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未曾發(fā)生的文白論爭
1924年3月10日，《益世報》發(fā)表了一則由該報編者王蕓渠撰寫的《偶談》。這篇旨在堅持白話文立場，批評引導文學風氣的胡適言論失當、產(chǎn)生了不良后果的短文，因涉及林譯小說由五年前的冷落到現(xiàn)在的熱銷，語帶嘲諷，令林紓“頗為難受”，故與弟子張湯銘合作撰寫了一篇題為《讀〈益世報〉蕓渠〈偶談〉書后》的白話游戲文進行反擊。此文本擬交由《晨報副刊》發(fā)表，由于主編孫伏園的反對，當年并未刊出，一場很可能發(fā)生的新一輪文白論爭因此消泯。由于該文作于林紓?cè)ナ乐?，且關(guān)聯(lián)著林氏一生傾力的古文事業(yè)，林紓本人也相當看重，更值得慶幸的是，其原稿尚存人間，故筆者對蕓渠的《偶談》與林紓的回應(yīng)做了互文釋讀，以期貼近與揭示林紓的晚年心態(tài)。
晚年佚文的發(fā)現(xiàn)與作者認定
近日受托整理、校注林紓家書，在合作者、負責聯(lián)系林紓后人的包立民先生打包寄來的文稿中，發(fā)現(xiàn)了一篇題為《讀〈益世報〉蕓渠〈偶談〉書后》的文字。此文作者署名“張銘”，經(jīng)閱讀原文及末后所附林仲易致林圣明函，始知此乃一則很可能會引發(fā)新一輪文白論爭的林紓晚年佚文。
其實，早在2008年寫作《閱讀林紓訓子書札記》時，筆者已注意到有此一文，并因林紓在與林仲易末后一信中囑其“摧燒之”，而遺憾此舉“卻使我們今日少了一份可貴的論爭文本”注94。如今見到這份原稿歷經(jīng)滄桑，仍然完好地保存于世，實在大為欣喜。此稿連同林仲易40年后所寫信札，均蓋有“圣明藏書”印，可知其為林紓侄孫林圣明的收藏。而其流傳經(jīng)過，在林仲易函中亦有交代：
得六月十六日來函，知近與孟
兄同訪伯森，并為診察，由足下破費也。四十年前，藏有琴叔托登北京《晨報》一稿，未為發(fā)表。老人有兩函寄我，前曾抄寄孟
”疑當為孟璽，即林紓弟子胡爾瑛別字，與薩氏為好友，胡嘗輯抄《畏廬尺牘》一卷，現(xiàn)藏福建省圖書館。林圣明亦居福州，業(yè)醫(yī)。注95由信中所言可知，大抵是為了感謝林圣明為薩伯森治病，多有破費，林仲易故將珍藏40年的此稿相贈。這篇《讀〈益世報〉蕓渠〈偶談〉書后》全文如下：
余從琴南師廿年，學畫山水。師每日必譯書三千六百言，成書一百五十三種。讀者多，詬者亦有，其寔于師無毫末之損益也。近讀《益世報》闌中有蕓渠《偶談》一則，謂林譯《聲影錄》，寫一俄國窮婦，作古文腔調(diào)祈禱，大為世詬，不期啞然失笑。師不會俄文，既以文言迻譯，自然是古文腔調(diào)；若徑抄俄文，何必用譯。譬如直隸人譯廣東話，若仍作廣東腔調(diào)，何人能懂？自然以直隸之詞，達廣東之意，有何可詬？至云“拂袖而起”，“拂”字當是“挽”字之訛。即言“拂袖”，亦不過一時語病，何至將一百馀種之文，因茲一言，概行抹煞。吹毛求疵，弄些小聰明，此所謂“寸朽棄連抱”也。無聊不平，敬以《偶談》一闌，褒貶間出，上之吾師。師笑曰：有趣極矣。他說余倒霉，吾本來是倒霉人，何用他說！且吾力讖［誡］名譽，即有百個胡適之，亦扶不起；即有千個某雜說［志］，亦踩不倒。今日到清閑無事，不妨與他說說。他說吾七十老翁，賣文為活，至此當自嗒然。然我不嗒然，我的奴子，周四，他到欣然。吾每譯小說，與舌人對分，一月不過六百元。今舍譯賣畫，一月到得千元。周四隨封加一，豈不欣然？他既欣然，我也不嗒了?！杜颊劇分袇s說到洛陽紙貴，方今吳子玉用武力統(tǒng)一，那有功夫瞅字？