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中國文化走出去

1950年，在時任對外文化聯(lián)絡事務局局長洪深的倡議和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的大力支持下，作家葉君健開始著手籌辦《中國文學》雜志，旨在向外國讀者介紹新中國文學。一年之后的1951年，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受邀攜同美國友人沙博理（Sidney Shapiro）共同創(chuàng)辦《中國文學》雜志英文版。自此，中國文學在新的時期打通了走向世界的通道。1960和1980年代《中國文學》雜志迎來了自己的兩個黃金期。^[1]1981年，為了滿足海外讀者日益增加的需求，《中國文學》推出《熊貓叢書》系列。2001年《中國文學》及其下屬的《熊貓叢書》終止出版。在這50年間，“《中國文學》雜志出版了590期，熊貓叢書出版190多種，介紹作家、藝術家2000多人次，譯載文學作品3200篇”^[2]?！吨袊膶W》雜志一度成為外國文學愛好者了解中國文學的唯一渠道?！吨袊膶W》雜志在對外推介中國文化方面居功至偉。

進入2000年以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呼聲越來越高，受到的關注也日益增多。國內各機構創(chuàng)建了形形色色的文學外譯工程和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其中包括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新聞出版總署發(fā)起并實施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2005年蘇州大學成立的“海外漢學（中國文學）中心”、2006年中國作協(xié)啟動的“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譯介工程”、2008年國家圖書館成立的“海外中國學”文獻研究中心、2009年推出的“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此外，地方上也紛紛推出“本地文學海外翻譯計劃”。中國文學外譯事業(yè)方興未艾，并且短短幾年，便已成績斐然。其中《大中華文庫》項目擬譯選題達200種，迄今已出版100余種。^[3]就中國當代文學而言，已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譯出版到國外。^[4]

乍看之下，中國文學外譯事業(yè)似乎又迎來了新的高潮。然而，在華麗的數據之下，卻也暗藏隱憂。僅從譯介數量上看，無論是《中國文學》雜志、《熊貓叢書》系列，抑或是21世紀以來以《大中華文庫》為代表的各種中國文學譯介工程，確實可謂碩果累累，但如果從海外傳播、接受的實際效果上看，卻又是另一番景象?！吨袊膶W》雜志在度過了1980年代的繁華之后，從1990年代開始，海外讀者日益減少。雜志的發(fā)行量一路下滑，從開始的3000多萬冊跌至1995年的535.4萬冊。^[5]2001年，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雜志最終停刊。此外，《大中華文庫》的海外接受同樣境遇尷尬，在所譯的一百七八十冊作品中，除個別選題被國外出版機構看中購買走版權外，多數并未進入海外市場。^[6]

當前中國文學外譯規(guī)模爆發(fā)式增長與所譯作品海外接受效果不盡如人意的巨大反差引發(fā)了各界的熱烈討論。導致這一反差的原因眾多：翻譯質量良莠不齊、待譯作品選擇不當、中西文化地位不平等、中國“軟實力”的欠缺、出版發(fā)行渠道不暢、對目的語讀者缺乏了解等。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逐漸成為國家大政方針重要組成部分的背景下，“如何走出去”便成為一個亟待解答，卻又困難重重的問題。

二 中國文學外譯研究

從學術研究的視角來看，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具有跨學科的特點。而從當前的研究現(xiàn)狀看來，開展中國文學外譯研究的學科主要為海外漢學、翻譯學和文學。各學科學者嘗試從不同理論視角來探討這一當下熱門話題，例如傳播學、比較文學、社會學、文化翻譯學，等等。截至目前，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研究現(xiàn)已頗具規(guī)模。耿強^[7]、鄭曄^[8]、崔艷秋^[9]、鮑曉英^[10]、孫會軍^[11]等分別在博士論文或專著中從多個角度回顧了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并且主要是美國的譯介情況。而相關期刊論文的數量更是頗為可觀。

