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樂府詩的都邑心態(tài)

侯文學

［內(nèi)容提要］ 漢代樂府詩對于都邑觀照視角及表現(xiàn)主題與所承載的情感與漢代辭賦不同。漢樂府中的都邑題材的歌詩，或贊嘆豪門的富貴與倫理；或以城門為界標，視都門之內(nèi)為不可企及的富貴，都門之外則意味著清醒與適性；或產(chǎn)生拒斥都邑的心理，并將都邑與故鄉(xiāng)對立看待，視故鄉(xiāng)為生命牽系之所在，以為心靈的安慰。

［關鍵詞］ 漢代 樂府詩 都邑 心態(tài)

游覽京洛，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題材，也是漢樂府的重要內(nèi)容。將這類詩歌與漢代辭賦對照，會發(fā)現(xiàn)同一題材在不同文類中存在關注內(nèi)容、主題與情感等方面的差異。

都邑，在漢代散體賦作家筆下，是富麗繁華之地，禮儀之鄉(xiāng)；在騷體作品中，則成為政治情感的寄放地，是政治家園。樂府詩中的都邑，更多承載著漢人的世俗生活與情感。具體而言，漢樂府中的都邑題材的歌詩，特點有三：第一，贊嘆豪門的富貴與倫理；第二，都門之內(nèi)是不可企及的富貴，都門之外則意味著清醒與適性；第三，故鄉(xiāng)是生命牽系之所在，都邑與故鄉(xiāng)構(gòu)成對立。以下就這三個方面做出討論。

一、贊嘆豪門的富貴與倫理

物質(zhì)的豐厚、地位的高貴，是一事之兩面，也是人生在世不能不面對的兩件東西，若向深里探求，它們關乎人生價值、社會價值的實現(xiàn)程度。這也是歷代文學表現(xiàn)的重要內(nèi)容，只是與它們結(jié)合的思想與情感往往因人而別，因體而異。都邑繁華，是漢代散體大賦的重要表現(xiàn)對象，賦家侍從于帝王，出入離宮閑館，參與巡狩、田獵、祭祀，對于都邑的宮觀樓臺、奇珍異寶、聲色犬馬往往肆意鋪陳，已達到無以復加的藝術效果。但在賦文的結(jié)尾，往往又落筆于禮樂制度等精神層面，表現(xiàn)出對于前面物欲對象的提升與反撥。如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揚雄《甘泉賦》等，莫不如此?；蛞陨舷缕s聯(lián)的結(jié)構(gòu)形式呈現(xiàn)上述理念，如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等。

漢代文學真正對物欲對象出之以艷羨態(tài)度的是漢樂府。在“觀風俗，知厚薄”（《漢書·藝文志》）經(jīng)學目的的掩飾下，樂府歌辭得以保留本來面目，也讓我們看到，漢樂府中，相當一部分詩歌內(nèi)容是表現(xiàn)都邑富貴人家的生活?！稑犯娂は嗪透柁o》收“古辭”《雞鳴》：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xié)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璧玉為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清甓，后出郭門王。舍后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颎颎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一般以為此詩是對西漢末王氏家族的奢華生活與衰亂時的相互傾軋的諷刺。黃節(jié)論之尤詳：“劉王者，漢同姓諸侯王也。郭門王者，郭門外之侯王，謂異姓諸侯王也。漢方太平，以法治天下，雞鳴狗吠相聞，風猶未移，其后則黃金為門，璧玉為軒，同姓諸侯王放侈于前，異姓諸侯王繼之于后，舍后數(shù)語，謂郭門王之舍也?！睆鸵熘瓜唬骸半u鳴，刺時也。國奢者教禮，首善系乎京師?；蛟唬撼跗街校搴钯猿?，太后委政于王莽，專威福，奏遣紅陽侯立、平阿侯仁，迫令自殺，民用作歌。”蕭滌非的結(jié)論略同：“此詩必有所刺，其所表現(xiàn)之時代，亦為一驕奢僭侈之時代，而求之兩漢，厥為五侯之事，適足以當之，則此篇固亦西漢末作品也?！?sup>王氏生活的奢侈，史書有載，《漢書·元后傳》：“王氏五人同日封，世謂之五侯。五侯群弟，爭為奢侈。后庭姬妾，各數(shù)十人，僮奴以千百數(shù)。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yōu)，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為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贝嗽娛欠駷榇涛搴钪?，我們不得而知。但既曰“古辭”，又言“侍中郎”，其產(chǎn)生時地當在兩漢的都邑。從文本來看，此詩承載兩個主題：艷羨奢華與規(guī)勸兄弟和睦。

或以為《相逢行》是在此基礎上的改編：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diào)絲方未央。

詩的勸誡諷諭主題消失，純粹正面表現(xiàn)都邑富貴人家的聲勢氣派以及天倫之樂。《樂府詩集》卷三四題解：“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稑犯忸}》曰：‘古辭文意與《雞鳴曲》同?！庇晌霓o內(nèi)容的重復及后人的記錄可見此詩與《雞鳴》的密切關聯(lián)。與之屬于同一系列的還有《長安有狹邪行》：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diào)弦詎未央。