即傳抄吾書一萬年亦說不到，況吾書悉用洋紙，不用洛陽之紙。且洛陽并不出紙，商務(wù)館掌柜，豈肯白跑到洛陽，蹈空而回？此著又廢話矣。若提起《茶花女》一書，是我四十年前游戲之作。今有了《新茶花》，上海人呼吾書為“老茶花”。“老茶花”不走運，《新茶花》卻有坤角演唱。前此罵我之人，今乃尋覓此書不得。我意尋《老茶花》是死的，無可言晤；不如找《新茶花》是活的，可以吊膀，到還有趣。未知覓書諸君，以為何如？至胡適之比我為司馬遷，幾乎嚇我老大一跳。司馬遷是沒有東西的人。我前年患癃閉，拉不出尿，比司馬遷更糟。幸虧西醫(yī)克利，中醫(yī)陸仲安，合治而愈，至今視這個東西，為極大忌諱。而胡君忽提起司馬遷栽我身上，我只好戰(zhàn)戰(zhàn)兢兢，寫一個心領(lǐng)謝帖，擋駕完事。此外又蒙歐人溫彩嗣先生，為我辯護，說林先生為當代作家，感極感極！唯律師辯護，例有酬勞。當擇吉日，在六國飯店，購三數(shù)瓶香檳酒，恭候臺光，即請胡君作陪，或能賞臉也。吾師說至此，仍大笑不止。予拾而記之，以供蕓渠先生一粲。
前述林仲易致林圣明書，已言及林紓為此稿曾“有兩函寄我”。此二函已收入商務(wù)印書館1993年出版的《林紓詩文選》，原未署寫信時間，編者說明為林紓“1924年所作”。查其中所言“廿二日六小兒行娶，吉帖想已收到矣”及“余七十有三之年”注96，“六小兒”指大排行為第六子、小排行為第四子的林琮，據(jù)《貞文先生年譜》民國十三年（1924）記，“春二月，為四子琮取馬逸高之女淑端”注97，且林紓是年正為73歲，則系年無誤。
更進一步，由春二月廿二日為林琮結(jié)婚日，可推知《益世報》蕓渠文的大致刊載時段以及林紓的回應(yīng)時間。因林紓與林仲易書開篇即提到，“昨讀《益世報》，中有《偶談》一節(jié)”注98，可見其文乃是讀報之后，即刻援筆寫作。而鎖定1924年陰歷二月、即西歷3月的時段查找，果然在《（北京）益世報》當年3月10日的“益世俱樂部”中見到了這則《偶談》短文。因此可以確定，《讀〈益世報〉蕓渠〈偶談〉書后》一文寫于1924年3月10—11日，林紓此札也可精確到3月11日所作。
作者“張銘”為何許人，抑或是林紓的托名，在林紓3月11日所寫信中也可找到答案。所謂“經(jīng)敝徒性甫作論辯駁”，《林紓詩文選》亦注出：“性甫，即張湯銘，號煙樵，畫家。福建閩侯人?！?sup>注99《林氏弟子表》記林琮言，稱其“為先公畫弟子中佼佼者”；張氏挽林紓詞亦有“侍筆硯有年”，“病榻彌留，遺屬丁寧傳畫冊”等語。后者乃指林紓病重時，書《遺訓十事》，亦特意交代：“四王吳惲畫，送性甫?！?sup>注100顯然，其人為林紓愛重的繪畫弟子，形同子弟，故于專言家事安排的遺囑中也不忘道及。
既然此文乃張湯銘“作論辯駁”，何以林仲易指為林紓“自擬”？這在林紓寫與仲易的信中也有揭曉。不過，前后兩函所言略有不同：3月11日稱，因張氏的駁論“搔不著搔［癢］”，“余率性作白話一篇，將他奚落”，是明言其全為林紓自撰；后一信則言，“張生不平，以文抵御。下半余改為游戲之文”注101，又僅承認后半篇才是越俎代庖之作。如查看原稿，可見全文字跡為別一人手筆，且顯系謄清稿，或即為張湯銘抄寫；至于“文中更改及圈點”處，確如林仲易所言，乃林紓“親筆”。據(jù)此可以斷定，因張湯銘的原作不得要領(lǐng)，未能令林紓滿意，于是林親自出馬，故而此文至少大半篇幅，即“師笑曰”以下均為林紓草擬。這從文章起初用文言，林紓自擬部分轉(zhuǎn)為白話亦可見出。全文既經(jīng)林紓改寫、點定，自當認作是吐露了其心聲。
由《偶談》引出的五年前《新潮》公案