然而，總體而言，目前國內對中國文學外譯的研究才剛剛起步，還存在諸多不足。學者李琴、王和平通過對2007～2016年中國知網CSSCI來源期刊的相關論文進行調查后指出，現(xiàn)有的中國文學外譯研究同質化嚴重，尚需在四個方面進一步深化和加強。第一，加強系統(tǒng)科學觀對研究的指導?，F(xiàn)有研究缺乏動態(tài)、系統(tǒng)科學觀的指導，呈現(xiàn)出靜態(tài)化、孤立化和零散化的面貌，仍在集中探討微觀的語言轉換策略，而沒有對譯本選擇、譯者、讀者接受以及整體的譯介發(fā)展歷程等宏觀因素展開全面的動態(tài)研究。第二，研究方法和視角有待拓展。現(xiàn)有研究方法多以個人主觀經驗為主，缺乏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第三，加強翻譯批評研究，強化翻譯理論與實踐的聯(lián)系。第四，加強中國文學在非英語國家的譯介研究。^[12]談及“海外”，學界多以“歐美”為中心，論及“歐美”，又總以“英、美”為代表。雖然英語在世界上的使用范圍最為廣泛，從學術角度自然應給與更多關注。但如果僅以“英、美”來代指“海外”，則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實際上，海外不同國家的文學市場和讀者對中國文學的認知與期待并不完全相同，有些甚至差別明顯。因而有必要在研究中對“海外”這一概念進行細分。

以德國為代表的德語國家無論是經濟地位還是文化實力都位居世界前列。據統(tǒng)計，在世界范圍內，德語出版物的數量排名第三，法語出版物排名第二，排名首位的為英語出版物。^[13]德語文化的世界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德國還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翻譯出版物的國家，共計269724冊（1979～2014）。^[14]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中德之間的關系也非同一般，數據顯示，譯自德語的圖書數量在中國所有的翻譯出版物中排名第五。2011和2012年，中國更是成為引進德語圖書數量最多的國家，分別購買了1072和1050種圖書的版權。中國也借此成為德國書商最重要的貿易伙伴。^[15]然而，數據也引出一個問題：中文或中國文學類圖書在德語地區(qū)的譯介情況如何？

面對中國文學，德國漢學界一向有“重古輕今”的學術傳統(tǒng)^[16]，德國有關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棟，蔚為大觀。與其相比，關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學術著作數量則很少。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2005年撰寫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此外，還有像馬漢茂（Helmut Martin）、梅薏華（Eva Müller）、鮑吾剛（Wolfgang Bauer）等一眾漢學家對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著述。然而，由于漢學家本就精通漢語，無需依賴翻譯，因而他們有關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著作關注的多是文學本身，對于翻譯問題多是一筆帶過。關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翻譯問題在這些著述中只是零星可見。專門從翻譯角度展開的研究屈指可數。而與國外研究相比，國內的文學譯介研究起步更晚，基本上在進入21世紀之后才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并且在2010年前后才開始相對集中地出現(xiàn)相關研究論述。研究成果多為期刊文章、專著或者博士論文等。

