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在中國小說史上，古典名著《三國演義》擁有六個第一：①它問世已經(jīng)六百多年，是學界公認的我國第一部成熟的長篇小說；②它總共寫了一千二百多個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約一千余人，這在所有古典小說中位居第一；③根據(jù)它改編的文藝作品門類之廣，數(shù)量之多，在所有小說中肯定第一；④與它有關(guān)的名勝古跡分布于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qū)，總數(shù)多達數(shù)百處，其他作品簡直無法望其項背，這又是第一；⑤與它有關(guān)的傳說故事數(shù)量之多，流傳之廣，在古典文學名著中同樣是第一；⑥論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響之廣泛與深遠，它無疑也是第一。它不僅在我國家喻戶曉，而且在亞洲各國和其他地區(qū)廣泛傳播，在世界文學名著之林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三國演義》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歡迎，其傳世版本數(shù)量之多，遠遠超過其他古代小說。不過，自清代康熙初期以來的三百多年間，流傳最廣，最為人熟知的版本，乃是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的《四大奇書第一種》（通稱“毛本《三國》”）。其實，在現(xiàn)存的大約三十種明代版本中，有幾種非常值得重視，其中，歷來最受關(guān)注的便是現(xiàn)存最早的版本——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一

長期以來，學術(shù)界習慣于把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為“嘉靖本”。然而，今存的嘉靖年間刻本還有一種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陽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傳》（簡稱“葉逢春本”），也可稱為“嘉靖本”。為了更加嚴謹準確，便于區(qū)分，前者宜簡稱為“嘉靖壬午本”或“嘉靖元年本”。

嘉靖壬午本正文卷首題署為：“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边@里的“晉平陽侯”并非陳壽的封爵，而是漏了一個字，當作“晉平陽侯相”，即平陽侯國的相（相當于縣令）。這一題署，反映了《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或傳抄刊刻者對史書《三國志》作者陳壽的敬重和在“崇史”心理下抬高小說地位的愿望，并非說羅貫中真的就是直接依據(jù)史書《三國志》來“編次”小說《三國演義》。我曾經(jīng)撰文指出：

對《三國演義》成書有直接影響的史書，主要有《三國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漢書》《資治通鑒》《通鑒綱目》?！谶@些史書中，《三國志》（包括裴注）乃是《三國演義》最重要的史料來源。

盡管《三國志》（包括裴注）為《三國演義》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為一部紀傳體的史書，它以人物傳記為主，重在記敘各種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業(yè)績，而表現(xiàn)歷史的總體面貌和各個局部的互動關(guān)系則非其所長，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記于多篇紀傳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夠明晰，有時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沒有也不可能為小說《三國演義》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敘事框架。承擔這一任務的，主要是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

《三國演義》固然以史書《三國志》為主要的史料來源，但同時也大量承襲了民間三國故事和三國戲的內(nèi)容；就褒貶傾向、主線設(shè)置、敘事時空處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響可能更大?！C觀整部小說，是在史傳文學與通俗文藝這兩大系統(tǒng)長期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雙向建構(gòu)的基礎(chǔ)上，通過作家天才的創(chuàng)造，才成就了這部煌煌巨著。

可以說，《三國演義》站在特定的歷史高度，博采傳統(tǒng)文化的多種養(yǎng)分，融會宋元以來的社會心理和道德觀念，“演”的是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文化之“義”，而不僅僅是史書《三國志》之“義”。