惹惱林紓及其弟子的《偶談》，若仔細閱讀，其實筆鋒所向，主要是針對胡適。文章不長，卻以花線分隔為三小節(jié)。第一小節(jié)主要批評世人大多憑借耳食，故“一社會之勢力，常為一二天才家所獨占”，因其總攬了引導輿論的話語權(quán)。對林紓以古文譯小說的批評構(gòu)成了第二小節(jié)，而其概述的林譯小說幾年間由冷落到熱銷的局面，最終被歸結(jié)為由于胡適近來褒揚林紓古文所致。故第三小節(jié)的結(jié)論為：“社會上之文學評論空氣，亦時為一二天才家所左右，此亦‘以耳代目’之類也?！比匀换氐搅碎_篇“誚鄙夫無識，嗤為‘耳食’或謂之為‘以耳代目’”注102的感嘆，意在指責引導文學風氣的胡適言論失當，產(chǎn)生了不良后果，背離了“五四”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的初衷。
林紓最關(guān)切的自然是第二小節(jié)的文字：
林譯小說，五年前曾以古文腔調(diào)，大為世詬。某雜志稱其譯《社會聲影錄》，寫一俄國窮婦，作“古文腔調(diào)”之祈禱，藉使俄之窮婦，人人皆能作古文腔調(diào)，則《社會聲影錄》可以無作矣。又譯偵探小說，用“拂袖而起”一語，經(jīng)人指摘，令人閱之，不覺失笑。是后林譯書，銷路大落，竟無過問者。七十老翁，賣文為活，至此當自嗒然。今則畏廬小說，市攤上又累累滿架。游人常三五游談，語及《茶花女》，嘆賞累日，或攢目［眉］互語，嘆林譯小說，何竟走遍市廛無處購也。此中人多三五年前痛罵林紓譯書挦扯不倫類者，今竟視為瓚［瑰］寶！五年前之林琴南，今又洛陽紙貴矣！
這里先說“五年前”的公案。根據(jù)下文引述，“某雜志”可以落實為北大激進學生所辦的《新潮》。在1919年1月的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過羅家倫的《今日中國之小說界》。而下半篇“對中國譯外國小說的人說”的“四條意見”中，有兩條關(guān)涉到林紓，正與《偶談》文字相應(yīng)。意見第二條認為：
歐洲近來做好小說都是白話，他們的妙處盡在白話；因為人類相知，白話的用處最大。設(shè)如有位俄國人把Tolstoy的小說譯成“周誥殷盤”的俄文，請問俄國還有人看嗎？俄國人還肯拿“第一大文豪”的頭銜送他嗎？諸君要曉得Tolstoy也是個絕頂有學問的人，不是不會“咬文嚼字”呢！近來林先生也譯了幾種Tolstoy的小說，并且也把“大文豪”的頭銜送他；但是他也不問——大文豪的頭銜，是從何種文字里得來！他譯了一本《社會聲影錄》，竟把俄國鄉(xiāng)間窮得沒有飯吃的農(nóng)人夫婦，也架上“幸托上帝之靈，尚留余食”的古文腔調(diào)來。注104
羅家倫的第四條意見是：
譯外國小說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不可更改原來的意思，或者加入中國的意思。須知中國人固有中國的風俗習慣思想，外國人也有外國的風格習慣思想。中國人既不是無所不知的上帝；外國人也不是愚下不移的庸夫。譯小說的人按照原意各求其真便了！現(xiàn)在林先生譯外國小說，常常替外國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無良”，“某事契合中國先王之道”的評語；不但邏輯上說不過去，我還不解林先生何其如此不憚煩呢？林先生以為更改意思，尚不滿足；巴不得將西洋的一切風俗習慣，飲食起居，一律變成中國式，方才快意。他所譯的偵探小說中，敘一個偵探在談話的時間，“拂袖而起”。所以吳稚暉先生笑他說：“不知道這位偵探先生所穿的，是以前中國官僚所穿的馬蹄袖呢？還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大禮服呢？”其余這類的例子，也舉不勝舉了！林先生！我們說什么總要說得像什么才是。設(shè)如我同林先生做一篇小傳說：“林先生豎著仁丹式的胡子，戴著卡拉Collar，約著呂朋Ribbon，坐在蘇花Sofa上做桐城派的小說?！毕壬詾槿徊灰詾槿荒?？若先生“己所不欲”，則請“勿施于人”！注105