經查證，與中國文學德譯相關的國內外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分別為概述式研究、個案研究和名人訪談。概述式研究多以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為界，回顧、總結中國文學在該歷史階段內的譯介狀況，屬歷時研究，這類研究國內最早可追溯至1988年俞寶泉發(fā)表在《國際論壇》第1期上的《中國文學在民主德國》。作者在這篇短文中粗略回顧了中國文學1949年以來在民主德國的譯介情況，列舉了一些獲得譯介的知名作品和作家，其中既包含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亦有中國古典文學，甚至還包括語言詞典的編纂、出版情況。雖然文章具有一定的宣傳性質，但依然具備一定的文獻價值。概述類研究在國內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曹衛(wèi)東^[17]、謝淼^[18]和孫國亮^[19]。德國的代表學者為馬漢茂^[20]、雷丹（Christina Neder）^[21]、尹虹（Irmtraud Fessen-Henjes）^[22]、司馬濤（Thomas Zimmer）^[23]、漢雅娜（Christiane Hammer）^[24]和吳漠?。∕artin W?sler）^[25]。與概述式的廣泛覆蓋不同，個案研究多選取某一特定的中國當代作家或者某一特定的當代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展開以點帶面的研究，代表學者如宋健飛^[26]、崔濤濤^[27]、陳民^[28]、孫國亮^[29]、趙亙^[30]、張世勝^[31]。名家感悟與訪談則多是以德國漢學家和翻譯家的個人經驗總結為內容的訪談或者學術會議報告，例如劉江凱的《關于中國文學研究與中國當代文學——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訪談》、高立希的《我的三十年——怎樣從事中國當代小說的翻譯》、中國網的《致力于文化交流——漢學家阿克曼的中國不了情》、杜雪琴的《當代中國文學在德國——烏爾里希·雅奈茨基訪談錄》。^[32]

綜合來看，雖然國內外學界看待中國當代文學德譯的視角眾多，涉及多個層面，但基本得出以下兩點共識：首先，中國當代文學在德國的整體傳播和接受情況不佳，背后原因紛繁復雜；其次，中國當代文學德譯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活動，參與者與構成環(huán)節(jié)眾多，并且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絕不僅僅只是文本的翻譯那么簡單，因而中國當代文學在德國接受不佳的原因自然也就眾說紛紜。當前的研究中雖不乏真知灼見，但研究整體呈現(xiàn)出零散、個人化的特點。與中國文學英譯研究相比，中國當代文學乃至中國文學德譯研究略顯滯后。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研究對象上來看，現(xiàn)有的研究要么將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要么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為一個整體，還沒有對于中國當代小說在德語世界的譯介情況進行專門探討的。整體性的研究雖然能夠在文學類別和時間跨度上涵蓋更廣的范圍，但最終卻不免會使研究存在廣而不深之嫌。此外，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以及中國當代文學雖在時間上存在承續(xù)關系，但在內容上卻截然不同。再者，不同時期的文學又可細分為不同的文學體裁，如小說、詩歌、戲劇等，而不同文學體裁又呈現(xiàn)出迥異的文本和發(fā)展特點。雖然研究的主題關乎譯介，但譯介活動與文學本體之間的密切關系使文學本體在時間和類別上的差異性成為譯介研究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看，現(xiàn)有的中國文學德譯研究似乎顯得有些“簡單粗暴”，譯介研究需要進一步細化。

第二，從理論視角上看，當前的研究除個別從文學角度出發(fā)談及譯介之外，鮮有運用翻譯理論展開研究，正是由于研究缺乏科學的理論架構，當前研究在談及譯介問題時才會出現(xiàn)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現(xiàn)象。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統(tǒng)性尚有所欠缺。

第三，從研究方法上看，當前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為主，量化研究明顯不足。除了雷丹、馬漢茂、崔濤濤、孫國亮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過定量的研究方法，其余研究則仍屬于定性研究，尤其是名人感悟和訪談類研究。因此，目前中國文學德譯研究在方法上還比較單一，系統(tǒng)的定量研究成果不足。

綜上，國內外學界對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德譯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研究的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皆有待進一步加強，還具有較大的拓展和完善空間。

三 研究思路及各章主旨

用數據說話是本書的一大特色，為此本書以德國衛(wèi)禮賢翻譯中心數據庫和東亞文學雜志數據庫這兩大中國文學德譯出版信息數據庫為基礎，建立1978～2017年中國當代小說德譯信息出版數據庫，并將其作為系統(tǒng)回顧1978年以來中國當代小說德譯發(fā)展歷程的重要工具。在此基礎上，以傳播學和文化翻譯學相關理論為基礎，構建出文學譯介模式，圍繞譯介模式中的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者、譯介渠道、譯介受眾和譯介效果等要素來梳理1978年以來中國當代小說德譯的譯介史。在此過程中同時探究譯介活動的影響因素，如意識形態(tài)、詩學、贊助人等。研究關注的焦點不再僅僅局限在譯本的微觀翻譯策略層面，而是從更為宏觀的社會歷史文化視角來審視譯介活動及其影響。再者，本書還選取不同譯介周期內的典型個案，用點面結合的方式來實現(xiàn)理論與數據間的互證，進而論證所構建的文學譯介模式的適切性，并以此在研究路徑上實現(xiàn)從宏觀到微觀。

