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二三事

父親生于民國元年，大半生是在亂世度過的，亂世人不如太平犬，更何況是草芥式的農(nóng)民。

我不想為父親立傳，所以我隱其名姓，略其簡歷，只記下他幾件值得一寫的小事。

父親一生勞作，像中國億萬農(nóng)民一樣，沒有什么可稱道的。只是他的長相特別。小時候給我的印象是鐵鑄似的，骨頭很粗很硬，手指粗壯而僵硬，老是半攏著拳，不能伸屈，也許是他長期勞作的結(jié)果；臂脛四楞四方，一到農(nóng)閑的冬天，四肢就長滿了茸茸的毫毛，我懷疑他是野人。他高額隆準，濃眉大眼，經(jīng)常緊蹙眉頭，眼睛射出的是一道道冷光，望而生畏。據(jù)看相先生說，他長的是貴人相。但他一輩子壓在權(quán)貴們的腳下，直到解放后才翻身。

他幾乎是個啞巴，很少聽他說過話，跟任何人都保持相當?shù)木嚯x。我的舅舅、姑爺?shù)扔H戚來了，他張眼瞧一下就算是打了招呼。跟母親祖母也很少說話。至于作為兒女的我們，都不敢靠近他。他也好像不需要我們靠近。在我的印象中，他從來沒有抱過我們，更不用說常人都有的那種舐犢之情了。

他一輩子可能有許多委屈，經(jīng)受了許多磨難，但總是打落牙齒和血吞，從不向人訴說，不求別人的理解和同情，哪怕是對自己的親人。只有在忍無可忍時，他才會不顧一切，如火山爆發(fā)。但他很能體貼別人，幫助別人。他與村里的窮哥們的關(guān)系很好。只要人家有困難，他有求必應(yīng)。他是村里最棒的勞力，常人干不了的活，他去；誰家缺了勞動需要的籮筐篾簍，他編。解放后由于他的勤儉，家里糧滿倉，豬滿圈，誰家缺錢米，都向他求借，能還就還，不還不追債。但他對家里人卻很吝嗇。媽媽常說他是鐵公雞，錢把得緊緊的，一個子兒也摳不出來。

他的性格倔，倔得有點出奇。青黃不接家里缺糧吃，從不向人告貸，寧肯餓著肚子吃對時飯（即一日一餐），或以野菜充饑。再窮也不去給富人當腳夫，抬轎子，打短工或做長工。不知為什么，他對權(quán)貴們似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敵意，與他們從來不搭話。本家有一位給地主打長工的伯伯，一見地主就點頭哈腰，如果多得了幾個賞錢，更是五體投地。他看不慣，不讓我們與他家交往，罵這人沒骨頭，沒志氣。為征壯丁的事，保甲長多次勒索、訛詐他，榨得家里的豬被抬走了，全家惟一的一床被子也被擄走了。人家都勸他去向保甲長求情。不勸則已，一勸倒激起他的火來，跑去揪住甲長就是一頓飽拳，招來了荷槍實彈的鄉(xiāng)丁們的追捕。從此他再也歸不了家，在外地流浪了多年，直到抗戰(zhàn)結(jié)束。

解放之后，他的性格似乎變了點，偶爾能夠見到他的笑臉，與母親也間或拉拉家常。兒女們歷來害怕他，不敢與他講話，倒是他時不時叫一聲我們的小名。我們做錯事了，他叫著小名，瞪一下眼，罵一聲“血牲”；事情做對了，他也叫著小名，照樣是一句“血牲”，但面向的是盈盈笑臉。他對我們只是說“血牲”這個詞，至今我仍不知這個詞是什么意思。