此前一年，胡適在《新青年》發(fā)表《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文中也擬了三條“翻譯西洋文學名著的辦法”，第二條談的是堅持白話文的立場：“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迸e例中即包括了林紓的翻譯：“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寫一位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是）康橋大學的廣袖制服！——這樣譯書，不如不譯?！睂崉t，商務(wù)印書館1907年出版的“偵探小說”《圓室案》，署“商務(wù)印書館編譯所譯述”，與林紓無干。羅家倫以及包括蕓渠先生在內(nèi)的讀者之所以發(fā)生誤會，實在是因為胡適在此例前后，評說的對象均為林紓。但如果細味接下來的幾句：“又知［如］林琴南把Shakespeare的戲曲，譯成了記敘體的古文！這真是Shakespear的大罪人，罪在《圓室案》譯者之上?！?sup>注106則胡適在林紓與《圓室案》的譯者之間還是作了區(qū)分。
不過，張湯銘甚至林紓在辯解時，都沒有注意到這一批評的張冠李戴，反而甘愿代人受過，只辯稱“拂袖”當為“挽袖”之筆誤。由此偵知，林紓其實并不清楚其說原始出處，故不惜大包大攬。更重要的是，胡適與羅家倫對于林譯小說的不滿，根本在于其不用“活”的白話，專取“死”的文言，走失了原作的口吻與精神。張、林卻擱置此白話更宜于翻譯小說的前提絕口不論，實在也是因為對外文的語體毫無感受能力。辯詞的出發(fā)點于是落在認定以古文譯小說為既成且當然的事實，論題也轉(zhuǎn)彎成為譯文語言風格的統(tǒng)一，與對手并未接上榫。
與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的糾葛
還須考述的是何以五年間，林譯小說出現(xiàn)了從“無過問者”到“洛陽紙貴”的巨變。蕓渠認為，那根由端在胡適不負責任的表彰：
胡適之《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推崇林紓備至，謂林紓為有文學天才的人，甚至謂“古文之應(yīng)用，自司馬遷以后，都沒有林紓這樣的成績?！笨芍^將林抬到天上了。
溫彩嗣Wenchester謂文學須有永久的價值，一時毀譽，無傷毫末。林先生要為當代作家，卻是自胡適這幾句話一把他抬起來，他才不倒霉了，又要走運了。
而讓蕓渠大為不滿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本是胡適1922年3月為《申報》創(chuàng)辦50周年專門撰寫的一篇長文，收在申報館1923年2月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紀念?？校文暧殖霭媪藛涡斜?。其中對于林紓最高的評價，乃是與嚴復(fù)對舉，許為：“嚴復(fù)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闭f到林譯小說，胡適發(fā)表了這樣的意見：
