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文學底色煉成管窺

張 偉

［摘 要］ 《左傳》作為史傳文學的典范，它文氣通達、辭采華贍，其文學性毋庸置疑。但后人對《左傳》文學色彩煉成的土壤卻鮮有研究，所以透過當時“立言”與“不朽”的文學觀念、文質(zhì)彬彬的生活底色、深厚的文學傳統(tǒng)和蔚為大觀的文學活動，著力探研并溯源其文學觀念表達所產(chǎn)生的依據(jù)，還原《左傳》一度被遮蔽的文學責任和文學面貌，意義深遠而重大。

［關鍵詞］ 《左傳》 文學性 產(chǎn)生依據(jù)

作為一部從面世之日就承擔若干責任的傳世經(jīng)典，《左傳》憑借其完整的敘事構架、生動的人物塑造、鮮明的思想傾向，自由進出各大權威文學史，奠定了其作為史傳文學典范的地位。它文氣通達、辭采華贍，可后人對《左傳》的文學發(fā)生卻鮮有研究，所以著力探研并溯源其文學觀念表達所產(chǎn)生的依據(jù)，還原《左傳》一度被遮蔽的文學責任和文學面貌，意義深遠而重大。

一、“立言”“不朽”文學觀念的體現(xiàn)

厘定《左傳》“立言”與“不朽”的文學觀念，是分析它文學底色煉成原因的重中之重?！蹲髠鳌肥且徊恳陨啤⒚赖慕y(tǒng)一為標準對歷史人物進行審美觀照的作品。對善、美的衡量，就在于功業(yè)的建樹、符合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人格和合乎禮儀的言行。作者筆下那些立功、立德、立言的賢相名臣，是后世效法的楷模，是善的化身，美的形象?！蹲髠鳌は骞哪辍酚涊d：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選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丐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立言，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上面這段話描述了中國文化史上最早最重要的場景：叔孫豹（穆叔）是春秋名臣，在魯國與季孫地位相當，他德行高尚見識非凡。范宣子為晉國范氏之后，執(zhí)政大臣，軍工卓著，知禮踐禮。他們兩人的交談稱得上我國文化史上的一次高峰論壇。他們已經(jīng)討論“死而不朽”的問題，說明人們已經(jīng)將此作為個體生命的追求而在尋找某種合理的通道。叔孫豹不僅否定了范宣子的觀點，指出“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而且以臧文仲因“立言”得到不朽直接指出了通向“不朽”的三條道路：立德、立功、立言。最后用“豹聞之”之語證明自己所言并非杜撰。《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評價道：“穆叔雖然把立言的地位次在立德、立功之后，但畢竟把立言與立德、立功區(qū)別開來，肯定其獨立地位及垂諸永久的價值。這種認識，常被后世文學批評用來作為討論文學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論依據(jù)?！?sup>《左傳》記載穆叔回顧臧文仲時說“即沒，其言立”，“雖久不費，此之謂之不朽”。這里所說的“立言”，即個人言論或觀點由于具有超時代的人文性和包含智慧的哲理性而成為后世的準則和典范，它們不隨著時代、國家的更替而湮滅，反而會由于歲月的打磨而更具有光彩和價值。同時，它們的價值不局限于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它們可以超越普遍的時空意義而存在。春秋時代就有這樣一批士人，為后世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思想財富。當時，人們普遍缺乏后世所言的文學觀念，但卻在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以之為手段可以成就不朽的捷徑，這可能也就是人類精神成長道路上的偶然中的必然吧。

《左傳》記載了一個身為史官的“立言”典范——史佚。史佚是周武王時的太史尹佚，他的言論在《左傳》中多次被人提及推重并起到了止乎禮、平亂象的作用。作為春秋文化培養(yǎng)出來的士人，左丘明在戰(zhàn)國之初為《春秋》作傳，并且觀《春秋》即有感慨和穎悟，無論他是不是那個與孔子有過交往并為孔子所賞識的左丘明，他的思想傾向都是接近于孔子的。文學作品大都是由內(nèi)心生發(fā)并訴諸筆端，他對“立言”選擇、“崇禮”思想以及“忠于內(nèi)心”的情感傾向，都是其最為鮮明的文學思想的體現(xiàn)，這都無法離開先秦時期的文化語境。

