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本《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長篇小說。六百多年來，它以博大深厚的思想內(nèi)涵、豐富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栩栩如生的藝術(shù)形象而膾炙人口，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然而，自清初以來的三百余年中，億萬民眾傳閱、講說和熟悉的，并非羅貫中的原作，而是《毛宗崗評改本三國演義》（簡稱“毛本《三國演義》”）。

奇怪的是，人們長期以來卻對毛宗崗貶抑頗多。胡適稱之為“平凡的陋儒”；后來的學(xué)者或夸大其封建思想較為濃重的一面而否定其積極方面，或?qū)⑵滟H為金圣嘆的機械模仿者而忽視其獨特貢獻。直到最近十年，人們才開始比較全面地評價毛宗崗和毛本《三國演義》。

一

毛本《三國演義》雖然署名為“毛宗崗評改”，實際上卻是毛綸、毛宗崗父子共同努力的結(jié)果。

毛綸，明末清初茂苑（即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德音，號聲山。生年約在明萬歷四十年（1612）左右，享壽在六十歲以上，卒年不詳。他學(xué)識弘富，頗有文名，與同縣著名劇作家尤侗甚為友好；但命途多舛，未曾出仕，中年以后，又不幸雙目失明（其號“聲山”即因此而來）。他不甘沉淪，乃著書自娛，在康熙五年（1666）以前評點了《三國演義》《琵琶記》兩部名著，隱然與評點《水滸傳》《西廂記》的金圣嘆抗衡。為此，尤侗在《第七才子書序》中感慨萬端地寫道：“毛子以斐然之才，不得志于時，又不幸以目疾廢，僅乃闔門著書，寓筆削于傳奇之末，斯已窮矣！”此后，他似乎再沒有比較重要的作為，而在貧病交加中度過了余生。

毛綸評點《三國演義》的起因和經(jīng)過，在他的《第七才子書琵琶記總論》中說得比較清楚：

昔羅貫中先生作《通俗三國志》一百二十卷，其記事之妙，不讓史遷；卻被村學(xué)究改壞，予甚惜之。前歲得讀其原本，因為校正；復(fù)不揣愚陋，為之條分節(jié)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綴以總評數(shù)段。且許兒輩亦得參附末論，共贊其成。書既成，有白門快友見而稱善，將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師之徒，欲竊冒此書為己有，遂致刻事中閣，殊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國》一書，容當(dāng)嗣出。

這段話告訴我們：毛綸評點《三國演義》，首先是出于對“被村學(xué)究改壞”的某些版本（主要是葉晝偽托的《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的不滿；他所做的工作，一是“校正”文字，二是“條分節(jié)解”，即加上若干夾批，三是“每卷之前，又各綴以總評數(shù)段”；然而，由于某個“背師之徒”欲竊冒此書為己有，毛綸的評本未能出版。對此，毛綸感到痛心疾首，只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其子毛宗崗身上。

毛宗崗，字序始，號孓庵。友人陳翔華兄據(jù)蔣祖芬《婁關(guān)蔣氏本支錄·祖范》存錄之毛宗崗跋語，推算他生于明崇禎五年（1632），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尚在世，時年七十八歲，卒年自當(dāng)在此以后。與父親一樣，他雖有文名，仍為一介寒儒，與《隋唐演義》的編撰者褚人獲（1635—？）友情深篤，交往甚密。在毛綸評改《三國演義》之時，他全力協(xié)助，不僅認真為之筆錄，而且積極“參附末論，共贊其成”；以后，他又傾注大量心血，繼續(xù)為之校訂、加工并最后定稿。因此，盡管毛本《三國演義》出自毛氏父子之手，而后人多歸功于毛宗崗。

今知毛本《三國演義》的最早刻本為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精刻本，這很可能即是毛本的第一個刻本。其時毛宗崗四十余歲，接近“知天命”之年，正是思想和學(xué)問都很成熟的時候。可是，在此后漫長的三十年里，他卻沒有做出什么可觀的業(yè)績，我們僅從褚人獲《堅瓠補集》卷五的《焚書自遣》中得知，康熙庚辰（1700）夏日，六十九歲的他因鄰人失火而遭池魚之殃，房屋燒毀，藏書俱成灰燼。寒士遭災(zāi)，猶如雪上加霜，此后的歲月更加難熬。曾經(jīng)高唱“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他，竟在貧困中終老，令人為之嘆息！

盡管毛綸、毛宗崗父子困頓終生，但是，他們評改的《三國演義》卻戰(zhàn)勝了以往的一切舊本，成為三百多年來惟一流行的版本，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聲譽。