這同樣是歌者面對“君”時發(fā)出的贊嘆，贊嘆的內(nèi)容也以家庭的富貴、和諧為主。歌者所贊嘆的富貴之家的主人公是詩中最后出場的“丈人”，丈人有三子，長子已身居高職（“二千石”），中子操行出眾，故以“孝廉”起家為郎官（“孝廉郎”），幼子也并非真的“無官職”，而是官不足夸（“衣冠仕洛陽”）。三子均已娶妻，三婦分工不同：大婦、中婦勤于織作，而由其織物“綺”“流黃”這兩種精美的絲織品來看，顯然她們的勞作不以基本的謀生為意，良好的教養(yǎng)中透著富貴氣；小婦嬌憨，以陪侍長輩（“丈人”）為主，為之奏曲娛心。

這三首詩綜合來看，文字多有重復，何為祖本已經(jīng)難以判斷。尤其是后面兩首，雖然有細微差異，但寫富貴和諧的重心與筆法，卻沒有不同。從所寫內(nèi)容看，不外是家居環(huán)境、兄弟職官、三婦悠閑，表現(xiàn)出對于財富官職、兄弟同居和諧的贊嘆。嘆羨富貴，文本表現(xiàn)較為明顯，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識，茲不贅述。另外，這幾首詩都涉及漢代在世俗倫理道德層面的祁向，亦即先秦以來即被儒家強調(diào)的孝友之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對此，已有學者論及。我們這里申說的是，漢代的孝道在不同階層有不同表現(xiàn)形式，上述幾首詩歌文本所彰顯的是漢代富貴之家的倫理道德訴求。漢代政府提倡孝道，在法律制度層面規(guī)定了為人子的種種義務，但落實到具體的階層，又不能無現(xiàn)實的差別。從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看，漢代平民家庭子壯則出分，而長子則與父母共同生活，因之大部分家庭成員不過五七口，甚至更少，這在漢代是比較普遍的情形，杜正勝即將平均人口數(shù)不超過五口的家庭稱為“漢型家庭”。子壯則出分，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增加稅收，因之，政府“鼓勵并適應個體小家庭的精神”；另一方面，對于財產(chǎn)寡少的平民家庭而言，維持父母兄弟同居共財?shù)那闆r較為困難?！逗鬂h書·獨行列傳》所載李充逐婦一事可以作為側(cè)面的說明：“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愿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xiāng)里內(nèi)外，共議其事?！瘚D從充置酒晏客。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愫沁称鋴D，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李充的妻子因為有嫁妝一類的“私財”建議丈夫與母兄分家以改善小夫婦的生活，可見這在當時的貧寒之家也是被風俗允許的情況，但李充卻因為她離間自己與母親兄弟的關系而將她休棄，其做法在當時顯然是個案。這個案例揭示了兩個情況：第一，從其妻的想法來看，經(jīng)濟與道德關系密切，不同階層的人恪守的道德信仰有所區(qū)別；第二，讀書可以改變?nèi)说木辰?，李充所以能夠超越困窘的?jīng)濟情況而實踐儒家貴族倫理，其所受的儒學教育不容忽視。拋開李充的個案來看，對于社會上層和較為富裕的漢代家庭而言，孝友之情顯然可以得到更好的貫徹——父母兄弟（婚后）同居乃至累世共財，并形成漢代貴族的倫理原則。這是儒家倫理在漢代上層社會的表達。但這并不等于說，富家大族都是父母兄弟同居共財，所以史書既有樊重“三世共財”的堅持及恥于“外孫何氏兄弟爭財”而“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后漢書·樊宏傳》）的做法及蔡邕因“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后漢書·蔡邕傳》）而受鄉(xiāng)里贊譽的種種案例，又有因察舉制度的不良運作而產(chǎn)生的“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腐敗現(xiàn)象的記錄，它只是體現(xiàn)了一種漢代社會理想的家庭倫理觀念，而此倫理觀念在富貴之家得到較多落實，誠如有學者指出的，“在漢代，農(nóng)民和下層平民中雖然罕見聯(lián)合家庭，但在貴族、官僚士大夫和地主富豪中，成年兄弟同居卻是比較普遍的”。這種普遍的貴族倫理折射于漢代樂府詩中，則是對于一個貴族之家兄弟同居、共事父母、家庭和諧現(xiàn)象的贊嘆。