此外，在結合數據和文學譯介模式梳理譯介史的同時，研究關注的另一焦點在于構建中國當代小說德譯與中國當代小說本體發(fā)展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的核心理念在于將中國當代小說德譯本及其誕生和接受的過程視為一面鏡子，一方面將其作為“歷史之鏡”來反映德語地區(qū)對中國當代小說及中國當代文學整體的接受態(tài)度和偏好，了解中國當代文學在德語地區(qū)的整體生態(tài)；另一方面將中國當代小說德譯視為“他者之鏡”，探究從自身到他者這一變化過程中所發(fā)生的碰撞、變形、質疑以及認同，并以此來反觀中國當代小說自身。一如戴得尤斯（Karl Dedecius）所言，深入異語的靈魂，我們才能真正發(fā)現(xiàn)自身語言的潛力和美妙之處。^[33]這一觀點并不僅僅適用于語言，同樣也適用于文學。通過深入德語中的中國當代小說來看待中國當代小說本體，我們同樣能夠發(fā)現(xiàn)其未被發(fā)掘的“美”以及存在的不足，從而獲得對中國當代小說更為全面、深入的認識。

本書除緒論和結論外，主體部分共分五章。

第一章，結合傳播學構建中國文學外譯的譯介模式。該章共分五個小節(jié)。第一節(jié)簡述“翻譯即傳播”的概念，討論翻譯活動同大眾傳播之間的相同之處。第二節(jié)引入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由傳播者、訊息、渠道、受傳者和傳播效果五個環(huán)節(jié)構成的傳播模式。第三節(jié)，依照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式構建初步的由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者、譯介渠道、譯介受眾和譯介效果六部分組成的譯介模式。第四節(jié)，借助文化翻譯學中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和操控理論，引入影響翻譯活動的外在因素，即意識形態(tài)、詩學和贊助人，再結合之前的譯介模式建立起完整的文學譯介模式。第五節(jié)，依據所構建的文學譯介模式來分析文學譯介活動的特點，提出文學譯介活動的歷史觀、整體觀和語境觀。

第二章，以數據分析為基礎，概述中國當代小說從1978～2017年在德語世界的譯介與接受。該章分為八個小節(jié)。第一節(jié)著重介紹作為本書研究對象的中國當代小說的內涵與外延以及構成本書量化研究基礎的中國當代小說德譯出版信息數據庫。第二節(jié)簡要回顧中國當代小說1978年以前的譯介情況。第三節(jié)通過對數據庫的初步分析大體呈現(xiàn)中國當代小說1978～2017年所經歷的三個周期。第四節(jié)詳述中國當代小說德譯的不同渠道和載體，例如報紙、雜志、文集或單行本的圖書。由于不同載體所覆蓋的讀者群體規(guī)模不同，因而可以通過譯介渠道的分析更為真實地了解中國當代小說在德語世界的生存境況。第五節(jié)主要圍繞譯介主體展開論述，并將考察的重點放在文集/單行本的出版機構上，具體又分為德語地區(qū)的出版機構和中國官方出版機構。之后又從德語地區(qū)參與譯介的78家出版社中選取了15家知名出版社展開進一步分析，從而更為真實地了解中國當代小說在德語地區(qū)，尤其是學術圈之外的整體譯介與傳播情況。第六節(jié)概述譯介的內容，并通過對譯介作品的分析探究譯介選題的整體特點和偏好。第七節(jié)結合數據梳理中國當代小說德譯的譯者構成。第八節(jié)為本章小結。