二、先秦時期生活底色文質(zhì)彬彬的培育

（一）禮樂的教化功用

西周時期的文化光輝燦爛。從文王與周公的偉大業(yè)績到考古出土的青銅器物，再到古籍經(jīng)典《易》《禮》《詩》《書》，無不彰顯著西周文化的豐厚遺存和巨大魅力。夏商周三代之禮一脈相承，而周禮集其大成：“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周代人們最為信奉的文化傳說就是周公制禮作樂，時代文化最直接的表達也落實于“禮樂”二字。正因為“樂以象政”，“審樂知政”，季札才能觀樂而知周政，周代的文化也因此被概括為裊裊青銅之音陪襯下的“禮樂文化”。

《左傳·僖公十一年》記載：“禮，國之干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恭敬既是禮的外在表現(xiàn)，也是禮的內(nèi)在要求。西周的“樂”是用來配合“禮”的，它雖有著音聲的外在，但其本質(zhì)是“和”，即因素的和諧?！渡袝び莸洹分姓f：“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意在說明音聲的和諧有著使思想感情和諧的重要作用。

《禮記·仲尼燕居》載：“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謂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偏?！闭f的是禮樂之間重要的相輔相成關系。禮樂相和，其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教化。《禮記·樂記》載：“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荀子》載：“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報口腹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尚書·舜典》則更直接：“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边@里借圣人之口道破其教化天機，即典樂教人養(yǎng)成知禮懂禮的美好品德，這既是樂官的職責也是禮樂的功用?？鬃臃浅Ｖ匾暥Y樂，《論語·八佾》載：“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雖然孔子意在強調(diào)“仁”的重要性，卻也使“禮”“樂”作為“仁”的外化形態(tài)擺在了大家面前?？鬃舆€將禮樂納入教學之中，提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對學生進行引導和勸誡。

《禮記·內(nèi)則》載：春秋男子“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nèi)而不出?！北砻嫔峡?，他們所學習的內(nèi)容旨在保證音樂方面的修養(yǎng)，實際上，其最終目的是要實現(xiàn)禮樂的教化。

（二）言論自由下的文化空間

朱傳譽先生曾說：“文化普及促使平民上升，文化交流促使政治統(tǒng)一。春秋戰(zhàn)國文化的發(fā)展即循著這兩個方向?！?sup>春秋戰(zhàn)國時期，經(jīng)濟的發(fā)展、社會的變革和政治斗爭的復雜，促進了“士”階層的崛起。他們大都受過教育，是一批有知識、有才干的人物。他們處在時代的漩渦中，活躍于歷史舞臺上，使得文化傳播的空間空前擴大。

《論語·微子》載：“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边@里透露出春秋中后期至戰(zhàn)國初年官學四散的消息?！痘茨献印m真訓》：“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列道而議，分徒而訟?！薄睹献印る墓隆罚骸笆ネ醪蛔?，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諸侯愿意聽取士人的說辭，大如齊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環(huán)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shù)百千人”。小如燕國，燕昭王“卑身厚幣”禮聘郭隗，并“為隗筑宮而師之”。于是“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戰(zhàn)國策·燕策一》）。官學下移，引發(fā)了與時代變革相伴而行的士人群體的流動與衍變。

周室衰微，官學四散，給士人階層帶來的問題是雙重的。它切斷了周王朝提供的任職機會和俸祿來源，使世襲、兼攝等具體可見的政治、經(jīng)濟依靠變?yōu)槿珶o憑借、全無依附；同時，士人在失業(yè)后被推進市場，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更大的發(fā)展可能。劉澤華先生說：

戰(zhàn)國時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獲得人格相對獨立和思考自由的機會，只有一少部分人，即士人，借用現(xiàn)代話說即知識分子才獲得。士人數(shù)量雖然不大，但其影響與作用卻波及到整個社會。而他們相對獨立人格的形成與思想自由的寬度與深度是互相促進的。