1929年，著名的前輩學者鄭振鐸先生發(fā)表《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一文，認為：“這一部嘉靖壬午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也許竟是羅氏此書的第一個刻本吧”“這許多（明代）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個來源，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的。其與嘉靖本大不同的地方，大都僅在表面上及不關(guān)緊要處，而不在正文?！贝苏f影響很大，成為此后數(shù)十年的主流觀點，以致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認識：①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②《三國演義》只有由嘉靖壬午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tǒng)；③在眾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只有嘉靖壬午本（一些人徑直稱之為“羅本”）和毛本《三國》兩種。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huán)樹博士、澳大利亞著名華裔學者柳存仁教授等先后對《三國》版本源流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新見。八十年代以來，特別是1987年1月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在昆明舉行首屆《三國演義》版本研討會以來，中國學者對《三國》版本的整理和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國外一些學者也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人們對《三國演義》版本的研究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對于嘉靖壬午本，形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堅持認為它是反映了《三國演義》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盡管嘉靖壬午本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三國》版本，卻是一個經(jīng)過較多潤飾和加工的整理本，它并非其他明代版本的來源，它與主要面向下層讀者的《三國志傳》乃是由羅貫中原作演變出來的并列的分支。這兩種觀點，目前仍在深入探討之中。

盡管認識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值得重視的一種明代《三國》版本。

二

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全書二十四卷，每卷十段，共計二百四十段。這里所說的“段”，以往學術(shù)界習稱為“則”；本書則依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例，稱為“回”。全書二百四十回，每兩回相當于毛本《三國演義》的一回。

與人們熟悉的毛本相比，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具有非常突出的特色。

1．為研究《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據(jù)。

長期以來，人們習稱《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但“元末明初”畢竟是一個籠統(tǒng)的時限，是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給出的一個模糊的時間定位。“元末”至少可以包含二三十年，“明初”也長達數(shù)十年，將二者合在一起，實在是一種不得已的做法；而《演義》的具體成書年代，則是一個至今尚未完全解決的“世紀課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多位學者在探討這一問題時，都不約而同地從嘉靖壬午本中尋找“內(nèi)證”。概括言之，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①書中保留的若干元代語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作品的時代特色。②書中共引用330余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jié)，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后人”“史官”。其中，“唐賢”一詞用了一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③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也可作為判斷《演義》成書年代的依據(jù)。盡管學者們對嘉靖壬午本是否為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書中小字注是否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還持有不同意見，對這些內(nèi)證的詮釋也有所不同，但它們畢竟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2．較好地保存了羅貫中本人的思想傾向。

眾所周知，《三國演義》具有“尊劉貶曹”的傾向，有人還把這稱為“封建正統(tǒng)思想”。事實上，“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為有關(guān)三國的各種文藝作品的基調(diào)，羅貫中只是順應廣大民眾的意愿，繼承了這種傾向。它主要反映了廣大民眾按照“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標準對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選擇，具有歷史的合理性。羅貫中在表現(xiàn)這種傾向時，并未簡單化，而是以大開大闔的筆觸，藝術(shù)化地展現(xiàn)了曹操在漢末群雄中脫穎而出，逐步戰(zhàn)勝眾多對手的豪邁歷程，突出地表現(xiàn)了曹操過人的膽略和非凡的才能，又不時地揭露曹操奸詐的作風、殘忍的性格和惡劣的情欲；而在曹操與劉備、諸葛亮的對比中，則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惡德劣行。這樣，就兼顧到曹操性格的各個側(cè)面，表現(xiàn)了一個杰出藝術(shù)家對歷史的尊重，對人物性格豐富性的追求。在這方面，嘉靖壬午本比毛本做得更好。

其一，書中第一次寫曹操出場就用了濃墨重彩，寫得有聲有色：“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nèi)熟諳韜略?！保ǖ?回。下引此書，只注回次。）緊接著又介紹了許劭給予他“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和他初任洛陽北部尉即敢于棒責權(quán)貴的果毅行為。這就收到了先聲奪人的效果，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試比較第1回中劉備的出場：“時榜文到涿縣張掛去，涿縣樓桑村引出一個英雄。那人平生不甚樂讀書，喜犬馬，愛音樂，美衣服。少言語，禮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笨梢哉f，兩者的形象都本于歷史事實，而對曹操的描繪顯然更為引人注目。

其二，在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塑造的幾十個主要人物中，只有關(guān)羽被稱為“關(guān)公”，曹操被稱為“曹公”。這說明羅貫中盡管有“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卻仍然盡量忠實于歷史，把曹操看作高人一籌的人物。