二

在長期的廣泛流傳過程中，毛本《三國演義》多次刊刻，書名也屢有變化，主要有《四大奇書第一種》《第一才子書》《貫華堂第一才子書》《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三國志演義》《三國演義》等。

《四大奇書第一種》（或作《古本三國志四大奇書第一種》）乃是毛本《三國演義》的本名。康熙十八年的醉耕堂精刊毛本，書名即為《四大奇書第一種》。早在明末，《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這四部長篇小說名著就被稱為“四大奇書”，毛氏如此命名自己的評改本，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

《第一才子書》本來是指李漁（笠翁）評閱的《繪像三國志第一才子書》。李漁評本略晚于毛本，內(nèi)容、版式都與毛本有所不同。但因毛本卷首的《讀三國志法》已明確宣稱：“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為第一?！倍顫O的評語又往往襲用毛本夾評，創(chuàng)見不多，人們便將《第一才子書》之名“借”給了毛本。由于這個名稱特別響亮，而且符合毛氏本意，而原來使用它的李漁評本反而不為一般讀者所知，因此，《第一才子書》便成為毛本《三國演義》最常用的書名。

所謂《貫華堂第一才子書》《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其中的“貫華堂”借指金圣嘆（金圣嘆自稱其評改之《水滸》為“貫華堂所藏古本”），“金批”指所謂“金圣嘆批評”，都來源于通行的毛本《三國》卷首那篇署名“金人瑞圣嘆氏”的《序》。由于金圣嘆在小說界的赫赫名聲，加之這篇《序》確實抓住了《三國演義》的某些特點，因而長期以來頗有影響，瞞過了許多讀者，從而給毛本《三國》增添了“圣嘆外書”“貫華堂第一才子書”等名目。近年來，已有一些學(xué)者指出此《序》絕非金圣嘆所作，友人黃霖兄的考辨尤為有力，提出了如下四點證據(jù)。第一，金圣嘆以《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為“六才子書”，而從未稱《三國演義》為“第一才子書”；相反，他對《三國》評價不高。而此《序》卻說：“而今而后，知‘第一才子書’之目，又果在《三國》也?！憋@系偽托圣嘆之名。第二，毛綸父子評點《三國》是從康熙三年（1664）開始的；在此兩年之前，金圣嘆已經(jīng)成了清朝統(tǒng)治者的刀下之鬼，他怎么可能起死回生，“忽于友人案頭見毛子所評《三國志》之稿”？第三，此《序》落款稱“時順治歲次甲申”，也露出了偽托的馬腳。順治甲申即順治元年（1644），亦即明崇禎十七年，此時，清兵剛剛?cè)腙P(guān)，金圣嘆所居的蘇州尚未屬清，他絕不會不署“崇禎十七年”，而用清人年號。第四，康熙十八年刊刻的《四大奇書第一種》前并無此《序》，而有李漁的序，序中寫道：“《水滸》之奇，圣嘆嘗批之矣，而《三國》之評獨未之及?！庇纱丝梢?，金圣嘆確實未曾評點《三國》，毛本《三國》原本也沒有金圣嘆的序。至于這篇《序》的偽托者，有學(xué)者疑為毛宗崗本人。從上述第四點來看，作偽者決非毛宗崗，而系稍后的書商。

至于《三國志演義》《三國演義》兩個書名，前者早見于明代周弘祖的《古今書刻》，相沿已久；后者則見于毛宗崗本人的《讀三國志法》，亦已深入人心。有學(xué)者曾辨析二者之不同，主張不用《三國演義》之名。誠然，《三國志演義》與《三國演義》的含義不完全相等，而且前者的使用時間要早得多；但是，兩個書名都所來有自，都從一定角度反映了《三國》的特點，因此，作為毛本的書名，它們都是“合法”的。

三

毛氏父子評改《三國演義》的指導(dǎo)思想包含多種思想成分?！蹲x三國志法》一開始就提出：

讀《三國志》者，當(dāng)知有正統(tǒng)、閏運、僭國之別。正統(tǒng)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魏之不得為正統(tǒng)者，何也？論地則以中原為主，論理則以劉氏為主，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tǒng)予魏者，司馬光《通鑒》之誤也；以正統(tǒng)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為正也。