時代提供機緣，士人有知識和技藝，他們可以自由建構并傳播自己的思想學說。同時，各國統(tǒng)治集團為了在“諸侯力政，爭相并”的激烈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fā)展，迫切需要從各方面遴選人才。士階層中，人才蘊藏量大，統(tǒng)治者的目光便很自然的集中到士人身上。無論公室、私門，都競相用優(yōu)厚的物質(zhì)和政治待遇延攬士人，社會上出現(xiàn)了空前的養(yǎng)士蓄士之風。著名的戰(zhàn)國四君子：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魏無忌、春申君黃歇，都曾養(yǎng)士數(shù)千人。著名的春秋霸主，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等，都曾破格起用有才干的布衣之士作輔弼。尊賢之風更加松動了士人身上的宗法枷鎖。朱傳譽先生說，“戰(zhàn)國學術思想特別發(fā)達，非因傳播工具之功，而是由于當時學者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sup>可見，言論自由下的文化空間，對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文化滋養(yǎng)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專職的口語傳播者和自由傳播的基地

先秦時期，職業(yè)的口語傳播者出現(xiàn)，傳播活動也進行得如火如荼。跑江湖的藝人、樂師、戲班子和私塾的教師，他們各司其職，有的專事娛樂，有的傳授文化?！皹穾煛笔谴呵飸?zhàn)國時期負責音樂的職官。《周禮·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薄抖Y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易》《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睒穾熕窘搪?，行禮樂，施樂教，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周代，樂師還有省風觀俗，備以箴諫的職責?！秶Z·周語上》：“先時五日，瞽告有協(xié)風至”，“是日也，瞽師、音官以風土”。韋昭注：“瞽，樂太師，知風聲者也。協(xié)，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薄耙艄?，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yǎng)也?！薄稘h書·藝文志》總結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睒穾熓★L，客觀上反映了統(tǒng)治階級了解民意的需求，但他們深入民間，也如實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意愿。從一定意義上說，樂師是勞動人民意愿的傳達者。另外，樂師采風觀俗，備以咨詢，有助于統(tǒng)治者決策，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化傳播的影響也不可忽視。

春秋戰(zhàn)國之際，“疇人子弟分散”（《史記·歷書》），官府之學，傳之民間，士人們廣收學徒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皹氛缢男g，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sup>他們飽讀詩書，身通六藝，精神上又獲得極大程度的覺醒，豈能讓滿腹才學付之東流。陳水云先生說：“‘士’的內(nèi)在構成的復雜性，決定著它具有傳播的品質(zhì)；它不受政治宗教及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而是以出賣知識為職業(yè)，有恒心無恒產(chǎn)，具有職業(yè)自由人的品格；從士的活動范圍看，他們既可上與王侯對話，下也可與庶人交流，他們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在當時幾乎所有的領域里都能找到他們的身影?！?sup>所以，士人們成為職業(yè)的傳者是歷史使然。他們不僅通過游說諸侯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還借助聚徒講學的方式傳授自己的思想。柳詒征先生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shù)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shù)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sup>孔子周游六國，設壇講學，廣收門徒，并系統(tǒng)梳理堯舜以來夏商周三代的思想文化，為中華文化的流播貢獻巨大。“士競于教”，先秦諸子擔負起傳授知識、培養(yǎng)人才的職能。從師授業(yè)，不僅傳遞學術，還培養(yǎng)了大批學術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鬃拥茏宇伝?、子夏、曾參、子游等都開門授徒，弘揚先學，闡發(fā)新知。