然而他那倔得出奇的性格卻依然沒變。一九五一年，我祖母去世，后輩們忙著尋墳穴，選那“風(fēng)水”好的地方。他歷來不迷信，也不信“風(fēng)水”，說是“何處黃土不埋人”。后來叔叔們選中了一塊“風(fēng)水”地，但本家的另一房卻不準安葬。這可把他惹火了，說：“不準葬，偏葬！”那一房的長者是村里當時的農(nóng)會主席，有權(quán)有勢。家里人怕惹麻煩，退讓了。而他卻一狀紙告到區(qū)政府（他雖然只有小學(xué)文化程度，但文字還通順，意思也表達得清楚），雙方對簿公堂。區(qū)長見了狀紙，只說了一句話：“誰不準葬，就葬到誰家去！”這位農(nóng)會主席不作申辯就退堂了。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大辦食堂”，家家戶戶的鍋碗盆勺都集中，凡屬鐵的，都砸了送進小高爐，“大煉鋼鐵”。父親卻直罵干部們“頭腦發(fā)昏”，從搜家的大隊人馬手中奪回了一口破鍋，自己一人單獨在家開伙，“大食堂”剛開辦時，天天宰豬殺羊，烹雞燜鴨，過了一段“共產(chǎn)主義”的“大康”生活。他一次也不去享受，母親偷偷為他帶回一些，他也星點不沾，似乎在進行“絕食”斗爭。他成了全公社惟一反對“三面紅旗”的典型。

既是“大躍進”，就得做出“大躍進”的樣子，浮夸風(fēng)刮得很狂勁。糧食畝產(chǎn)萬斤、十萬斤，廣播喇叭吹得震天價響。糧食緣何這樣高產(chǎn)？干部們只好說，靠的是積肥。于是縣上干部要來檢查“積肥”。村干部無奈，只得動員全村老少婦幼，連夜搜集各家的稻草搬到路邊、田埂邊，摞成堆，在上面撒些土，做成堆肥的樣子。干部們?yōu)榱送瓿扇蝿?wù)，應(yīng)付上面的檢查，集體奮戰(zhàn)是當作軍令執(zhí)行的，誰也不得違抗。父親就是抗命不從，而且不許家里人去“胡鬧”。為此，生產(chǎn)隊長帶來幾個壯實漢子，揚言要將他綁去，綁不去，就要用豬架子將他抬去。父親站在門口，背后橫握著一條扁擔(dān)。橫眉豎眼，擺出應(yīng)戰(zhàn)的架勢。來人知道他是遠近聞名的大力士，嚇得目瞪口呆，乖乖地退下陣去。

父親雖然斗勝了，但他仍不善罷甘休，連夜用他那點有限的墨水，寫了幾首打油詩，張貼在街上。我只記得其中一首：

畝產(chǎn)糧食超萬斤，

胡編亂造頭發(fā)昏！

滿壟堆肥是假貨，

不信刨開看個真。

他張貼的目的是想讓上面檢查團“看個真”。第二天檢查團來了，對大隊的積肥給予了充分肯定，還說要在全縣發(fā)通報表揚。父親怎能料到，這樣的打油詩是絕不會讓上級看到的，撕下它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為此事，我們這個大家庭的后院起火了。我叔叔是大隊干部，這“堆肥”的“功勞”自然有他一份。父親聽到這樣弄虛作假的怪事居然受到了表揚，氣得臉紅脖子粗，叔叔跟他打招呼，接二連三叫他哥哥，他不僅不理，還怒目相視。有一天，不知為什么，叔叔在罵罵咧咧，并滿肚子委屈地訴說，“誰愿干，是上面壓下來的任務(wù)！”父親憋粗了脖子，迸出四個字：“配做人嗎！”于是兩人卷袖管掄拳頭。好在母親、叔母奮不顧身死死抱住各自的丈夫，我也正逢在家度暑假，拉著弟妹們阻隔其間，才避免了一場“鬩墻”的格斗。

“三面紅旗”繼續(xù)在嘩啦啦地飄揚，“大煉鋼鐵”，為“超英趕美”，說是在我們的山地中也要修鐵路，于是將山上樹木砍了個光，小的作劈柴煉鋼鐵，大的留作枕木（后來成了朽木）。父親的脾氣越來越壞，跟他做干部的弟弟關(guān)系越來越緊張，跟誰也無話可說。當時為了歌頌“三面紅旗”，動員全民寫詩。父親也詩興大發(fā)，我看了他寄給我的詩，幾乎首首都是諷刺挖苦“三面紅旗”的，絕對不能外傳，我是它惟一的讀者。也許是“憤怒出詩人”吧，其中不少詩，遠在當時一些風(fēng)派著名詩人的水平之上。我偷偷地保存著它們，直到“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才不得不付之一炬。

