝對于曹操也是貶斥的,多次斥責曹操“惡極矣,罪大矣,可恨矣,可殺矣”,稱之為“老瞞”,罵之為“奸雄”。然而,葉晝對于一世豪雄的曹操并不一概罵倒,一筆抹煞;對于曹操識見過人、延攬人才、多謀善斷等優(yōu)點,他也屢屢加以稱賞。如第四回回末總評云:“‘哭死董卓’之語,非有廿分識、廿分才、廿分膽,亦何敢旁若無人,開此大口也?孟德人豪哉!孟德人豪哉!”第五回回末總評稱贊曹操支持關(guān)羽出戰(zhàn)華雄云:“若非孟德具眼,英雄遂無出頭之期矣。即此一事,孟德何可及也!”第十四回回末總評又稱贊曹操識才愛才云:“老瞞每見人才,即思收拾,如徐晃等無一放過,只此便是伯王之本。視彼忌才而力為排擯者,誰為豪杰也?”第十八回寫郭嘉將袁紹與曹操對比,認為紹有十敗,操有十勝,對曹操的稱贊可謂達于極致;而葉晝在眉批中卻說:“‘十勝’非諛語也,乃老瞞實錄也”;在回末總評中又說;“嘗欲為老瞞作一定案,不意郭生言之甚確也?!鄙踔敛懿倌蔷涑裘h揚的、被后人嚴加批判的話:“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葉晝一方面指出:“讀史者至今,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也”;另一方面又認為:“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者,誰復(fù)能開此口乎?故吾以世人之心較之,猶取孟德也?!贝搜噪m然偏激,但也表明葉晝敢于提出異于常人的見解。

關(guān)于諸葛亮。葉晝對于諸葛亮形象的主要方面是肯定的,如諸葛亮剛剛出山,葉晝就在第三十八回回末總評中贊許道:“以天時屬操,地利屬權(quán),人和屬玄德,孔明之為百姓而出也,已可知矣。”第四十三回寫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葉晝在回末總評中肯定道:“孔明舌戰(zhàn),都是題目正大,所以壓倒諸英?!睂τ谥T葛亮的“神機妙算”,他在第四十九回回末總評中說:“孔明不可及處,只是見得到,算得定耳。凡天下事,只要見得到,算得定,便是矣,別無他法也。”在六十七回回末總評中又說:“大略三國事體,盡在孔明掌中,或遲或速,或行或止,無不如意,真是見定者不忙也。”也作了合理的解釋和肯定。然而,葉晝對諸葛亮并不盲目頌揚,頂禮膜拜,更不無限拔高,視同神明;而是有褒有貶,時予批評。對于諸葛亮某些時候的尚權(quán)用詐,他一再指責;對于諸葛亮連年興師動眾,勞民傷財,他多有譏刺。特別是對諸葛亮勸殺劉封、謀誅魏延,更是嚴厲申斥,甚至破口大罵。在三國故事流傳演變的漫長歲月里,特別是《三國志演義》成書以后,諸葛亮的形象越來越高大完美,越來越受人尊崇,還沒有誰像葉晝這樣發(fā)出如此刺耳的不諧和音。雖然,葉晝的某些看法過分偏頗,難于被人接受,但其中確實包含若干合理的見解,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值得重視。對此,好友黃霖兄、陳翔華兄都曾作過很好的分析。

對于劉備、張飛等人物,葉晝的批評也常常獨具只眼,出人意表,其中不乏具有啟發(fā)意義的見解。

但是,葉晝的批評,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點。這里略舉其大要。

其一,缺乏嚴密的計劃。通觀全書,卷首沒有“讀法”之類的指導(dǎo)性文字,有的回末總評則沒有統(tǒng)率全回。如第十一回回末總評僅一段:“劉玄德不受徐州,是大奸雄手段,此所以終有蜀也。蓋大貪必小廉,小廉之名既成,大貪之實亦隨得也。奸雄舉事,每每如此,非尋常人所能知也?!边@段話對劉備第一次拒領(lǐng)徐州作了獨特的評價,但對回目標舉的兩個內(nèi)容——“劉玄德北海解圍,呂溫侯濮陽大戰(zhàn)”——卻不置一語,可見葉晝通盤考慮不夠,往往是興之所至,信筆揮灑。

其二,有時標準不一,有時自相矛盾。這與缺乏嚴密的計劃是分不開的。

其三,其批評主要著眼于社會、政治、道德的評價,而較少致力于文學(xué)的批評。同樣是葉晝評點的容與堂本《水滸傳》,對小說的真實性,對人物的典型性、生動性有許多精彩的批語,對讀者的藝術(shù)鑒賞很有啟迪作用。而在《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中,有關(guān)人物形象描繪和性格塑造的分析就比較少,致使此書批評的藝術(shù)價值遜色于他對《水滸傳》的批評。

其四,未能將批評與對小說正文中明顯紕謬不當之處的修改結(jié)合起來。如第五十六回寫曹操大宴銅雀臺,在武將較射之后,命文官各“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隨后便接寫王朗、鐘繇各獻七言律詩一首。東漢三國時期,七言律詩尚未出現(xiàn),此處描寫顯然與時代不合。對此,葉晝不僅未予修改,而且在王朗所獻的七律上加眉批云:“詩亦華□”(疑為“美”字),在鐘繇所獻的七律上加眉批云:“不惟詩佳,想字亦好”;在回末總評中又寫道:“武人射箭,文士賦詩,此日可稱一場好雜劇也。而作者之筆,亦能一一描畫之?!闭募扔需Υ茫u也就難以有什么價值了。類似情況,書中還有一些。

當然,作為早期的小說批評,存在這些缺點也不奇怪。它們在全書畢竟居于次要地位,不足以掩蓋葉晝對古代小說理論所作的重要貢獻。

總的說來,“李卓吾評本”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獨具特色,不僅在當時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刻本甚多,而且成為后來一些重要刻本的版本基礎(chǔ)。

——學(xué)術(shù)界早已公認,近三百年來最流行的毛本《三國》,正是以“李卓吾評本”為底本的。

——我在《〈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簡論》一文中,從書名、版式、回目、規(guī)格、文字五個方面進行對照比較,說明《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簡稱“李漁評本”)也是以“李卓吾評本”為底本。

——還有學(xué)者認為,《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簡稱“鐘惺評本”)同樣是以“李卓吾評本”為底本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李卓吾評本”在《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史上確實起到了啟先承后的作用,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與嘉靖壬午本、《三國志傳》本、毛本并為最重要的《三國》版本。

(原載周兆新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1. 萬歷壬辰,即萬歷二十年(1592)。
  2. 李贄辭官后,曾居湖北麻城龍湖,自號“龍湖叟”。
  3. 《焚書》卷二《答以女人學(xué)道為短見書》。
  4. 李贄原籍福建泉州別稱溫陵,故自號“溫陵居士”。
  5. 李贄又號“宏居士”。
  6. 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1992年4月第1版。
  7. 原載《東洋文化》第71號,1990年12月。
  8. 見黃霖《李、毛兩本諸葛亮形象比較論》,載《三國演義學(xué)刊》第2輯(四川省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陳翔華《諸葛亮形象史研究》上編第九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9. 載《社會科學(xué)研究》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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