其三，羅貫中為了突出曹操的政治軍事才干，除了根據(jù)史實描寫曹操先后破李傕和郭汜，擊袁術(shù)、殺呂布、破袁紹、征烏桓、降劉琮、敗馬超、收張魯，逐步統(tǒng)一北方等重大事功以外，還虛構(gòu)了一些故事情節(jié)。例如，虛構(gòu)曹操借刀刺董卓的情節(jié)（第8回），以表現(xiàn)他的膽識和機敏；虛構(gòu)曹操矯詔起兵，召集十八路兵馬共討董卓的情節(jié)（第9回），以表現(xiàn)他的慷慨不群，敢作敢為。這些情節(jié)，在《三國演義》有關(guān)曹操的篇幅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

其四，嘉靖壬午本在寫到曹操病死以后，引了后人的詩、論、贊共七段（第156回）。其中，前面四段都是對曹操大加褒獎的。第一段（“后史官有詩曰”）熱烈贊頌了曹操芟刈群雄之功，起句便是：“雄哉魏太祖，天下掃狼煙。”結(jié)句則是：“豪杰同時起，誰人敢贈鞭？”簡直把曹操的軍功說成了天下第一。第二段（“史官擬《曹操行狀》云”）則依據(jù)《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中對曹操的頌揚改寫而成，全面地肯定了曹操的政治、軍事、文學才能和執(zhí)法嚴峻、生活節(jié)儉等品質(zhì)。第三段即系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中的評語，對曹操的評價也是很高的。第四段（“宋賢贊曹操功德詩曰”）指出曹操“雖秉權(quán)衡欺弱主，尚有禮義效周文。當時若使無公在，未必山河幾處分?！睂τ诓懿佟皰短熳右粤钪T侯”持明確的肯定態(tài)度。第六段（“唐太宗祭魏太祖曰”）說曹操“一將之智有余，萬乘之才不足”，這雖說不上是怎樣的褒，也說不上是怎樣的貶。實際上，唐太宗認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并不是什么過錯（李淵李世民父子在隋末天下大亂時立代王楊侑為帝，同樣也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惋惜他就此止步，安于當周文王，不肯痛痛快快地取漢獻帝而代之，所以說他“萬乘之才不足”。只有第五段（“前賢又貶曹操詩曰”）和第七段（“宋鄴郡太守晁堯臣登銅雀臺，有詩嘆曰”）才是貶抑曹操的。很明顯，羅貫中把這七段有褒有貶、褒勝于貶的詩、論、贊放在一起，表現(xiàn)出一種比較客觀的態(tài)度。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說，嘉靖壬午本對于曹操的描寫，總的是做到了把藝術(shù)真實建立在歷史真實的基礎(chǔ)之上。它寫出了曹操性格的各個側(cè)面，豐滿生動，真實可信，某些細部比毛本正確：或更符合史實，或更合乎情理，或沒有某些形誤和缺漏。

毛本經(jīng)過精雕細刻，總體藝術(shù)質(zhì)量超過了明代版本，這是它成為三百余年來最流行的《三國》版本的根本原因。然而，毛本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某些局部，毛本誤，嘉靖壬午本卻不誤。例如，毛本第1回說張飛“字翼德”，是一個流傳很廣的錯誤；據(jù)《三國志·蜀書·張飛傳》，當作“字益德”，而嘉靖壬午本第1回正作“字益德”。又如，毛本第24回說董貴妃（當作“董貴人”）“乃董承之妹”，大誤；據(jù)《后漢書·后紀》，董貴人乃董承之女。這是因為毛宗崗誤解了《三國志·蜀書·先主傳》中“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一語，以為“舅”即后世所謂“舅子”（妻子的兄弟）。其實，裴松之特地為此加了一句按語：“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話說得非常明白：董承乃漢獻帝的丈人（岳父）。這與《后漢書·后紀》關(guān)于董貴人系董承之女的記載完全一致。嘉靖壬午本第47回正作“乃董承親女”。再如，毛本第60回詩贊張松，第二句是“清高體貌疏”?！绑w貌疏”意不通，系因“體”“禮”二字之繁體形近而誤。而嘉靖壬午本第119回作“清高禮貌疏”，就文從字順，毫無問題。另如，毛本第82回寫夷陵之戰(zhàn)前期，孫權(quán)“封孫桓為左都督，朱然為右都督”，然后敘述“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屯于宜都界口”，卻未敘述朱然駐扎何處，造成明顯的遺漏。嘉靖壬午本第164回則寫道：“朱然引二萬五千水軍，于大江之中結(jié)營；孫桓引二萬五千馬軍，于宜都界口結(jié)營?！本蛿⑹鐾暾?，針線細密。這些地方，均可根據(jù)嘉靖壬午本來校正毛本之誤。