父親倔了一輩子。倔人都沒好下場，草芥小民也不例外。父親就是因倔而丟了老命。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不久，“破四舊”的風(fēng)火相當熾烈。鄰村有一個隊長借“破四舊”之名，行封建迷信之實。他買通了公社一位管政法的鄭副書記，將我家的祖墳挖了，把骨殖扔得滿地，將空穴安葬了這隊長家的祖宗。據(jù)說這隊長老抱怨他的祖宗不庇蔭他，官當?shù)貌淮?，子孫也不成器。而我們一大家，卻出了個大官連長（我的堂兄），還有我這個所謂“在中央工作的研究生”，以為是祖宗占了好風(fēng)水，澤及子孫，使他艷羨不已，于是就干出了這樣鳩占鵲窠的事。挖掘祖墳，中國人哪怕覺悟再高，也是難以接受的，何況對方干的是打著紅旗走黑道的壞事，族人聚集起來，硬拉著父親跟隨去找那隊長理論。隊長家正在擺狗肉宴，宴請嗜狗肉如命的公社鄭副書記。他們食欲正酣，耳根發(fā)熱，酒氣增添了豪氣，沒料到碰到了這樣掃興的事。這書記沖出門來，一面命隊長集合民兵，一面向著來人訓(xùn)斥：“你們聚眾鬧事，破壞征兵，破壞興修水利，該當何罪！民兵來了，把你們一個個押到公社去！”來“理論”的隊伍見到了這書記的虎威，紛紛作鳥獸散。父親年事已高，本不愿意參與這樣的事，是被大伙硬拉來作壯陣陪襯的，但一聽到這書記講的歪理，他就走向前去，沒好氣地面向這書記，“破壞征兵？破壞興修水利？瞎扯淡！”這樣的反話，算是摸了老虎的胡須，哪能了得！于是這書記就下令將父親捆綁起來。開始，沒有一個民兵從命，誰也不愿意干這樣缺德虧理的事。父親聽說要捆綁他，倔脾氣大發(fā)作，沖向這書記瞪白眼。這書記大發(fā)雷霆，“看你犟嘴，就綁你！”他親自上陣扭父親的胳膊，并上來一批少不更事的毛頭小伙子，硬是將父親按倒在地，七手八腳捆綁了起來。然后由民兵壓陣，游行示眾十多里，押往公社。沿途父親多次掙斷了繩索，掙斷了再綁，強行從路邊農(nóng)家籮筐上解下結(jié)結(jié)實實的棕繩，一道一道地綁，像綁死囚一樣。

綁到公社，立馬升堂三審問罪。父親氣得發(fā)抖，一言不發(fā)，只有怒目相向，拳頭攥得緊緊的。審問一無所獲，派出所的槍桿子都用上了，比劃著，似非槍斃他不可。父親不懼淫威，大聲喊叫：“黑天了！”官衙治他不住，就將他當作“死硬分子”，投進了私設(shè)的監(jiān)牢，不給他吃喝，不許他外出大小便。牢外戒備森嚴，如臨大敵。這樣關(guān)押了幾天，過堂再審，他們得到的審問結(jié)果，仍是“黑天了”那句話。然后就給判“勞動改造”，霜降天要他赤腳下地干重活，活干完了就要他去淘衙門內(nèi)的所有廁所。他們自覺理虧，也許還有不少公道人去說情，也許官們自己也想找一個臺階體面地下了，說是只要父親承認錯誤就可放人。但父親仍然“死硬”到底，回敬的仍是“黑天了”那句話。