或以為包括這幾首詩在內(nèi)的漢樂府是歌者在面對主人時發(fā)出的恭維與祝福，從漢代的音樂環(huán)境與文本中的人稱來看，這是較為合理的判斷。從上述幾首詩當中，我們隱約能夠見出歌者置身其外的觀望態(tài)度與角度，并無參與其中的愿望表達。究其原因，則是歌者與聽歌者之間身份的巨大差異。歌者是藝人，聽歌者則是貴族豪富一流，前者的演唱目的是博得后者的愉悅。而與漢代歌者身份不同的晉代陸機，置身于歌者所面對的“君”之側(cè)翼，再行寫作，就有了不一樣的訴求，其《長安有狹斜行》：“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規(guī)行無曠跡，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涂軌，要子同歸津?！贝嗽娛顷憴C內(nèi)心矛盾的展開，亦即借“傾蓋”之口，表達自己是“守一”還是占據(jù)“要路津”的矛盾。后來事實的演化證明后者占據(jù)了上風——元康六年（296）陸機加入權(quán)臣賈謐“二十四友”行列，陷身輕薄。為了維持富貴的生活，家族的繁榮，人生價值的實現(xiàn)，陸機先是入洛求仕，繼而投靠權(quán)貴，詩人念茲在茲者在于仕途的顯達，漢代歌者所捕捉到并出之以艷羨態(tài)度的與富貴交織的豪族倫理的表象正是其生活的常態(tài)，陸機置身其中而渾然不覺，故推演為此詩的創(chuàng)作背景，退居于文辭之后。

將上述幾首詩再與南朝衍生樂府相對照，漢代樂府詩的貴族倫理旨趣愈見鮮明。劉宋時期的劉鑠《三婦艷》、梁簡文帝的《中婦織流黃》則抽離其中的部分內(nèi)容，聚焦于女性，而如沈約《三婦艷》“大婦拂玉匣，中婦結(jié)羅帷。小婦獨無事，對鏡畫蛾眉。良人且安臥，夜長方自私”、昭明太子蕭統(tǒng)《三婦艷》“大婦舞輕巾，中婦拂華茵。小婦獨無事，紅黛潤芳津。良人且高臥，方欲薦梁塵”的描寫，三婦的關系也由妯娌關系演變?yōu)槠捩P系，漢代歌者對于貴族家庭孝友倫理的關注至南朝則轉(zhuǎn)變?yōu)橘F族對于色情的興趣，可見時代旨趣的變化。

二、都門之外：清醒與適性

都門是漢樂府中的高頻意象，這源于中國古代城邑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jīng)形成的特點。中國古代的城都有城墻或有起到城墻作用的溝渠等的環(huán)繞，具有封閉性。門是溝通城內(nèi)與城外的重要通道。它連接起兩個相對隔絕的空間，這空間既是物理性的，也是社會性的。都邑尤其如此。無論是西漢的長安還是東漢的洛陽，都還是內(nèi)城的性質(zhì)，城內(nèi)主要是宮殿、官署等國家權(quán)力機構(gòu)及貴族的宅第以及官吏的居所，平民的數(shù)量較少。統(tǒng)治者為了安全等需要，格外重視都邑城門的管理。因之，負責城門安全的城門校尉在兩漢都有較高的秩級?！稘h書·百官公卿表上》：“（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秩比二千石?！薄逗鬂h書·百官志四》：“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洛陽城門十二所?！薄稘h書·百官公卿表上》顏師古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秩比二千石，是略次于二千石的郡守的高秩位。地方大吏奏事京師，重要的交接手續(xù)都在都邑城門完成?！逗鬂h書·竇融傳》載，竇融與五郡太守奉光武帝詔入京，“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洛陽城門，體現(xiàn)的是皇權(quán)的威嚴。李尤《城門銘》賦寫東漢洛陽十一城門（無小苑門），將之與十一月令、五方、四時等聯(lián)系起來，賦予城門以政治、哲理意蘊。但思想者與管理者賦予城門的意蘊畢竟與平民士子的吟唱有所出入。對于四方云集京師求仕的大部分士子而言，都門之內(nèi)的空間既是人生理想的寄放之地，也是高不可攀的象牙之塔，欲入而不得的煩惱因此滋生；都門之外則適可消解士子的緊張情緒，給予士子以人生的另一重思考。這種復雜的心緒，借助都門的遣詞傳遞出來。

《樂府詩集·相和歌辭》錄古辭《西門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為樂，逮為樂，當及時。何能愁怫郁，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游行去去如云除，弊車羸馬為自儲。

此“西門”為何，單純從詩歌本身不易見出。但此歌的“古辭”還有一個版本，《樂府詩集·相和歌辭》錄之，并標為“晉樂所奏”。辭曰：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郁，當復待來茲。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后世嗤。

由出西門而及王子喬，不是偶然的聯(lián)想。王子喬，又稱王喬。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卷二載一則傳說：孝明帝時，仙人王喬為葉縣縣令，常有神術，“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死后，百姓為之立祠，明帝乃取其鼓置都亭下，卻“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應劭不認同這一傳說，而謂“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于上西門城上候望”。據(jù)此，與王喬有關的詩歌并出現(xiàn)西門者，當即東漢洛陽西部偏北的上西門?；氐皆姼栉谋?，我們看到，這是一個于物質(zhì)方面非常有限的詩人，他常常思忖的是如何建立功業(yè)以求不朽（所謂“千歲憂”），但有限的機遇讓他意識到這一切將不可能實現(xiàn)。他從上西門走出，即景生情，想到時人所趨騖的王喬成仙之事，但與一般耽于求仙的人不同，他沒有墮入到仙思中去，而是超拔出來，看到人生有限的實相，悟出人應“傷時顧陰”，并進而提出及時行樂的應對措施。這里面就給我們一個印象：焦灼與清醒，以“西門”為界限，截然對立。詩人出了上西城門，便遠離了世俗名利的壓迫，獲得了智慧與冷靜，對人生有了另一重思考。