4．附錄文獻也具有重要價值。

嘉靖壬午本正文前附有兩篇重要文獻：一是庸愚子（蔣大器）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一是修髯子（張尚德）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引》，均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特別是歷史演義小說發(fā)展史上最早的理論批評篇章。

庸愚子的《序》，第一次對歷史演義小說作了比較全面而精煉的論述：肯定了它“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的重要認識價值，指出了它“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于心胸”的閱讀優(yōu)勢，概括了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語言特色和雅俗共賞的接受效果。這些觀點，對后世影響很大，奠定了中國歷史演義小說理論的基礎(chǔ)。

修髯子的《引》，不僅概括了歷史演義小說“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的教化作用和藝術(shù)感染力，而且提出了“羽翼信史而不違”的觀點，從而成為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和評論中“羽翼信史”派的最初代表者之一。

在這兩篇重要文獻之后，還有一篇《三國志宗僚》，分別列出蜀、魏、吳的一批人物。長期以來，不少人把這篇《三國志宗僚》視為小說《三國演義》的人物表，由此得出“《三國演義》寫了400多個人物”的錯誤認識，并將這一錯誤認識寫進多種文學史、小說史，以訛傳訛，積非成是。為此，我曾特撰《〈三國志宗僚〉考辨》一文，明確指出：《三國志宗僚》決非小說《三國演義》的人物表，它大致抄錄自陳壽所著史書《三國志》的目錄（包括紀、傳和附傳），其中所列人物共計508人。因此，所謂“《三國演義》寫了400多個人物”的說法，乃是粗枝大葉的產(chǎn)物，完全是錯誤的。《三國志宗僚》不僅不是小說《三國演義》的人物表，而且在撮錄史書《三國志》的時候，還產(chǎn)生了不少錯誤。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三國志宗僚》肯定不是羅貫中原作所有。在《三國演義》不斷傳抄，逐步擴大影響的過程中，為了迎合尊崇史籍，“以史為鑒”的社會心理，進一步提高《三國演義》的地位，有“好事者”把史書《三國志》的紀傳目錄抄錄下來，置于《演義》卷首，使其在形式上“亦庶幾乎史”。這種做法，得到了其他傳抄者的認同和仿效，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后來的刊刻者所接受。今存的多種明代《三國》版本，都有這樣一份來自史書《三國志》的人物名單，就是這個道理。

三

明清兩代的所有《三國》版本，都存在大量的“技術(shù)性錯誤”，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也不例外。

所謂“技術(shù)性錯誤”，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并非作品藝術(shù)虛構(gòu)和藝術(shù)描寫的需要，而純粹由于作者知識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時筆誤或者傳抄、刊刻之誤而造成的，屬于技術(shù)范疇的錯誤。它們與那些由于作者的世界觀、歷史觀和藝術(shù)觀而產(chǎn)生的作品內(nèi)容上的缺陷和藝術(shù)上的不足，完全是兩碼事。“技術(shù)性錯誤”可以分為五個大類：①人物錯誤，包括人名錯訛、人物字號錯訛、人物身份錯訛、人物關(guān)系錯訛、人物彼此混淆等；②地理錯誤，包括政區(qū)概念錯誤、大小地名混淆、誤用后代地名、古今地名混用、方位錯亂等；③職官錯誤，包括職官混稱、隨意杜撰、官爵文字錯訛等；④歷法錯誤，包括引用史書而錯寫日期、干支錯誤、杜撰歷史上沒有的日期等；⑤其他錯誤，包括歷史人物年齡誤差、名物描寫前后矛盾等（詳見筆者的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校注本的《校注說明》）。它們數(shù)量驚人，在嘉靖壬午本中，便多達一千余處。