私學創(chuàng)立，為文化傳播提供了自由基地。私學是自由的學術團體，私學大師周游列國，主觀上是為了尋求改變世界的用武之地，客觀上進行了廣泛的學術傳播?？鬃?、孟子、荀子以及其他私學大師都是如此，“上說下教”，說服國君，教化民眾，擴大其學說的政治影響和學術影響。他們走到哪里，未必從經(jīng)濟上造福一方，卻從文化上澤被一帶。齊桓公田午建立的稷下學宮，不分國籍、不論門第、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言，各派學者都可以在這里自由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學術思想，它是精英文化的集結地，百家爭鳴的論壇和文化沙龍，戰(zhàn)國時期的文化教育中心。劉蔚華先生指出：“在稷下，孔子之儒學由孟軻、荀況分別加以弘揚、改鑄、重建；墨子之學在宋钘、尹文那里發(fā)生了重大變異；老子之學由慎到、田駢等人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大大改觀；……通過稷下，先秦諸子之學得到了綜合、批判，孕育產(chǎn)生出了適應時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觀念?！虼?，稷下之學是先秦文化史上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是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高潮?！?sup>稷下學宮集合了大批學者，他們自由地在這里一展風采，這種專職的傳播者和自由傳播的基地對先秦文明發(fā)揚光大的貢獻卓著，對《左傳》文學性的滋養(yǎng)也顯而易見。

三、經(jīng)典文學傳統(tǒng)的滋養(yǎng)

（一）《尚書》記言初具文采

《尚書》雖一直被評價為“佶屈聱牙”（韓愈《進學解》），但它以記言為主，就文學性而言，可稱得上是中國古代散文形成的標志。其中的文章分為典、謨、訓、誥、誓、命等類別，是古代最早的散文體式。書中文章演進的軌跡清晰，有些作品運用了較為成熟的寫作技巧，已具有一定的文學因素。

《尚書》的有些篇章結構已趨于完整，也有了一定的層次，并已注意在謀篇布局上下功夫。這些作品由簡到繁，說理日趨細密，逐步具備了完整的篇章?！渡虝分械摹稖摹肥巧虦ヨ顣r的一篇誓詞。文中反復強調(diào)天命，說明伐桀的原因，如：“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钡览碇v得非常簡單，只是在篇末表明賞罰，以作為勸懲。而發(fā)展到周初，收在《周書》中的那些訓誥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多士》《無逸》《多方》等，說理更加繁復周密，頗講究立意謀篇和論證手段?！稛o逸》是周公對成王的一篇訓辭，文中首先提出中心觀點：“君子所，其無逸”，然后便征引商周兩代的歷史，說明“無逸”才能享國長久的道理，接著具體提出對成王的要求：“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為正之供。”最后列舉殷代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等榜樣，要求“嗣王其監(jiān)于茲”。文章中心明確，論證周詳，各部分之間聯(lián)系緊湊，堪稱初具規(guī)模的論說文。

有的篇章已具備一定的文采，帶有某些情態(tài)，還運用了一些修辭手段，使說理帶有一定的形象性。《商書》中的《盤庚》三篇是盤庚遷殷時對臣民的講話，上篇他針對大臣反對遷都的情緒，反復勸說，把遷都可使國運昌盛比作“若顛木之有由蘗”；要求臣下聽命奉職，“若網(wǎng)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nóng)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征引先賢之言說：“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篇中還用“予若觀火”比喻自己對情況十分明了，指責大臣用浮言惑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庇谩叭舫酥郏旮?，臭厥載”比喻群臣坐觀國家的衰敗。這些比喻和引言生動貼切，富于生活氣息。此外，《堯典》《皋陶謨》等篇中，有的帶有神話色彩，有的在文章結尾用詩歌來點綴。還有的運用語氣詞表現(xiàn)說話人的口吻，帶有一定的感染力。書中也不乏敘述和描寫，有些篇章寫出了一些情節(jié)和場面。如《周書·顧命》寫成王崩，康王繼位，從成王臨終前交代遺囑，一直到康王舉行繼位大典的過程，都敘述得具體周詳，井然有序。至于典禮的場面，諸如禮器之擺設、賓相之排列，以及各類人物的活動，更是歷歷在目。而《周書》中的《金縢》，寫周公攝政時的故事，不僅有具體的敘述和描寫，而且頗具傳奇色彩。