夏門是東漢洛陽北部兩座城門中偏西的一座。其北則是北邙山，是東漢重要的貴族墓葬區(qū)。《后漢書·城陽恭王祉傳》載，城陽恭王劉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愿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后薨，“竟不之國，葬于洛陽北芒”。《后漢書·鄧晨傳》載，建武二十五年（49）鄧晨卒，光武帝“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于北芒”。這是史書記載的兩個顯例，他不贅舉。由地理位置決定，洛陽北部的兩座城門，間或承載兇喪之事。析言之，谷門被用作罪犯出城行刑的通道，夏門或被用作送喪的通道?！逗鬂h書·李固傳》載：李固遭梁冀忌疾誣陷，下獄被誅，李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锧，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后漢書·杜喬傳》載，杜喬亦遭梁冀陷害，死于獄中，“與李固俱暴尸于城北”，其故吏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托為夏門亭吏，守衛(wèi)尸喪，驅(qū)護蠅蟲，積十二日”。由此，北門成為溝通生者與死者的通道，出入北門往往引發(fā)人生無常的感慨與生命有限的焦慮。逯欽立輯《古步出夏門行》三首殘句：

白骨不覆。疫癘流行。

市朝易人。千載墓平。

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三首殘句是否為一首，我們無從得知，但“白骨不覆”“千載墓平”諸語，卻顯然是詩人步出夏門所見。雖然我們無從知道“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后面的詩句所承載的詩思，亦即主人公如何應對這種人生倏忽即逝的困擾已無從知道，但日薄西山所透視出的生命焦慮之感還是十分強烈，《樂府詩集·相和歌辭》所錄古辭《步出夏門行》，已非本辭，而是一首游仙詩，或者就是此歌本辭由人生有限而生的求仙之思的主題的延伸，也未可知。

《樂府詩集·相和歌辭》有古辭《東門行》，王運熙認為此詩之東門“當是東漢京都洛陽的一座城門”，理由是：“漢樂府《西門行》中的西門，《步出夏門行》中的夏門，都是洛陽的城門；比類以推，《東門行》中的東門，當即是洛陽的上東門或中東門。”我們以為，東門為洛陽東部的城門可能性極大，但也不排除其他城邑的東城門的可能。如果說此詩存疑不足討論的話，那么，可以確定產(chǎn)生于東漢的都邑題材的樂府詩且與東門有關者則是《古詩十九首·驅(qū)車上東門》?！稑犯娂るs曲歌辭》亦錄此詩，謂之“古辭”，即漢代無名氏的歌詩。詩云：

驅(qū)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上東門是洛陽城東部最北的城門。出此門而北望，就可以看到北邙山的貴族墓地。詩人驅(qū)車出洛，在上東門外北眺，看到郭北的墓群，想到長眠于地下的“陳死人”，忽然醒悟到：“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圣莫能度?！币话闳怂撩缘姆城笙傻膽獙Ψ铰栽谠娙丝磥硪彩欠凑`性命。那么，究竟該如何應對人生短暫的困擾呢？作者認為就是要吃飽喝足，穿好戴好。即使在不具備這種物質(zhì)條件的時候，也要勉強地從杯酒中尋歡作樂。詩人的視野放在上東門外，那么門內(nèi)的洛陽城又能啟發(fā)何種思致呢？與此詩可以互相補充發(fā)明的是《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此詩集中體現(xiàn)了客居京師的士子們眼中的洛陽印象：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qū)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詩人感到人生如逆旅之過客，為使有限的人生生發(fā)出無限的意義，他“驅(qū)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雖然是宛洛并提，其實“宛”是虛置，重點還是落在“洛”上。主人公赴洛陽也并非真正的游戲，所謂“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為求得晉身之階的意思還是很明顯的。而達官顯貴（“冠帶”）、帝王（“兩宮”“雙闕”）就是主人公實現(xiàn)晉身的階梯與目標的所在。但是洛陽對于主人公而言，卻構(gòu)成絕對的排斥，那里是“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雖然有無數(shù)的名利繁華，但一個“自”字統(tǒng)領這些繁華，就給人一種拒斥隔絕之感。主人公的失意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主人公只能“極宴”以排遣憂思了。