第三章，詳述1978～1991年中國當代小說經歷的第一個譯介高潮。本章在內容上大致可分為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以數據分析為基礎來呈現(xiàn)20世紀80年代前后中國當代小說的譯介面貌，再結合中國當代小說本體的發(fā)展以及東西德國的社會政治局勢的發(fā)展變化來解釋造成這一譯介高潮的原因和影響因素。第二部分則以圖書銷量和媒體評論數量為標準而選取的這一時期在德語地區(qū)取得成功的小說作品《沉重的翅膀》作為個案，從文本的刪節(jié)和文化專有因素的處理出發(fā)，通過文本對比分析來探究影響譯介效果的文本外與文本內因素，例如：意識形態(tài)、詩學、贊助人、作品語言特點、譯者以及翻譯策略。

第四章，細述1992年市場化之后中國當代小說德譯的發(fā)展歷程，具體包括第二（1992～1999）和第三（2000～2017）兩個譯介時期。與第三章的思路保持一致，該章同樣可以分為宏觀與微觀兩個部分，宏觀部分除了以數據還原第二和第三個周期的譯介原貌之外，同時關注兩個周期內中國當代小說本體以及德語各國的社會政治發(fā)展、探討數據背后隱藏的深層因素以及與上一譯介周期的不同之處。微觀部分則分別選取1990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成功譯本《美食家》與《兄弟》作為個案；從文化專有項的翻譯出發(fā)，探討影響譯介效果的文本內外因素及其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在最后對三個個案的成功因素進行了共時和歷時的對比分析。

第五章，根據媒體評論數量和評論內容分析中國當代小說在德語地區(qū)的接受效果。首先，通過整體的媒體評論數量統(tǒng)計和整理來總結1978年以來在德語地區(qū)取得熱烈反響的作品。其次，通過對《法蘭克福匯報》上的評論文章進行分析，探討德語讀者對中國當代小說的解讀視角及其成因。

[1] 參見何明星《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出版?zhèn)鞑?0年》，《出版廣角》2013年第7期。

[2] 徐慎貴：《〈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歷史貢獻》，《對外大傳播》2007年第8期。

[3] 參見謝天振《中國文學走出去：問題與實質》，《中國比較文學》2014年第1期。

[4] 參見儲常勝《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出版：困與道》，《出版發(fā)行研究》2015年第2期。

[5] 參見王國禮《建國后中國文學的英語外譯作品及其傳播效果研究》，《東南傳播》2014年第6期。

[6] 參見謝天振《中國文學走出去：問題與實質》，《中國比較文學》2014年第1期。

[7] 參見耿強《文學譯介與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熊貓叢書”英譯中國文學研究》，上海外國語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8] 參見鄭曄《國家機構贊助下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以英文版〈中國文學〉（1951-2000）為個案》，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9] 參見崔艷秋《八十年代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在美國的譯介與傳播》，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10] 參見鮑曉英《中國文學“走出去”譯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譯作品美國譯介為例》，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該博士論文之后以專著形式出版，名為《莫言小說譯介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

[11] 參見孫會軍《葛浩文和他的中國文學譯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

[12] 參見李琴、王和平《國內翻譯與中國文學走出去研究：現(xiàn)狀與展望——一項基于CSSCI源刊的共詞可視化分析（2007～2016）》，《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13] 參見加塞爾（Maria Gasser）《中國當代小說德譯研究：中德文學翻譯流1990-2009》，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第24頁。

[14] 參見加塞爾（Maria Gasser）《中國當代小說德譯研究：中德文學翻譯流1990-2009》，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第26頁。

[15] 參見加塞爾（Maria Gasser）《中國當代小說德譯研究：中德文學翻譯流1990-2009》，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第27頁。

[16] 參見關愚謙《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國門？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翻譯家》，《翻譯家的對話》，作家出版社，2011，第49頁。