他（指林紓）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讀原文；但他究竟是一個有點文學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書的文學趣味往往比現(xiàn)在許多粗能讀原文的人高的多?！?/span>
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于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yīng)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樣大的成績。
關(guān)于文言與白話的“死”“活”，倒是林紓念念不忘，并假托茶花女之老書新戲，調(diào)笑一番。林紓自嘲其初涉譯壇的成名作《巴黎茶花女遺事》為“老茶花”，乃是因有時事新戲《新茶花》自晚清以來，一直以京劇、話劇等形式在上海舞臺熱演。于是，針對蕓渠所述時人“語及《茶花女》，嘆賞累日，或攢目［眉］互語，嘆林譯小說，何竟走遍市廛無處購也”，林紓故意調(diào)侃：“我意尋《老茶花》是死的，無可言晤；不如找《新茶花》是活的，可以吊膀，到還有趣?！敝皇?，這樣的嘲笑在林紓固然頗為自得，然而已有些無聊。
更有甚者，胡適稱贊林譯小說對于古文的應(yīng)用，取得了司馬遷以來所沒有的大成績，本是誠心言好；林紓反而就此發(fā)難，用司馬遷的受宮刑與自己1922年8月間的大小便不通注109類比，稱為“極大忌諱”，“只好戰(zhàn)戰(zhàn)兢兢，寫一個心領(lǐng)謝帖，擋駕完事”，表示拒絕。盡管林紓自白，“有時稱許不倫，頗為難受”注110，應(yīng)是其回應(yīng)胡適諸言率性而出的原因，但跡近惡俗仍不免是筆者讀后的印象。而如果稍微留心胡適所說，不難發(fā)現(xiàn)，其并未犯下林紓嘲諷的“比我為司馬遷”一類的錯誤。只是，林紓對司馬遷實在是高山仰止，研讀有年，故翻譯小說時，也會發(fā)出“西人文體，何乃甚類我史遷也”注111的感嘆，以致錯會了胡適文意，引司馬遷自比。實則，林氏對自家古文已有定位，所謂“六百年中，震川外無一人敢當我者”注112。正因有著這樣的高度自信，林紓才放出“即有百個胡適之，亦扶不起；即有千個某雜說［志］，亦踩不倒”的豪言。根本說來，林紓始終最看重的是其古文，而非翻譯小說，按照老友陳衍的說法，那情形竟至為“琴南最惱人家恭維他的翻譯”注113。無怪乎胡適的好心，因贊的不是地方，林紓并不領(lǐng)情，反會生氣。
而真正讓林紓動怒的，應(yīng)該還是蕓渠所挖苦的“七十老翁，賣文為活”，故“師笑曰”最先承接“不倒霉”的話頭，就此展開。林紓先后誕育七子五女，家累甚重，又常接濟族人及故交，日用開支很大。翻譯小說以獲取稿酬，確為其重要的養(yǎng)家之道。甚至1913年準備搬家時，住所地點的選擇也兼顧到距口譯合作者較近，“便于譯書也”注114。在寫給三子林璐的信中，因其游惰成性，林紓每常嘆苦，故要求其“當念爾父百般勞瘁，所為何來？切須學好，用功做人”；語氣中甚至不乏懇求：“一錢來處均不易，父老而力疲，須從儉為是，亦以體貼老父，即為孝子。”由于長期勞累，林紓的身體早已出現(xiàn)病狀。在訓子書中亦不妨說得明白：“吾年已六十有四，在理喘嗽之病日相侵尋，亦是老年常事。