《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也是因洛陽求仕無望而作：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仫L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jié)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東城，指洛陽的東城墻。詩的一開始，詩人就觸景生情：遠遠望去，東城的城墻那么高而且長，連綿不斷，它象征繁華與名利，對詩人構(gòu)成一種隔絕與排斥。更哪堪秋風刮起，秋草變黃等時物變遷。于是詩人感慨歲月易逝，思求放情娛樂，擺脫羈絆。節(jié)序的遷移，時間的迅邁，對失意的倦客來說，是特別敏感的，更容易引發(fā)人生無常的感慨，既然如此，那么就快意當前吧：“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jié)束？”“何為”暗示主人公此前是為了功名志向，不知曾壓抑了許多生命的本能，舍棄了多少愛好。飽讀詩書的詩人用“晨風”“蟋蟀”的典故，表達復雜的思緒：為什么我沒有趕上那種圣主賢臣的美好政治？何必如此自苦，不妨及時行樂。接下來，作者就細致描寫了燕趙佳人當戶理清曲的艷態(tài)，以及作者對她的無限傾慕。但是這種傾慕不是純潔的愛情，而是放情志的一種消遣，是百無聊賴境遇中的一種寄托。據(jù)《漢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載，燕趙佳人，以色藝俱佳而操行不著。作者卻思慮與之相會，過雙宿雙飛的生活。就我們的認識，生命只有一次，短暫而不可重復，對于有著崇高理想的人來說，自應加倍珍惜。然詩人應對措施卻如此不堪，人生之無奈感益強，更見一種掙扎與矛盾之后無可解脫的心情，一如戰(zhàn)國信陵君被君主冷遇之后的“好酒及色”（《史記·魏公子列傳》）。

綜上我們看到，樂府詩人們普遍意識到都邑對于寒門士子所構(gòu)成的隔絕與排斥，也普遍感受到人生有限的困擾，如何在求仕而不得的困境中使有限的人生生發(fā)出新的意義是游子們揮之不去的愁懷。讓我們驚訝的是，在排遣入洛求仕而不得的憂思亦即人生失意這一點上，樂府詩人的應對措施是一致的，即寄情聲色犬馬、宴飲娛樂。表面上看，這是一種適性與逍遙的人生姿態(tài)，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無可奈何之際提出的人生補償，格調(diào)的卑下中透露出士子入都邑而無門的絕望之感。

三、都邑與故鄉(xiāng)的對立

對于士子而言，西漢的長安、東漢的洛陽，是帝京，是政治與文化的中心，更是士人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機遇最多的場所，故趨鶩都邑，是意欲有為的士子們的共同行為。但都邑也是充滿患害的所在。張衡被閹宦側(cè)目，馬融忤鄧氏，都說明在政治漩渦中人命的危傾。兩漢士子的內(nèi)心通常是追求功名與全身遠害之思相互糾結(jié)。漢代樂府詩有一部分是出自客居京師的游子之手。與騷體作品作者較高的政治地位不同，這些樂府詩作者沉淪下僚，久居京洛而沒有仕進的機遇。久而久之，對于這個富于象征意蘊的都邑就產(chǎn)生了排斥的心理，思鄉(xiāng)（物理意義上的家園），是這種斥都情緒的延續(xù)。

都邑在漢代部分樂府詩中，不再是富貴繁華的場所、名利雙收的所在。詩人們在樂府詩中更多表現(xiàn)的是對都邑的拒斥態(tài)度，而對鄉(xiāng)土家園的眷戀則是其拒斥態(tài)度的心理支撐?！稑犯娂は嗪透柁o》錄古辭《豫章行》：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云，下根通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梯落□□□。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驅(qū)四五里，枝葉自相捐?！酢酢酢酢?，會為舟船燔。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自□□□俱。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

此詩題為《豫章行》，文中亦云“豫章山”，當為《豫章行》本辭。雖然有闕文，但詩意仍然十分清楚：豫章山的一株白楊，本來自由自在地生長，根深枝繁葉茂，不料山客將之砍伐，運送到洛陽宮，造成根、干分離的苦況。詩中全是白楊的口吻，是為托喻之作。豫章山與都邑洛陽的構(gòu)成對立，前者為白楊的家園，后者則構(gòu)成對白楊的戕害?！昂螘r復相連”，表面上是代白楊嘆惋，實是借白楊之口表達作者對于家園的懷想。

《樂府詩集·相和歌辭》古辭《艷歌行·南山石嵬嵬》也是同樣的題旨，詩寫南山上的一株根深葉茂的松樹，沒想到卻被斧鋸所截運送到洛陽宮，并由名匠魯班“被之用丹漆，熏用蘇合香”，從而變?yōu)椤皩m殿梁”。洛陽是戕害松樹的根本原因。辭云：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云，中心十數(shù)圍。洛陽發(fā)中梁，松樹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特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嘆，問是何山材。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松，今為宮殿梁。

兩首詩既言“洛陽”，又言“宮”“宮殿梁”，可知產(chǎn)生在東漢洛陽。它們婉轉(zhuǎn)表達著寄居洛陽的士子的思緒。

如果說前面兩首詩還只是以寓言的形式承載著離鄉(xiāng)赴京的士子的鄉(xiāng)思的話，那么《古詩十九首》表露的鄉(xiāng)思顯然更為直接。既然帝都并非理想的去處，那么士人該如何安頓有限的年命呢？除了上面的于杯酒、美色中求得歡樂以外，還有一個“故鄉(xiāng)”可為退守之所。我們看《去者日已疏》：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詩人長時間求仕于外，卻感到時光流逝功業(yè)無成的恐懼，思鄉(xiāng)之情因之而起，但是衣錦還鄉(xiāng)的舊念卻令他的鄉(xiāng)情無法滿足，詩人于最后發(fā)出一聲“欲歸道無因”哀嘆?！睹髟潞勿ā芬嗳唬?/p>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托须m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詩中刻畫了一個久客異鄉(xiāng)、愁思輾轉(zhuǎn)、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他的鄉(xiāng)愁由明月引發(fā)，以彷徨獨步來排遣，最后以淚下沾衣結(jié)束。鄉(xiāng)愁之深之重可以想見。