要之，《尚書》中已有較為完整的篇章，無論記事記言，都有一定的成就。后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散文的勃興，也是對它的繼承和發(fā)展；秦漢以后，各個朝代的制誥、詔令、章奏之文，都明顯受它的影響。

（二）《春秋》記事“簡而有法”

《春秋》采用編年體記事，且“簡而有法”，它“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杜預《春秋經(jīng)傳集解·序》），即建構明確的時間順序，按照年月日來記錄歷史事件。如魯隱公元年載，“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寥寥幾字，就交代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雖對事件的因果、過程、人物的行為等沒做任何說明，但了解歷史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其記事不僅清晰地顯現(xiàn)了事件發(fā)生的時代背景，而且揭示了同一時代史實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褒貶之意自在其中。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說他是莊公的弟弟；兄弟倆的關系，如同兩個國君一樣，兩人之間的戰(zhàn)爭，就如同兩國交戰(zhàn)，所以用“克”字；稱莊公為“鄭伯”，是譏諷他對弟弟有失教誨；趕走共叔段是出于鄭莊公的本意，便不寫共叔段自動出奔，這么處理含有責難鄭莊公的意思。由此可見，《春秋》不僅記事簡略，于一字之中見褒貶也可謂名副其實。

它記錄的歷史事件，長的不過四十多字，短的僅有一個字。這種簡約而凝練的記錄觀照歷史的方式被后人稱之為“春秋筆法”。所謂“春秋筆法”，即一字見義、一字褒貶、微言大義，即在平常的記事中隱含著深刻的垂教后世的褒貶勸懲之意?！洞呵铩吩谟浭轮谐３Ｍㄟ^用語和行文寄予褒貶愛憎，裁定是非曲直。對僭號稱王的吳楚之君，即貶稱為“子”，凡悖禮作亂、以下殺上者，都斥之為“弒”。魯隱公四年春，衛(wèi)公子州吁殺衛(wèi)桓公而自立為君，后來又被衛(wèi)人所殺，《春秋》記載：“衛(wèi)州吁弒其君，衛(wèi)人來告亂”，“九月，衛(wèi)人殺州吁于濮。”一“弒”一“殺”，褒貶自明。再如莊公三十二年慶父使人殺魯君子般，《春秋》記載；“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暗示慶父對子般被殺負責。又如，桓公十三年載“都人、牟人、葛人來朝”，來朝者，都是小國之君，至少是他們的兄弟或世子，《春秋》不像稱呼“宋公、齊侯、鄭伯、楚子”等稱其爵，也不像稱呼“鄭伯突（厲公）、鄭伯忽（昭公）”一樣在爵后稱名，卻只書作“人”，可見魯人對這些小國的輕視。杜預《春秋經(jīng)傳集解》載：“齊豹為衛(wèi)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饼R豹身為衛(wèi)國大夫，為一官半職就殺了衛(wèi)國國君的兄弟，雖說“欲求不畏強御之名”，但在孔子眼中仍是“盜”；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昭公五年莒牟夷、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都曾拿自己國家的土地取悅于魯國，他們都是小國的大夫，孔子說他們“來奔”，本身就是對他們的鄙視，可他還是不解恨，又不惜筆墨，點出三人姓名，讓賣國賊遺臭萬年?！氨I”字寫出了孔子的厭惡和譴責，“來奔”現(xiàn)出了叛國者賣地求榮的丑態(tài)。《左傳·成公十四年》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就是對這種“筆法”的總結，也基本概括了孔子作《春秋》的核心意旨?！洞呵铩愤@種以一字為褒貶的寫法和微婉含蓄的風格，對后代散文有著不小的影響。

晉杜預在《春秋經(jīng)傳集解·序》中說：“《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薄洞呵铩肥囚攪饭俚挠涗洠浴棒斁龜啻?，逐年記事”，簡明扼要記錄了魯國史事，比較完整地反映了魯國的歷史面貌，同時還兼顧其他諸侯國。這種斷代簡史的敘事方法，雖然文學性并不甚強，但它的敘事方式以及語言運用技巧卻足以為后世史傳文學大廈的巍峨聳立打下夯實的地基。

