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撥亂反正

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但改革開放并非橫空出世，而是經(jīng)歷了充分的準備和醞釀階段。自1976年10月“文革”宣告結束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這兩年多時間，是中國文學界全面擺脫“文革”錯誤思潮籠罩的關鍵歷史時期，社會各界的撥亂反正工作是改革開放偉大事業(yè)不可或缺的先聲和序曲。沒有經(jīng)歷過“文革”十年，人們就不會真正意識到改革開放事業(yè)的偉大；沒有經(jīng)歷過“文革”結束期與過渡期的徘徊摸索、撥亂反正，也就沒有新時期文學黃金時代的到來。因此，我們在討論新時期文學發(fā)展狀況的時候，必須先厘清1976年末至1978年末這段新時期文學孕育期和萌芽期的基本面貌，以期更完整、全面地關照新時期文學發(fā)展的背景和淵源。

“文革”結束后文學界的撥亂反正主要體現(xiàn)在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文藝主管機構恢復工作及其所屬報刊復刊或創(chuàng)辦、糾正文學界“冤假錯案”等方面。

第一，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肅清“文革”期間錯誤文藝思想流毒。文藝界的撥亂反正是從1977年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開始的。什么是“文藝黑線專政”論？它又是如何被炮制出來的呢？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趕到蘇州，以“文藝革命”為題目，同林彪合謀來批判所謂“文藝黑線”。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受林彪委托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4月14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正式出爐?！都o要》提出了“黑線專政”論，指出：“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chǎn)階級的文藝思想、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薄霸谶@股資產(chǎn)階級、現(xiàn)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境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nóng)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nóng)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tài)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們一定要根據(jù)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復雜、長期的斗爭，要經(jīng)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薄都o要》批判了文藝界的所謂“黑八論”，即“寫真實”論、“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xiàn)實主義的深化”論、“時代精神匯合”論、“離經(jīng)叛道”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和反“火藥味”論，從而全面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領導的文藝事業(yè)所取得的成就。《紀要》的炮制，標志著林彪和江青勾結起來利用“文革”大搞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開始，在文學界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1]

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成為“文革”結束后文藝界撥亂反正的當務之急和重要任務。第一次對“文藝黑線專政”論進行集中批判的，是1977年11月21日由《人民日報》編輯部組織召開的文藝界人士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茅盾、冰心、劉白羽、張光年、賀敬之等。11月25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了《堅決推倒、徹底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本報編輯部邀請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會》的報道，“編者按”介紹了“黑線專政”論的由來、危害，正文介紹了與會文藝界人士對“黑線專政”論的批判。11月28日，《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由100多位文學界人士參加的批判“黑線專政”論的座談會。類似主題的座談會相繼召開，批判文章也陸續(xù)發(fā)表，其中張光年在1977年12月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駁“文藝黑線專政”論——從所謂“文藝黑線”的“黑八論”談起》是系統(tǒng)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文章。張光年在文章中指出：“‘文藝黑線專政’論，必須徹底清算。……一定要把林彪和‘四人幫’長期顛倒的路線是非、思想是非、理論是非再顛倒過來，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革命文藝路線得以全面地準確地貫徹執(zhí)行?！蓖ㄟ^上述座談會及批判文章的內容可以看出，“文藝黑線專政”論統(tǒng)治中國文藝界十余年的局面被打破了，長期壓在廣大文藝工作者頭上的精神枷鎖被解除了。這無疑充分表達了文學界擺脫極左思潮控制的迫切愿望，也傳遞了文學界正本清源、解放思想的呼聲。

第二，文藝主管機構恢復工作及其所屬報刊復刊或創(chuàng)辦。機構調整和創(chuàng)建主要表現(xiàn)為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壓的文藝主管部門工作職能得到恢復，一些適應新時期文學發(fā)展要求的新機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以創(chuàng)設。1977年10月，中共中央發(fā)出第43號文件，決定恢復中宣部，規(guī)定中宣部的主要職責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掌管新聞、出版的方針政策。中宣部的恢復，是意識形態(tài)領域撥亂反正的成果之一，也是文藝界春天即將到來的重要信號之一。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國文聯(lián)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在京召開。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會議宣布在“文革”期間一度停止活動的中國文聯(lián)、中國作協(xié)等文藝團體正式恢復工作。1982年5月26日，中央書記處批準，恢復中國作協(xié)原體制，確定中國作家協(xié)會是一個全國性的專業(yè)團體，同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lián)、全國文聯(lián)是同級單位。

中國作協(xié)下屬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建立也是新時期文壇的一件大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建立與文學泰斗巴金先生的倡議密不可分。巴金先生是一位純粹的現(xiàn)代作家，他在晚年時意識到自己有將一個時代的印記傳承下去的責任。1981年2月14日，巴金先生在為香港《文匯報》寫的《創(chuàng)作回憶錄》之十一《關于“寒夜”》和《創(chuàng)作回憶錄·后記》中最早建議建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這一建議于1981年3月12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刊載，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同年4月20日，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決定籌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并報中央批準。在多方的積極籌備和共同努力下，1985年1月5日在中國作協(xié)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正式宣告成立，楊犁任文學館第一任館長。同年3月26日舉行隆重的開館典禮。^[2]它成為中國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學博物館。自此，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在搜集、收藏、整理、研究、展示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作品方面一直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它是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陣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