那么，故鄉(xiāng)牽系游子的又是什么呢？那里有思婦的柔情與牽念。《十九首》的詩人往往托之以思婦的口吻婉轉(zhuǎn)表達游子的鄉(xiāng)思。這類歌詩將思婦的情感寫得纏綿悱惻，這種纏綿悱惻的情意構(gòu)成游子鄉(xiāng)思的重要內(nèi)容，時時縈懷，剪不斷理還亂?！秳C凜歲云暮》：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愿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詩人客居洛陽，鄉(xiāng)思縈繞，提筆抒寫之際，他沒有從自己一方落墨寫思鄉(xiāng)的情緒，而是從對面寫起，寫家鄉(xiāng)企盼的思婦：她擔心游子天寒無衣，更擔心游子的移情：“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彼紜D累夜的相思又輾轉(zhuǎn)匯成初嫁時的一夢。在思婦的夢中，良人“枉駕惠前綏”，與她攜手同歸。夢覺時分，只能引領相睎、徙倚傷懷、淚沾雙扉，思情綿綿，感人至深。思婦的企盼其實就是游子的鄉(xiāng)思。

在歌詩中寄托鄉(xiāng)思，這是《詩經(jīng)》以來的傳統(tǒng)?！短骑L·鴇羽》寫一個為公事奔波的小官吏，因為長久在外，產(chǎn)生濃郁的鄉(xiāng)思之情。父母與日常所從事的農(nóng)事活動，構(gòu)成主人公鄉(xiāng)思的主要內(nèi)容，而造成這種鄉(xiāng)思的原因則是“王事靡盬”?！短骑L·陟岵》的主人公是一個行役的少年，因為平日受到父母兄長較多關愛，所以父母兄長的叮囑在他登高望遠時便構(gòu)成一幅家鄉(xiāng)的圖畫，讓他欷歔落淚。《豳風·東山》則是一個軍人在戰(zhàn)勝歸來的途中鄉(xiāng)思，對妻子的懷思構(gòu)成詩人鄉(xiāng)思的主要內(nèi)容。詩人先是推想妻子在家中獨居的憂思（“婦嘆于室”）以及得知丈夫?qū)w的喜悅（“灑掃穹窒，我征聿至”），繼而回憶新婚的情景，最后歸為久別重逢的想象。

漢樂府中創(chuàng)作時間較早的《鐃歌十八曲》中的《巫山高》也有哀怨的鄉(xiāng)思：“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一般以為此詩是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遷往漢中時軍中將士的鄉(xiāng)思之作。此后懷鄉(xiāng)之歌不絕如縷，成為漢代文學的內(nèi)容之一。漢武帝時，江都王劉建之女劉細君遠嫁烏孫國昆莫，穹廬為居、肉食酪飲的游牧生活令細君公主心懷傷悲，思念故土中原，自作歌詩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nèi)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xiāng)?！保ā稘h書·西域傳》）《十九首》則可以視為作為漢人鄉(xiāng)思的收束之唱。

文學主要展示人的心靈。有何種內(nèi)心世界，就有相應的文學表現(xiàn)。中國古代是農(nóng)業(yè)社會，農(nóng)業(yè)文明下的人們安土重遷，一旦離家在外，就要產(chǎn)生思親念家之情。富貴則思衣錦還鄉(xiāng)，其情則如高祖《大風歌》“威加海內(nèi)兮歸故鄉(xiāng)”般意氣風發(fā)；不得志則以鄉(xiāng)情作為困頓異鄉(xiāng)的精神補償，如《十九首》思家之情。面對前賢的豐厚成果，可以說在文學作品中呈現(xiàn)的鄉(xiāng)思，已經(jīng)沒有多少可以思考的空間。但如果結(jié)合漢代文類來看，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漢人在騷體作品中表達的多是對都邑——精神家園的牽系，亦即所謂的戀都情結(jié)（只有東漢中后期是例外）；而在樂府詩中，“鄉(xiāng)思”則一貫承載詩人對于物理家園的眷戀，并進而將之作為拒斥都邑的退守之所。

而同樣是出于對都邑的疏離，對回歸家園的企盼，漢代中后期士大夫的騷體作品與普通士子在樂府詩中的表達是不同的。這既是文類的差異，也是創(chuàng)作主體身份地位的差異造成。前者如張衡《歸田賦》表現(xiàn)的是東漢中期士大夫的家園之思，表現(xiàn)的是賦家獨處的妙處，對于世事的疏離，偏于精神自由境界的描繪，老莊思想是其重要的支撐。所謂“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感老氏之遺誡，將回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茍縱心于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具體生活則是士大夫的田獵片段，而非農(nóng)家的耕作：“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郁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云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鯊鰡。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般游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漢末仲長統(tǒng)《昌言》所描繪的鄉(xiāng)里生活與之相類，只是不曾以賦名篇而已：“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huán)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后。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yǎng)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shù)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fā)清商之妙曲。消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漢代樂府詩中的鄉(xiāng)思顯然缺少了這種以強大的經(jīng)濟基礎作為支撐的不染塵滓的清虛高蹈之志，卻更貼近普遍的世俗人情，真實而溫暖。