（三）《詩經(jīng)》詩教溫柔敦厚

溫柔敦厚是《詩經(jīng)》的核心，它既培養(yǎng)情感，也塑造人性?！鞍l(fā)乎情，止乎禮”，詩教要求人們以正直、樸素、溫和的方式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以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霸苟慌Ф粋?，樂而不淫”，《詩經(jīng)》把這個度掌握得巧妙而有分寸?！睹娦颉分兄v《關雎》之義：“《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对娊?jīng)·凱風》闡發(fā)了兒女對父母的愛，《詩經(jīng)·周頌》對文王、武王的美好品德有多方面的揭示，《詩經(jīng)·大雅·抑》將“溫”的品行視為大人君子善行懿德的基礎，《詩經(jīng)·秦風·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直觀揭示了“溫”“柔”觀念的文化內(nèi)涵，《詩經(jīng)·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充耳”是玉制的佩飾物，又稱“瑱”，周代貴族大都有佩玉的愛好，因為美玉總給人以溫潤柔和之感，與“仁”的品德非常相似。總之，做人做事做文一定要從真善美出發(fā)，溫柔敦厚才是美的表達。

“溫柔敦厚”詩教觀念的形成，與周王朝及各諸侯國在政治、外交中用《詩》用樂以及周人的誦諫傳統(tǒng)也有著密切的關系。春秋用“詩”是一種社會時尚。先秦諸子說理論證也喜引《詩》增強說服力。《左傳》就用了相當多的筆墨記錄其間的風雅與從容。如《僖公二十二年》記“臧文仲諫卑邾”一事：“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对姟吩唬骸畱?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臧文仲引《詩》勸告僖公，即便對小國也不能掉以輕心，而應嚴陣以待。“詩教”在春秋時期的廣泛進行和巨大影響，全面真切地展示了文質(zhì)彬彬的社會風貌和社會文化生活場景。

周代貴族教育崇尚君子之德，是“溫柔敦厚”詩教觀念產(chǎn)生的重要基礎。周代開國之君力倡敬德保民，重禮樂教化。貴族交流溝通的主要方式就是歌《詩》、弦《詩》、引《詩》、賦《詩》，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就具有溫柔敦厚的特點。其他如燕禮、射儀、祭祀等典禮活動，也大都伴有《詩》樂。《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綿》，《小雅》中的《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周南》中的《關雎》，《召南》中的《采蘩》《采》《騶虞》，《豳風》中的《七月》等，都是見載于先秦典籍的常用樂章。《周頌》《魯頌》《商頌》是用于宗廟祭祀的樂歌，不但配合樂器，而且?guī)в幸欢ǖ奈枧_藝術成分。《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公子季札訪問魯國”一事：叔孫豹接待季札，樂工為他彈唱《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wèi)風》《王風》《鄭風》《齊風》《豳風》《秦風》《魏風》《唐風》《陳風》《鄶風》《小雅》《大雅》《頌》，他都分別評價，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可見，《詩經(jīng)》作為演奏節(jié)目經(jīng)常出現(xiàn)，達官顯貴們對《詩經(jīng)》耳熟能詳，因而能夠潛移默化深入人心。

章學誠曾說：“至戰(zhàn)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zhàn)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zhàn)國而后世之文體備”，但“后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zhàn)國，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詩》教也，人愈不知也。”《詩》在極其漫長的歷史中履行著“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職責，其抒情性特征為后人留下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不朽的文學手法，其審美性特征突出了文學本質(zhì)的顯現(xiàn)，其教育性特征則形成了中國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tǒng)。溫柔敦厚在潛移默化中表達著對真實世界的無盡訴求。