隨著上述單位和部門的恢復或新建，一批曾由這些部門主管（主辦）、在“文革”中停辦的報紙雜志得以復刊，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學》《文藝報》《收獲》等。這些報紙雜志的復刊為新時期文學作品、文藝理論、文學批評文章的發(fā)表提供了平臺，它們在摸索中積極尋找新的定位，調整辦刊（報）宗旨和思路，為新時期文學的創(chuàng)新和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人民文學》于1949年10月25日創(chuàng)刊，是國家最高級別的文學刊物之一，發(fā)表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至1966年5月12日（5月號）出刊198期。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1976年1月20日《人民文學》重現(xiàn)文壇，目錄標明“總第一期”，雖標注為“創(chuàng)辦”，實為復刊。復刊后刊物逐步擺脫極左思潮的籠罩，對作者隊伍進行了重大調整，一些在“文革”中受壓制的“人民作家”重新活躍起來，還有一些頗具潛質的文學新人在刊物嶄露頭角，而工農(nóng)兵作者和集體寫作班子不再成為作者隊伍的主體?？d作品也展現(xiàn)出全新的風貌，擺脫頌歌文學、幫派文學、工具文學等的桎梏，真正深入新時期的社會生活，積極反映人民的心聲與訴求。作家走出平面化、機械化的思維模式，以直面現(xiàn)實的智慧與勇氣，對社會、政治、歷史的種種現(xiàn)象及問題進行反思和剖析，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刊于1977年第11期）便是這種文壇新氣象的代表。

《文藝報》的創(chuàng)辦、停刊、復刊的時間與《人民文學》基本吻合，創(chuàng)辦于1949年9月25日，1966年7月?？?，1978年7月復刊?！段乃噲蟆纷畛跏蔷C合性的文學藝術評論雜志，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后，內容上偏重于文學活動的報道和文學評論文章；改版為報紙后，辟有《新收獲》《作家論》《文學新人》《爭鳴錄》《世界文壇漫步》等欄目，成為以文學為主、兼顧藝術的專業(yè)報紙。《文藝報》復刊號指出，要徹底粉碎“四人幫”設置的重重精神枷鎖，完全解放文學藝術的生產(chǎn)力，為繁榮社會主義的文藝創(chuàng)作而斗爭，并把促進社會主義文藝創(chuàng)作的繁榮，大力支持各種題材、各種體裁、各種風格的社會主義香花，作為其光榮任務。

大型文學刊物《收獲》于1979年第1期推出復刊號，標志著刊物經(jīng)歷了60年代初及“文革”時期的兩次停刊后，重新正式回歸文壇?！妒斋@》復刊后，在主編巴金的領導下，迅速成為新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刊物。在80年代，《收獲》刊發(fā)的多部作品榮獲國內各種獎項，并且在廣大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

一方面，原先停辦的老牌報刊重現(xiàn)活力，另一方面很多新的報刊應運而生。《文學報》1981年4月在上海創(chuàng)刊，是改革開放后非常有影響力的文學類專業(yè)報紙。它的不斷壯大，使得北有《文藝報》、南有《文學報》的遙相呼應局面得以形成。兩報保持著差異化的風格，形成互補關系?！段乃噲蟆窔v史悠久，數(shù)次參與到黨和國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思想戰(zhàn)線領域頗具領導權和影響力，是發(fā)布、響應、闡釋黨和國家重大文藝方針政策的權威平臺。相比而言，《文學報》的創(chuàng)辦時代、創(chuàng)辦地點等決定了它更靈活、更新穎、更大膽的風格?！段膶W報》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產(chǎn)物，條條框框的束縛相對較少；上海文化氛圍更為開放多元，這也決定了《文學報》更有條件開辟出一片別樣的天地。此外，《當代》《十月》《中國作家》《鐘山》《花城》等原創(chuàng)文學期刊，以及《小說月報》《小說選刊》《詩選刊》等文學選刊也相繼創(chuàng)辦，文學創(chuàng)作及評論發(fā)表的平臺已經(jīng)在全國各地陸續(xù)搭建起來。

第三，糾正冤假錯案，恢復作家名譽。很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作家名譽的恢復，間接促進了風清氣正的文學生態(tài)的生成。1978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fā)表評論員文章《加快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文章指出：“各級領導，在為受迫害的作者和作品平反的工作中，都不應當狐疑不定，顧慮重重，口將言而囁嚅，足欲前而趑趄了，要把膽子放大一點，步子加快一點。凡是錯案、假案、冤案，都要實事求是地堅決平反，徹底平反，迅速平反，要快刀斬亂麻，有錯必糾。”在這一年，有關部門為老舍、趙樹理等知名作家舉行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各種形式表達對這些作家的緬懷之情。

在一系列糾正冤假錯案的過程中，長篇小說《劉志丹》的平反很有代表性。《劉志丹》由李建彤創(chuàng)作于20世紀60年代前后，描寫陜北、陜甘革命根據(jù)地和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二十六軍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劉志丹的革命傳奇生涯。小說未經(jīng)正式出版就引發(fā)了軒然大波，康生羅織了“小說反黨”的罪名，煽動對《劉志丹》進行批判，其間波及一大批黨內外高層領導及文藝界人士。粉碎“四人幫”后，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79年8月4日，中組部向中央遞交了《關于為小說 〈劉志丹〉平反的報告》。報告認為：“《劉志丹》不是反黨小說，所謂利用寫小說《劉志丹》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錯案。中央決定，為小說《劉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誣陷的習仲勛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3]小說于1979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劉志丹》的重見天日洗清了多年的文字沉冤，向文壇釋放出強烈的撥亂反正信號。諸多冤假錯案得到糾正，諸多作家作品恢復名譽，一個全新的創(chuàng)作時代已經(jīng)拉開大幕。

注釋

[1] 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1966年2月2—20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6／10556225．html．

[2] 創(chuàng)建初始（萬壽寺）．http：／／www．wxg．org．cn／cjcs．jhtml．

[3] 1979年8月4日　中共中央批準《劉志丹》平反．（2009-08-03）．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8／03／content＿182556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