家里不得不打電報將我召回。我到家時，父親已被不明不白地放回家了。他沒有向我訴說這一切的經(jīng)過，只是感嘆地說：“你伯父是民國十五年的共產(chǎn)黨員，農(nóng)民協(xié)會委員長，后來被國民黨害死。你二伯父和大叔在民國廿五年，你出生的那會，跟隨賀龍的部隊去長征，杳無音訊。他們都有家小，加上你年邁的祖母，一大家子的擔(dān)子都是我挑著，我硬挺著盼來了解放……”他從來沒有與我說過這么多的話。我歷來敬懼他，對他是敬鬼神而遠之。這時，我頓覺與他親近了，我理解了他一輩子沉默寡言、寧折不彎的性格，也使我了解了中國現(xiàn)代農(nóng)民的苦難史，忍辱負重的掙扎史。接著，他又唾沫四濺地說：“沒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天黑了，黑天了！國民黨的保甲長我都敢拼，非跟他們拼了這條老命不可！”看來，他實在咽不下這口惡氣，如果不是共產(chǎn)黨的天下，憑他的性格，也許早就去拼了。還有村里一大幫主持正義的人，都主張去拼，大伙一起去拼。我怕事情弄大，就去找公社的第一把手周書記，因為我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黨的，包括主張去拼的人。周書記倒是很客氣，不待我說明來由，就主動地說：“你父親是個好老頭，雖然倔一點。他沒有錯，是我們錯了。得便時，我會與鄭副書記一起登門向你父親和全家賠禮道歉?！闭斘遗c周書記在房里交談時，那位副書記卻在外面大發(fā)虎威：“聽說他兒子是中央一個什么社的，什么屁大的社，難道比我們公社還大！再大也不怕，劉少奇、鄧小平不也打倒了嗎！”我覺得這類人充當黨的書記，是我們黨的恥辱，不屑與他糾纏，只當沒聽見。

后來，書記登門賠禮道歉的語言沒有兌現(xiàn)，父親忍無可忍，抱著對黨的一線希望，就一紙狀告到縣法院，這狀紙還是由我轉(zhuǎn)交的，法院也不予理睬。從此，他憂憤成疾，本來他一輩子沒患過病，忽然中風(fēng)了，接連五次，最后死于腦溢血。他的確死得冤枉。他的死，也給我很大的刺激。革命先烈的血是否白流了！五六十年代的干群關(guān)系是否一去不復(fù)返了！“民如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這句并非馬列主義的老話，為歷代當官的所記取，可是我們一些講馬列的官員卻聽不進去。當然，這事發(fā)生在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作為例外來看，但就是這位為非作歹的副書記，“文革”之后，照樣為官作惡，魚肉百姓，甚至打人致殘?，F(xiàn)在大家都在說農(nóng)業(yè)問題，竊以為是農(nóng)村問題，雖然兩者只有一字之差，其含義卻有天壤之別。我一直在關(guān)注著農(nóng)村官兒們的德政，凡所關(guān)注都令人失望，所以我離鄉(xiāng)背井幾十年，近廿年來一直不愿回家去拜謁那些父母官。但愿我老家在全國是個例外，但愿現(xiàn)在的父母官變好了。

言歸正傳，回過頭來再說父親。本來我與他缺乏一般父子之間的親情，我從小就離開了家，彼此甚少溝通，所知甚少，無意為他立本傳，寫誄贊。而且他是一介草民，我也只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不可能“子因父貴，父因子榮”。但他那身傲骨，那清正坦蕩的為人，敢想，敢怒，敢于逆潮流，撕破各種假面具以伸張正義的倔勁，卻令我欽佩和敬仰。這不是出于一種父子之間的私情。通觀古往今來的歷史，真正的正義和良知，往往存在于民間社會、平民社會，“卑賤者最聰明”，叱咤風(fēng)云、萬民景仰的英雄們、領(lǐng)袖們只不過是他們的代表而已。而今，一些精神貴族和某些土皇帝，已厭煩稱農(nóng)民為“兄弟”了，“歷史是群眾創(chuàng)造的”名言更成了他們嘲諷的對象。在他們眼里，“群眾”是“群氓”，可以任意驅(qū)遣、奴役，惟有他們才是上帝。如果我們多一點平民意識，將高昂的頭俯視一下民間，真正深入群眾，那么我們的歷史將不至于演出那么多的悲喜劇。那些出盡風(fēng)頭的精神貴族們土皇帝們是無可指望的，他們多半像魯迅所嘲笑的，總在奴才和主子之間不斷換位，現(xiàn)在不可一世，比主子還主子，曾幾何時卻在做十足的奴才，不如草民們硬氣。如果我們多一點平民意識，特別是那些身居要位的人，在頤指氣使一切的人，那么我們的民族和社會將大有希望，不會人為地制造“百慕大三角”，吞沒那些有棱有角的人。但愿后來人，活得自由瀟灑，不至于在各種淫威之下夭折，像我父親那樣；而能壽終正寢，以享天年。

原載《中華散文》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