建功立業(yè)，是古代士人的理想。而專制時代，功業(yè)的建立與君主的賞識任用緊密關聯(lián)，這就迫使文人士子離家赴京。京師成為一個文化符號，入仕的理想只能在這里開花結(jié)果。但是漢代帝王淫靡，公侯奢侈，士人入京之后，或在政治上受到排斥，或在經(jīng)濟上陷入困頓，造成愁苦、騷動、憤怒與感傷的情緒。這是兩漢共同的情況，東漢尤其嚴重?；笇挕尔}鐵論·散不足》：“今近者數(shù)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而長子不還，父母憂愁，妻子詠嘆，憤懣之情發(fā)于心，慕思之情痛于骨髓?！睎|漢下層士子們客居洛陽，“饑不暇餐，倦不獲已”（徐幹《中論·譴交》），有的身死異鄉(xiāng)，無人收葬。安帝元初二年（115），曾派員收葬客死于京師的士子?？梢姡瑬|漢游子客困洛陽，已經(jīng)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上述情況都使都邑構(gòu)成一種離心力，讓文人士子自幼秉持的“學而優(yōu)則仕”的觀念受到?jīng)_擊。家鄉(xiāng)，是仕途困頓失意的最后退守之處，心靈深處的安慰，這是漢樂府中一貫的思致。漢樂府中的故鄉(xiāng)，與騷體作品中的故鄉(xiāng)所指不同。前者指詩人自幼生活的鄉(xiāng)土，亦即物理意義上的家園；后者大半（尤其是東漢中期以前的騷體作品）指都邑，即政治家園。兩者在東漢中期以前共同存在于兩漢士子的內(nèi)心，構(gòu)成兩漢士人豐富的精神世界，它們雖然矛盾，彼此排斥，但是卻因為文類的差異，得以各安其位，彼此相安無事。只是到了東漢后期，文學中物理家園才具有了普遍的凝聚力，吸引各階層的漂泊士子于此安頓心靈。