這表明，毛氏父子確是從正統(tǒng)思想出發(fā)來評改《三國演義》的。這種正統(tǒng)思想，既包括南宋朱熹以來的以“論理”為特征的封建正統(tǒng)觀，也包括民間傳統(tǒng)的以善惡仁暴為取舍標(biāo)準(zhǔn)的蜀漢正統(tǒng)觀，還可能包含某種程度的反清悼明情緒。凡此，都增強了《演義》“尊劉抑曹”的思想傾向。同時，在判斷是非、褒貶人物時，毛氏父子又常常以儒家民本思想為依據(jù)。

與以往的版本相比較，毛氏父子對《三國演義》的評改主要包括六個方面。

（一）修訂文辭

這是毛氏父子致力最多的一個方面。他們對《演義》的文字進行了精琢細磨的加工和潤飾，刪去了若干繁冗復(fù)沓乃至齟齬不通之處，使全書語言更加規(guī)范、簡練、流暢。試以第一回寫到的靈帝詔問群臣為例，將明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嘉靖壬午本”）與毛本的有關(guān)文字加以對照。

毛本刪去楊賜的“書對”，僅轉(zhuǎn)述蔡邕“書對”中關(guān)鍵的一句，一下子減省四百余字，敘語干凈利落，“頗覺直捷痛快”（毛本《凡例》之一）。不過，在某些地方，毛本也有修改不當(dāng)之處，有損于原書語言的時代特色和人物語言的個性特征。

（二）修改情節(jié)

毛氏父子根據(jù)自己的思想傾向和審美觀點，對《演義》的情節(jié)作了某些修改。魯迅先生將此概括為：“一曰改，如舊本第百五十九回《廢獻帝曹丕篡漢》本言曹后助兄斥獻帝，毛本則云助漢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孫夫人，毛本則云‘夫人在吳聞猇亭兵敗，訛傳先主死于軍中，遂驅(qū)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三曰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燒木柵寨》本有孔明燒司馬懿于上方谷時，欲并燒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諸葛瞻大戰(zhàn)鄧艾》有艾貽書勸降，瞻覽畢狐疑，其子尚詰責(zé)之，乃決死戰(zhàn)，而毛本皆無有?！?sup>

這些修改，有的使作品情節(jié)更加合理；有的使人物性格更加統(tǒng)一；還有的則增強了人物形象的生動性和作品情節(jié)的趣味性，“如關(guān)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廟見畫，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鐘會不汗之答，杜預(yù)《左傳》之癖”（《凡例》之三），等等。不過，也有少數(shù)修改有損于人物性格的豐富性，或造成個別情節(jié)不合歷史真實。

（三）整頓回目

《演義》原為二百四十回（通稱“二百四十則”，不妥），偽“李卓吾評本”將其合并為一百二十回，各回回目則由原來的上下兩回拼合而成，大都“參差不對”。在此基礎(chǔ)上，毛氏父子對全書回目作了加工，每回均以七字或八字的對偶句為題，文字比較考究，確實起到了“快閱者之目”（《凡例》之五）的作用。

（四）削除論贊

舊本《三國演義》夾有較多論、贊、評，顯得累贅繁瑣，毛氏父子往往加以削除。如嘉靖壬午本卷二十《孔明秋風(fēng)五丈原》回寫到諸葛亮逝世時，接連引用陳壽評、楊戲贊、朱黻論、張南軒贊、李興碑文、尹直贊，連篇累牘，拖沓臃腫，反而沖淡了這一情節(jié)悲壯蒼涼的藝術(shù)氛圍。毛氏父子均予刪除，正符合讀者的閱讀心理。

（五）改換詩文

舊本《三國演義》寫人記事，每每引錄詩文，有的重三疊四，有的風(fēng)格卑弱，有的體例與時代不合。對此，毛氏父子大刀闊斧地改換和刪削。如嘉靖壬午本卷十六《玉泉山關(guān)公顯圣》回寫到關(guān)羽父子之死時，原有五首詩贊；毛氏全予刪除，另換五律、七律各一首。同回寫到鄉(xiāng)民在玉泉山建廟祭祀關(guān)羽時，原有《記》《傳》《贊》各一首，共一千余字；毛氏一概不要，另引對聯(lián)一副：“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fēng)，馳驅(qū)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寥寥三十四字，警策凝煉，堪稱以少勝多。

（六）重作批評

這是毛氏父子評改《三國演義》中致力最多的另一個方面。他們殫精竭慮，探幽發(fā)微，對全書作了詳細的批評，字數(shù)多達二十幾萬。如此詳盡的批評，反映了毛氏父子的歷史觀、倫理觀和文學(xué)觀，在《三國演義》的研究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毛氏父子的評改，使《三國演義》的面貌發(fā)生了相當(dāng)大的變化，其總體藝術(shù)質(zhì)量有了明顯的提高，毛本《三國》實際上成了《三國演義》的最終“定本”。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毛氏父子也參加了《三國演義》的創(chuàng)作。