四、先秦時期文學活動蔚為大觀的影響

（一）聚徒講學，述而不作

士人崛起，私學涌現(xiàn)，使得聚徒講學成為風尚，也出現(xiàn)了李耳、孔丘、墨翟等著名教育家。淳于髯弟子多達三千；孟子“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田駢在齊“資養(yǎng)千鐘，徒百人”；農(nóng)家許行也有徒數(shù)十人。他們從各地齊聚稷下學宮，從事文化傳播活動，活躍稷下學術空氣。在這里，教師傳授的內(nèi)容不再限于周代學官規(guī)定的“六藝”，他們可以自由地宣傳自己的學術思想。他們重視教學藝術，不僅教學內(nèi)容豐富多彩，教學方法也靈活多樣。教學內(nèi)容上，他們根據(jù)現(xiàn)實需要，給學生傳授政治斗爭的策略、游說諸侯的論辯藝術以及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

孔子“日夜不休”，或大樹之下，或杏壇之上，無時不講，無處不講?！墩撜Z》中用了四百余“子曰”，輾轉傳述，就是記載孔子的語錄的見證，“述而不作”被他運用得游刃有余?！妒酚洝ぬ旃贂罚骸笆且钥鬃诱摿?jīng)，記異而說不書”，按“說”即口說解釋之言。劉師培曰：“三代之時學術授受，多憑口耳之流傳。孔子之以六經(jīng)教授也，大抵僅錄經(jīng)文以為課本，而參考之語，詮釋之詞，則大抵以口而相傳。”謂六經(jīng)之解皆在口說傳授之中，也恰好印證了這一點?！秾O子兵法》與之類似，其中的篇章大都是由若干條主旨相關的格言語錄組成，結構松散，每條格言語錄都比較獨立。可見，士人非常重視而又身體力行地踐行著“述而不作”的教育。

先秦諸子嚴謹務實，述而不作。他們的主張學說被弟子或后學整理成書，他們留下的文字大都屬于某一學派，而非屬于某一個人。有的著作雖有名號，也只能說明該著作屬于某家學說，而不能認定其必出自某人之手。呂思勉先生在《先秦學術概論》中指出：“先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今其書之存者，大抵治其學者所為，而其纂輯，則更出于后之人。”孔子被捧為“萬事師表”，也只是搜集、校核、編輯而已?！墩撜Z》是一部語錄體散文集，其作者也非一人，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序》認為“《論語》者，是孔子沒后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錄也”?？鬃印笆龆蛔鳌?，其他諸子也多是這樣。他們運用活潑的口語，書中記錄多用“子曰”，完全可以看出后人記錄加工的痕跡。述而不作是中國古代重要的著述思想，它不僅負載著嚴謹務實的學術精神，也在無形中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創(chuàng)造性思想。

（二）詩以言志

春秋時期是一個產(chǎn)生詩歌流傳詩歌的時代，詩歌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重要的禮儀場合都要奏樂歌詩，交往論辯時也要引詩表達自己的見解?？鬃釉虒Р~：“不學詩，無以言?！保ā墩撜Z·季氏》）詩歌既是表達情感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諷喻時政、下情上達的一個重要渠道。

《尚書·堯典》：“詩言志。”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中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這三個意義正代表著詩的發(fā)展途徑上三個主要階段?！薄爸尽钡淖畛跻饬x是記憶，詩言志即詩言記憶。后來，所謂“詩言志”，主指作者的志向和抱負。作為上情下達的一種工具，詩歌傳遞著作者的“志”?！稘h書》《春秋公羊傳解詁》等記載“行人”采詩，孤寡老者采詩，《國語》《禮記》《左傳》等記載貴族獻詩，都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廣泛的詩歌傳播活動，同時也印證了詩歌傳播是社會傳播活動的重要方面，在當時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生活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蹲髠鳌贰秶Z》中有關于賦詩言志的記載：

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蔽淖淤x《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左傳·文公十三年》）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公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理。（《左傳·襄公八年》）

秦伯享公子……秦伯賦《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賦《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谷，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召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強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其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余使公子拜。秦伯降辭。子余曰：“君稱可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國語·晉語》）

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當時詩歌傳播的著眼點在“志”，“志”主要指志向懷抱，涉及政治、外交、倫理教化各方面。點出現(xiàn)成的詩篇由樂工演唱，借以表明自己的心意，歌詩已成為他們表情達意的信息通道。