［作者簡介］ 侯文學，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 《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406、508頁。
2. 黃節(jié)《漢魏樂府風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9頁。
3. 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66頁。
4. 侍中郎，或以為是加官“侍中”（在某人原官上加“侍中”的頭銜，他就可以出入宮禁，侍奉皇帝左右）的郎官；或以為是專任之官“侍中”（西漢的“侍中”是加官，東漢的“侍中”則為專任之官，隨侍皇帝左右），或以為即“侍郎”（本為宮廷侍衛(wèi)，東漢為宰相屬員）。按，郎是皇帝侍衛(wèi)官的通稱。《漢書·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睙o論何解，都不出宮廷之官的范疇。
5. 《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406、508頁。
6. 《樂府詩集》，第514頁。
7. 具體可以參閱郭建勛《從〈長安有狹斜行〉到〈三婦艷〉的演變》，《文學遺產(chǎn)》2007年第5期。
8. 有學者據(jù)《漢書·地理志》折算，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平均每戶4.9口強；據(jù)《后漢書·郡國志》折算，東漢明、章、和帝時期平均每戶5.8口，順帝以后大約5—5.3口左右。而出土文獻《居延漢簡》平均人口不過戶四人。參閱王彥輝《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與漢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99—103頁。
9. 杜正勝《傳統(tǒng)家庭試論》，《大陸雜志》1982年第65卷第2期。
10. 王彥輝《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與漢代社會研究》，第114頁。
11. 《后漢書·獨行列傳》謂李充于和帝延平中“征為博士”，由博士（漢武帝之后的博士特指“五經(jīng)”博士）之征可見李充主要修習儒家經(jīng)典，且學有所成。
12. 李根蟠《從秦漢家庭論及家庭結(jié)構(gòu)的動態(tài)變化——兼與杜正勝先生商榷》，《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3. 參閱廖群《廳堂說唱與漢樂府藝術特質(zhì)探析——兼論古代文學傳播方式對文本的制約和影響》，《文史哲》2005年第3期。
14. 《樂府詩集》，第518、549頁。
15. 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曾就“丈人”一詞考證漢樂府《長安有狹斜行》等與南朝《三婦艷》主題的變化：“古樂府歌辭，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diào)弦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cè)，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亡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伞c‘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并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鄭衛(wèi)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16. 楊寬《中國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8頁。
17.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721頁。
18. 《樂府詩集》，第518、549頁。
19. 《樂府詩集》，第549頁。
20.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81—82頁。
21. 郭茂倩引《樂府解題》：“古辭云‘出西門，步念之’。始言醇酒肥牛，及時為樂，次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終言貪財惜費，為后世所嗤。又有《順東西門行》，為三、七言，亦傷時顧陰，有類于此?！?/li>
22.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90頁。
23. 《樂府詩集》古辭《步出夏門行》詩云：“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為我御，將我上天游。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為樂甚獨殊?！?/li>
24. 《東門行》辭曰：“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愿富貴，賤妾與君共哺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穹牵∵?！行！吾去為遲！白發(fā)時下難久居！’”從歌辭來看，東門之內(nèi)，是秩序與壓迫，是狹小的生存空間與窘迫的生活；東門之外，是對秩序的反抗，是一線生機。
25.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5頁。
26.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5頁。
27. 《古詩十九首》原來也是合樂而歌的樂府歌詞，古今學者對此多有討論。清人朱乾《樂府正義》卷八：“《古詩十九首》，皆樂府也。（《飲馬長城窟》）中有《青青河畔草》，又有《客從遠方來》，本是兩首。惟《孟冬寒氣至》一篇，下接《客從遠方來》，與《飲馬長城窟》章法同。蓋古詩有意盡而詞不盡，或辭盡而聲不盡，則合此以足之。如《三婦艷》及《董嬌嬈》‘吾欲竟此曲’之類，皆曲調(diào)之余聲也。古人詩皆入奏，故有此等，后世則不然矣?！保ㄞD(zhuǎn)引自楊合林《古詩十九首的音樂和主題》，《文學評論》2011年第1期）清人馮班《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府之詞耳，本無定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鐘伯敬至于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只知西漢人為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詩》亦樂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詩’，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保ㄞD(zhuǎn)引自張清鐘《古詩十九首匯說賞析與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24頁。）余冠英：“《古詩》的《青青陵上柏》《迢迢牽牛星》《蘭若生春夏》《上山采蘼蕪》等篇，唐、宋人引用時稱為‘古樂府’。其余又有詩句像歌人口吻或體制上帶有樂府歌辭的特色，都表明它們曾經(jīng)入樂?！保ㄓ喙谟ⅰ稘h魏六朝詩選·前言》，第5頁）錢志熙將十九首定性為抒情歌曲，可能屬于東漢的“清商新聲”（錢志熙《論魏晉南北朝樂府體五言的文體演變——兼論其與徒詩五言體之間文體上的分合關系》，《中山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楊合林則以為《十九首》是以趙音為主體的新聲（楊合林《古詩十九首的音樂和主題》）?！妒攀住分?，有相當一部分產(chǎn)生于東漢洛陽，馬茂元認為《青青陵上柏》中的“游戲宛與洛”、《東城高且長》的“東城”、《凜凜歲云暮》中的“錦衾遺洛浦”三處地名均指東都洛陽，并進而論斷“這一切都說明《十九首》的作者是以洛陽為活動的中心”。
28. 兩宮，即指洛陽的南宮與北宮而言，是皇帝的居處之所，也是百官上朝之處。
29. 雙闕，指東漢洛陽南宮北面玄武門旁的玄武闕與北宮南面朱雀門旁的朱雀闕（也稱朱雀西闕）。
30. 《詩經(jīng)·秦風·晨風》：“彼晨風，郁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毛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yè)，始棄其賢臣焉?！泵蛞詾榇嗽娭又盖啬鹿菢拥氖ゾ?，詩歌表達未見圣賢之君的憂傷?！对娊?jīng)·唐風·蟋蟀》：“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泵颍骸按虝x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笔敲蛞詾榇嗽姽膭钊艘蓝Y行樂。
31. 《漢書·地理志》：“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余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yōu)。女子弾弦跕躧，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后宮。”“（燕地之）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yǎng)勇士，不愛后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容。后稍頗止，然終未改?！壁w地的邯鄲，更是女樂培養(yǎng)中心。西漢很多豪門女性都來自趙地。漢文帝的寵姬慎夫人就是能歌善舞的邯鄲人，漢宣帝的母親王翁須也因擅長歌舞曾被輾轉(zhuǎn)販賣至邯鄲（《漢書·外戚傳》），楊惲的妻子也是“趙女”“雅善鼓瑟”（《漢書·楊敞傳》）。
32. 《后漢書·張衡傳》：“后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
33. 《后漢書·馬融傳》：“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搜狩之禮，息戰(zhàn)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圣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于東觀，十年不得調(diào)?！?/li>
34. 《樂府詩集》，第501、579—580頁。
35. 《樂府詩集》，第501、579—580頁。
36. 王先謙：“高祖愛巴渝舞，令樂人習學之，嗣是樂府遂有巴俞鼓員矣。讀《思悲翁》《戰(zhàn)城南》《巫山高》三篇，知鐃歌肇于高祖之時；讀《遠如期》一篇，知《鐃歌》衍于宣帝之世。推原終始，皆在西都。蓋采詩協(xié)律，武宣代盛?！眳⒁娡跸戎t《漢鐃歌釋文箋正》，浙江圖書館藏 清同治十一年（1872）虛受堂刻版。
37. 對此筆者已撰文《漢代騷體賦的帝都抒寫》（待刊），專門作詳細討論。
38. 孫啟治《政論校注 昌言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01—4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