四

從小說理論批評的角度來看，毛氏父子（主要是毛宗崗）受到了金圣嘆的深刻影響，而在金圣嘆所忽視的歷史小說領(lǐng)域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見解。

（一）充分肯定了歷史小說的社會功能和藝術(shù)價值

毛宗崗認為，《三國演義》“作者之意，自宦官、妖術(shù)而外，尤重在嚴誅亂臣賊子，以自附于《春秋》之義，故書中多錄討賊之忠，紀(jì)弒君之惡?！m曰演義，直可繼麟經(jīng)而無愧耳”他再三強調(diào)：“《三國》一書，乃文章之最妙者”“讀《三國》一書，誠勝讀稗官萬萬耳。”“讀《三國》勝讀《西游記》”“讀《三國》勝讀《水滸傳》”“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為第一?！保ā蹲x三國志法》）他把《三國演義》與封建社會中被奉為“經(jīng)書”的《春秋》相提并論，對《演義》的社會價值的概括并不確切；把《演義》的藝術(shù)價值置于《水滸傳》《西游記》之上，亦不無偏頗之處。但這些看法，卻有助于提高歷史小說的地位。

（二）闡述了歷史小說與歷史事實的關(guān)系

一方面，毛宗崗強調(diào)了歷史小說對于歷史事實的依賴性，指出《三國演義》之所以是“文章之最妙者”，首先是因為“古事所傳，天然有此等波闊，天然有此等層折，以成絕世妙文”。（《讀三國志法》）“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第六十三回回評）說明歷史小說必須受基本史實的制約。另一方面，他并不反對合理的藝術(shù)虛構(gòu)，對成功的虛構(gòu)還大加贊許。如第三十九回所寫的火燒博望一節(jié)，歷史上本為劉備之事，《演義》卻虛構(gòu)成諸葛亮的初出茅廬第一功；對此，毛宗崗不僅不以為病，而且極力稱贊作品描寫之曲折多端，認為：“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目》例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于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哉！”同樣，對于“溫酒斬華雄”“三戰(zhàn)呂布”“連環(huán)計”“過五關(guān)斬六將”“群英會”“蔣干盜書”“草船借箭”“華容放曹”“三氣周瑜”“空城計”等膾炙人口的虛構(gòu)情節(jié)，毛氏也都嘖嘖稱贊，而不管它們是否符合具體的史實。由此可見，毛宗崗雖然未就藝術(shù)虛構(gòu)的價值和規(guī)律作出深入的理論概括，但他對歷史題材與藝術(shù)虛構(gòu)的關(guān)系的認識基本上是正確的。

（三）深入分析了《三國演義》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shù)辯證法

毛宗崗認為“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就在于《三國演義》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生動鮮明的藝術(shù)形象。其中，既有諸葛亮、關(guān)羽、曹操這樣的“三奇”“三絕”，即具有高度藝術(shù)概括力的典型形象，也有劉備、張飛、趙云、徐庶、龐統(tǒng)、周瑜、魯肅、陸遜、郭嘉、許褚、司馬懿等具有鮮明性格特色的人物。他通過細致的分析，總結(jié)了《演義》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主要方法。一是“用襯”，即在性格對比中刻畫人物。他說：“文有正襯反襯。寫魯肅老實，以襯孔明之乖巧，是反襯也；寫周瑜乖巧，以襯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襯也。譬如寫國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覺其更美；寫虎將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覺其更勇。讀此可悟文章相襯之法?！保ǖ谒氖寤鼗卦u）二是在性格沖突中刻畫人物。如在分析曹操與關(guān)羽的關(guān)系時，毛宗崗寫道：“曹操一生奸偽，如鬼如蜮，忽然遇著堂堂正正、凜凜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覺吾形穢’之愧，遂不覺愛之敬之，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關(guān)公，乃關(guān)公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耳。雖然，吾奇關(guān)公，亦奇曹操。以豪杰折服豪杰不奇，以豪杰折服奸雄則奇；以豪杰敬愛豪杰不奇，以奸雄敬愛豪杰則奇。夫豪杰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杰中有數(shù)之豪杰；奸雄而能敬愛豪杰，則是奸雄中有數(shù)之奸雄也。”（第二十六回回評）三是化靜為動，層層渲染，使讀者逐步加深對人物的印象。如針對《演義》第三回通過董卓、李儒的眼光來描寫呂布形象，毛宗崗在夾評中逐層批道：“先從李儒眼中虛畫一呂布。此處先寫戟”“又從董卓眼中虛畫一呂布。前只寫戟，此處添寫馬”“又雙從董卓、李儒眼中實寫一呂布?！比缓笮〗Y(jié)云：“看他先寫狀貌，次寫姓名，次寫妝束，先寫戟，次寫馬，次寫冠帶袍甲：都作數(shù)層出落，妙?！比绱朔治觯_實揭示了作者刻畫人物的妙處。四是隱而愈現(xiàn)，即通過對周圍環(huán)境及相關(guān)人物的描寫，來突出主要人物。如在評析劉備前兩次造訪茅廬而不遇諸葛亮的情節(jié)時，毛宗崗寫道：“此回極寫孔明，而篇中卻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于有處寫，正于無處寫。寫其人如閑云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威鳳祥麟之不可睹，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詠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為孔明，于此領(lǐng)略過半矣?！保ǖ谌呋鼗卦u）