自1990年以來，我曾經(jīng)多次提出以下觀點?！度龂犯鞣N版本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不是作者藝術(shù)構(gòu)思的產(chǎn)物，不是組織情節(jié)、塑造人物所必須；相反，從本質(zhì)上看，它們是違背作者本意的，甚至是被傳抄者、刊刻者、評點者加在作者頭上的，是不應有的差錯，不僅應該指出，而且應該糾正。在小說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讀者文化水準已經(jīng)大大提高的今天，人們閱讀《三國演義》，不僅是為了獲取審美的愉悅，而且是為了得到知識的滋養(yǎng)和智慧的啟迪。這樣，書中隨處可見的“技術(shù)性錯誤”，就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作品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同時，還要看到，對《三國演義》的改編正日益興旺，如果不糾正小說原著的“技術(shù)性錯誤”，也會給改編工作造成種種漏洞，使電影、電視、連環(huán)畫等藝術(shù)品種在表現(xiàn)上遇到不應有的困難；在《三國演義》的外文翻譯中，“技術(shù)性錯誤”也會造成許多不應有的障礙。因此，從弘揚民族文化的高度看問題，對《演義》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就是要認真校正。這是有功于羅貫中、有益于廣大讀者的大好事。

過去，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從未經(jīng)過認真的校理。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靖壬午本的排印本，卷首有章培恒、馬美信先生撰寫的《前言》，產(chǎn)生過相當大的影響。然而，此本正文則是民國初期汪原放的標點本，既無校記，也無注釋，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整理本。1993年5月，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校注的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出校記大約兩千條，加注釋將近兩千條，可以說是嘉靖壬午本的第一個系統(tǒng)的整理本，也是迄今唯一的整理本。此本曾經(jīng)兩次再版，受到國內(nèi)外同行的好評。

轉(zhuǎn)眼又是十幾年了，“花山本”早已售罄，而對嘉靖壬午本整理本的需求仍相當旺盛。有鑒于此，在文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在“花山本”的基礎(chǔ)上，再次進行校注。在“?！钡姆矫妫瑓⒖剂烁嗟拿鞔姹?，特別是與以前無法看到、刊刻時間僅次于嘉靖壬午本的葉逢春本詳加對照，使得校改依據(jù)更加堅實有力；在此過程中，修訂了部分校記，并新增一些校記。在“注”的方面，我對全部注釋逐條檢查，修訂了部分注釋，并新增少量注釋，意在為讀者提供更多的幫助。因此，這次的校注本，整體質(zhì)量又有所提高。

十八年來，我整理出版了多種《三國》版本，受到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同行的高度評價和廣大讀者的歡迎。在我二十六年來研究《三國》的全部成果中，應該說耗費心血最多、學術(shù)價值最高的成果，便是對這些版本的整理。盡管我在傳統(tǒng)的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礎(chǔ)上，采取了盡可能穩(wěn)妥的做法，積累了一些經(jīng)驗，但這畢竟是一項開拓性相當強的工作，不當之處難以完全避免。衷心希望學界同行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以便今后做得更加完善。

2007年7月于錦里誠恒齋（原載《廣東技術(shù)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1. 沈伯?。骸丁慈龂尽蹬c〈三國演義〉關(guān)系三論》，載《福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2. 原載《小說月報》二十卷十號，先后收入鄭氏論文集《中國文學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鄭振鐸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
3. 參見拙作《〈三國演義〉版本研究的新進展》，載《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5期。
4. 參見本書前揭文《世紀課題：關(guān)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5. 原載《文學遺產(chǎn)》1999年第5期，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
6. 參見拙作《重新校理〈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原載《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6期）、《再談重新校理〈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原載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二號，1996年7月）。兩文均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亦收入本書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