（三）士人游說

春秋戰(zhàn)國之際，士的人數(shù)大量增加，仕的問題就格外嚴重?？鬃釉唬骸笆慷鴳丫?，不足以為士矣?！保ā墩撜Z·憲問》）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nóng)夫之耕也?！保ā睹献印る墓隆罚懊献娱T人喜歡問‘仕’，孟子以‘仕’為君子的職業(yè)?！?sup>毛遂之自薦、馮之彈鋏，雖然他們的方法不盡相同，但目的都是想方設法謀取功名富貴。要出仕，必須說服當權者采納自己的見解，游士應運而生。

縱橫捭闔靠的是口才，說服各諸侯國國君采納自己的主張，靠的就是三寸不爛之舌。張儀未發(fā)達時，有一次幾乎被人打死，醒來先問自己的舌頭還在不在?？v橫家蘇秦，早年出游失敗，“大困而歸”，被家人恥笑，于是發(fā)奮閉門苦讀?！白x書欲睡”，便“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并經(jīng)常以“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自勉，終于揣摩出一套因勢利導的干世主之術。后因他說服山東六國“合縱”抗秦而“并相六國”。孔子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這種“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的精神，給中國的政治社會帶來了無限的光明和希望，給暮氣沉沉的古老的民族帶來了無限的生機和活力。誠如東方朔所論：“得士者強，失士者亡?！?/p>

要想取得游說成功，士人們除了有堅韌不拔的意志，還要有說服的方法和技巧。劉向說：“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戰(zhàn)國策書錄》）潁考叔用替代理論撫平君王的矛盾心態(tài)，展喜用心理分析打動齊王黷武野心，燭之武用歸因理論巧退秦師，子貢舌粲蓮花操縱五國興亡，鄒忌用樂韻琴理諫勸君王治國，蘇代用先破后立片言扭轉國家危機等，都顯示了游士們游說技巧淋漓盡致的發(fā)揮，他們是“用話做事”的特殊人士，靠的就是一張能打動人趨利避害心理的嘴，充當各種層次的調(diào)解人。在游說過程中，他們會運用一種或幾種方法說服君主，他們具有完善的語言表達能力，能夠因勢利導，運用最準確的表達方式，層層遞進、充分靈活的表達觀點，把握被說服者的心理變化，讓他們心悅誠服地接受。漢代王充在《論衡》中說：“六國之士，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喪”（《論衡·效力篇》），這是對士人在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作用的精練概括。

要之，自從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史學就一統(tǒng)天下，文學幾乎沒有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正是在這樣艱難的背景下，文學突破史學的層層包圍，破繭出土，勇敢地萌發(fā)出嫩綠的幼芽。在文與史的交融中，記言記事各具特色，由簡到繁，由質(zhì)樸無華到略具文采，羞澀地開始了文學對歷史的原初浸染。《左傳》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鮮明文學底色才浮出歷史水面。

［作者簡介］ 張偉，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1. 王運熙、顧易生《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7頁。
2. 《論語·為政》，陳戍國點?！端臅褰?jīng)》，長沙：岳麓書社，1991年。
3. 《荀子·樂論》，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4. 張玉法《先秦的傳播活動及其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5頁。
5. 劉澤華主編 《士人與社會》（先秦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頁。
6. 朱傳譽《先秦唐宋明清事業(yè)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90頁。
7. 參照王同《試論樂師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社會作用》，《中國音樂學》1999年第3期。
8. 《禮記·王制》，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jīng)注疏》本。
9. 參照陳水云《“士”與戰(zhàn)國時期的傳播藝術》，《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1月。
10.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第231頁。
11. 《左傳·襄公九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三冊。
12. 參周月亮《中國古代文化傳播史》，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95、98頁。
13. 劉蔚華《稷下學史》，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53頁。
1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70頁。
15. 章學誠著，嚴杰、武秀成譯注《文史通義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0—71頁。
16. 還有說法認為“詩言志”最早的出處在《左傳》。
17. 參見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第二章，臺北：三民書局，1965年。
18. 參吳東權《先秦的口語傳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2年，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