（四）精辟剖析了《三國演義》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

毛宗崗這樣概括《三國演義》的總體藝術(shù)構(gòu)思和結(jié)構(gòu)特色：“敘三國，不自三國始也，三國必有所自始，則始之以漢帝。敘三國，不自三國終也，三國必有所自終，則終之以晉國”“《三國》一書，總起總結(jié)之中，又有六起六結(jié)。其敘獻帝，則以董卓廢立為一起，以曹丕篡奪為一結(jié)；其敘西蜀，則以成都稱帝為一起，而以綿竹出降為一結(jié)；其敘劉、關(guān)、張三人，則以桃園結(jié)義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為一結(jié)；其敘諸葛亮，則以三顧草廬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為一結(jié)；其敘魏國，則以黃初改元為一起，而以司馬受禪為一結(jié)；其敘東吳，則以孫堅匿璽為一起，而以孫皓銜璧為一結(jié)。凡此數(shù)段文字，聯(lián)絡(luò)交互于其間，或此方起而彼已結(jié)，或此未結(jié)而彼又起。讀之不見其斷續(xù)之跡，而按之則自有章法之可知也?！保ā蹲x三國志法》）這正抓住了《三國演義》的情節(jié)主線，突出了《演義》結(jié)構(gòu)宏大而又精密的優(yōu)勢。

（五）總結(jié)了《三國演義》所運用的種種藝術(shù)手法

在《讀三國志法》中，毛宗崗指出《三國演義》“有追本窮源之妙”“有巧收幻結(jié)之妙”“有以賓襯主之妙”“有同樹異枝、同枝異葉、同葉異花、同花異果之妙”“有星移斗轉(zhuǎn)、雨覆風(fēng)翻之妙”“有橫云斷嶺、橫橋鎖溪之妙”“有將雪見霰、將雨聞雷之妙”“有浪后波紋、雨后霡霂之妙”“有寒冰破熱、涼風(fēng)掃塵之妙”“有笙簫夾鼓、琴瑟間鐘之妙”“有隔年下種，先時伏著之妙”“有添絲補錦、移針勻繡之妙”“有近山濃抹、遠樹輕描之妙”“有奇峰對插、錦屏對峙之妙”。這十幾種“妙處”，主要是關(guān)于敘事方法的。毛宗崗總結(jié)這些藝術(shù)手法，有的顯然受到金圣嘆有關(guān)《水滸》藝術(shù)特色的論述的啟示，有的則出自他本人的創(chuàng)見。正是繼承前人與獨抒己見的結(jié)合，使毛宗崗關(guān)于《三國演義》藝術(shù)手法的論述呈現(xiàn)出比較詳盡而有條理的形態(tài)。

總的說來，毛宗崗在小說理論上的獨創(chuàng)性和系統(tǒng)性雖然不及金圣嘆，但是，他評改《三國演義》的影響之大，卻幾乎可與金圣嘆對《水滸傳》的評改相提并論；他對古代小說理論的發(fā)展，特別是古代歷史小說理論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因此，他不愧為繼金圣嘆之后的又一個古代小說理論大家，在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原載《海南大學(xué)學(xué)報》1991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xué)《復(fù)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xué)研究》1991年第12期轉(zhuǎn)載；《中國文學(xué)年鑒》1991—1992卷介紹了本文觀點）

1. 見陳翔華著《諸葛亮形象史研究》第300頁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2. 毛本《三國演義》卷首之《臨江仙》詞。
3. 見黃霖《有關(guān)毛本〈三國演義〉的若干問題》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4. 《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