[17] 參見曹衛(wèi)東《中國文學在德國》，花城出版社，2002。

[18] 參見謝淼《德國漢學視野中的中國當代文學（1978-2008）》，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除博士論文外，謝淼還有幾篇期刊文章探討中國當代文學德譯問題，如《學院與民間：中國當代文學在德國的兩種譯介渠道》，《中國文學研究》2010年第3期；《新時期文學在德國的傳播與德國的中國形象建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2期；《譯介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時代潮流與文化場域——中國當代文學在兩德譯介的迥異狀況》，《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2014年第2期。

[19] 參見孫國亮、李斌《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在德國的譯介研究概述》，《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

[20] 參見Helmut Martin：Sch?ne dritte Schwester，Dortmund：Projekt Verlag，1996。

[21] 參見Neder，C.：“Rezeption der Fremde oder Nabelschau？”，載：Martin，H./Christiane Hammer（Hg.）：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612-626。

[22] 參見Fessen-Henjes，I.：“übersetzen chinesischer Literatur in der DDR-Ein Rückblick”，載：Martin，H./Christiane Hammer（Hg.）：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627-642。

[23] 參見Zimmer，T.：“Das Stiefkind der Globalisierung.Einige überlegungen zum Problem des übersetzens aus dem Chinesischen”，載：Martin，H./Christiane Hammer（Hg.）：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643-652。

[24] 參見Hammer，C.：“Kulturaustausch im Modernisierungsrausch.über neuere Literatur aus der VR China，die Rolle der Autoren und die Politik des deutschsprachigen Buchmarkts”，載：Martin，H./Christiane Hammer（Hg.）：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653-671。1997年馬漢茂主持召開了德國漢學協(xié)會第八屆年會，全面總結德語區(qū)漢學的歷史，并與1999年將大會報告結集出版，名為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該書于2005年被譯為中文在國內出版，名為《德國漢學：歷史、發(fā)展、人物與視角》，雷丹、尹虹、司馬濤和漢雅娜四人的著述便收錄于該文集，是迄今德國漢學界從翻譯視角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德譯最系統(tǒng)、最集中，同時也是最為全面的闡述。

[25] 參見Martin，W?sler（Hg.）：Chinesische Literatur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Bochum：Europ?ischer Universit?tsverlag，2010。

[26] 參見宋健飛《德譯中國文學名著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

[27] 參見Cui Taotao：Der chinesische Literaturnobelpreistr?ger Mo Yan in Deutschland-Werke，übersetzungen und Kritik，Würzburg：K?nighausen & Neumann，2015。

[28] 參見陳民《蘇童在德國的譯介與闡釋》，《小說評論》2014年第5期。

[29] 參見孫國亮、李偲婕《王安憶在德國的譯介與闡釋》，《小說評論》2018年第5期；孫國亮、沈金秋：《張潔作品在德國的譯介與接受研究》，《當代文壇》2019年第6期。

[30] 參見趙亙《新時期女性作家在德語世界的譯介與接受》，《小說評論》2017年第5期。

[31] 參見張世勝《賈平凹在德語國家的譯介情況》，《小說評論》2017年第3期。

[32] 參見劉江凱《關于中國文學研究與中國當代文學——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訪談》，《文藝現(xiàn)場》2011年第1期；高立希：《我的三十年——怎樣從事中國當代小說的翻譯》，《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5年第1期；《致力于文化交流——漢學家阿克曼的中國不了情》，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7/08/content_15975693.htm，2006；杜雪琴：《當代中國文學在德國——烏爾里?！ぱ拍未幕L談錄》，《外國文學動態(tài)》2011年第2期。

[33] 參見Dedecius，K.：Vom übersetzen，Theorie und Praxis，F(xiàn)rankfurt/M：Suhrkamp Verlag，1986，176，原話為：Durch das Eindringen in den Geist der fremden Sprache entdecken wir erst eigentlich die Sch?nheiten und M?glichkeiten der eigen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