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所知錄》與錢澄之的“詩史”寫作

“詩史”這一詩學觀念，最早見于唐代的《本事詩》，用來概括杜甫在安史之亂中流離隴蜀時所寫的記載時事的詩歌。后歷經宋、元、明、清各代詩人、學者的討論，內涵衍變得甚為豐富和復雜，但其最為核心的內涵仍是強調詩歌對于現實的記錄和描寫。到明清之際，因為身遭國難，大批詩人不但在理論上對“詩史”觀念有新的詮釋，在創(chuàng)作上同時繼承和發(fā)揚“詩史”精神。其中最有成就的，當數錢謙益。錢謙益以如椽大筆，將史學傳統(tǒng)上的褒貶與詩學傳統(tǒng)上的美刺相結合，構造出一套“見證”和“存在”的詩歌美學。錢澄之身處明清之際的學術和詩學氛圍中，對“詩史”這一問題在理論上雖無貢獻，但在創(chuàng)作中卻能堅持實踐。

如前文所述，《所知錄》中的詩歌大半出自于《藏山閣詩存》，《藏山閣詩存》的寫作宗旨就是“詩史”。錢澄之在《生還集自序》(作于1649年)中說：

共得詩若干篇，為六卷(引者按：今為七卷)，付諸剞劂，目曰《生還集》，志幸也。其間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嶇，以至山川之勝概，風俗之殊態(tài)，天時人事之變移，一覽可見。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譜可也。詩史云乎哉！

《生還集》是《藏山閣詩存》中規(guī)模最大的組成部分，寫作時間起于1644年(甲申)，迄于1648年(戊子)，記載了錢澄之入閩之前以及在閩粵期間的部分歲月。從《生還集自序》可知，《生還集》中的詩歌對錢澄之而言，就是他本人的“年譜”。也就是說，這批詩歌忠實地記載了他個人的生命，具有記載個人歷史的功能。錢澄之對待這批詩歌，雖說不敢以“詩史”自居(所謂“詩史云乎哉”)，其目的，還是希望自己的這批詩歌，一來可以記載他個人“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嶇”，二來還可以記載“山川之勝概，風俗之殊態(tài)，天時人事之變移”。換句話說，這批詩歌，錢澄之既將之視為個人的年譜，也將之視為整個時代的歷史。

其實，錢澄之的詩歌在當時就已被視為“詩史”。錢謙益(1582-1664)曾賦詩提及錢澄之，即以“詩史”稱之：

閩山桂海飽炎霜，詩史酸辛錢幼光。束筍一編光怪甚，夜來山鬼守奚囊。

錢謙益此詩作于1657年，詩中值得注意的是前兩句。首句提及錢澄之在隆武(在閩)、永歷(在粵)兩朝復明的艱難歲月；次句用“詩史”來概括錢澄之在那段辛酸歲月里寫下的詩歌，即《藏山閣詩存》中的作品。

錢謙益的門人錢曾(1629-1701)亦以“詩史”來品評錢澄之的詩作，他于1681年賦詩云：

記得行杯訴別筵，荷香分袂又三年。一身老去談詩史，四海窮來玩《易》箋。作客意消芳草后，懷人句好斷云邊。風檣今日難回棹，搔首蓬窗獨泫然。

錢曾在“一身老去談詩史，四海窮來玩《易》箋”兩句中，道出了錢澄之晚年傾心于《易》學的情況，同時也以“詩史”來肯定錢澄之的詩歌。

可知，錢澄之的詩歌具備記載歷史的功能，在其身前就已獲承認。然而，這批具有“詩史”功能的詩歌一旦納入史書《所知錄》，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