而吾蒙天之佑，常能耐勞，試問吾身尚有何望？”所望者即在兒子們的自立注115。為子女筆耕不息的林紓老人，也正有值得人尊敬處。鄭振鐸于林紓身后，譽之為“實是一個最勞苦的自食其力的人”，“實可算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學者”注116，相當中肯。與此相比，蕓渠的譏諷不免失之尖刻。但其說仍不過是沿襲了傅斯年五年前在《新潮》對林紓反對白話文學心理的揣測：“茍不至于如林紓一樣，怕白話文風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說賣不動了，因而發(fā)生飯碗問題，斷不至于發(fā)恨‘拼此殘年’，反對白話。”注117這也是淺之乎視林紓了。
而由蕓渠“洛陽紙貴”一語帶出的“方今吳子玉用武力統(tǒng)一，那有功夫瞅字”，實為《書后》文中唯一關(guān)系時事之言。吳佩孚（字子玉）為直系軍閥首領(lǐng)，當時在北洋各系中軍事實力最強，駐守洛陽，操控政局。1923年4月，吳在洛陽大做五十壽慶，有人出多金請林紓作畫，林“卻之弗為”，《貞文先生年譜》謂為“久不直其驕橫佳兵也”注118。但其間亦不排除林紓親近的徐樹錚為皖系軍閥的緣故。1920年的直皖戰(zhàn)爭中，皖系落敗，徐亦被通緝。林紓或不無銜恨，故在此順便偶刺之。
不過，在林紓的反唇相譏中，倒也透露出其當年真實的謀生情況：“吾每譯小說，與舌人對分，一月不過六百元。今舍譯賣畫，一月到得千元。”可知，起碼到1924年，賣畫已成為林紓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按照1913年所收女弟子王芝青的回憶：“晚年求畫者甚多，先生自定潤筆，與其他畫家不同的是索畫先付潤筆，茶幾書架上常常堆滿了紙絹，直到病榻上難以握管還在紙上摸索，他死后還欠了許多畫債?！?sup>注119老友陳衍的記述更為傳神：“紓有書畫室，廣數(shù)筵，左右設(shè)兩案：一案高將及脅，立而畫；一案如常，就以屬文。左案事畢，則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飲外，少停晷也?！惫赎愌堋皯蚝羝涫覟椤鞄艔S’，謂動即得錢也”注120。如此辛勞，仍是為了兒輩。以至在去世前，林紓已病勢沉重，“猶日作畫數(shù)事，自謂以分諸子也”注121。
至于林紓的翻譯情況，此文也作了總結(jié)：“師每日必譯書三千六百言，成書一百五十三種?！鼻罢呖梢暈榱旨偱c合作者通常約定的譯書字數(shù)，后者則為其自家認定的譯書數(shù)目，盡管我們現(xiàn)在知道的林譯小說成書已超過此數(shù)。而謂為“總結(jié)”，實在是因為此時距林紓病逝之日——1924年10月9日已經(jīng)不遠。
游戲文中的正經(jīng)事業(yè)
《讀〈益世報〉蕓渠〈偶談〉書后》完成，林紓將其寄給林仲易，附信曰：
方今盛行白話，余率性作白話一篇，將他奚落。不便付與他報，祈吾侄登在附張，與白話文及白話詩一堆混去，略略開心。余近來身子極健，故有此閑情。注122
此文的出之以白話體，在林紓也有戲謔意，算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過，林紓并非反對白話文，而是反對“盡棄古文行以白話”注126。因此，早在1901年的《杭州白話報》上，林紓即發(fā)表過白話道情多篇注127。1922年8月9日至9月15日，《晨報副刊》刊出署名“淑蘭女士”撰寫的《晉鄂蘇越旅行記》，林紓也致函林仲易，大贊其文“用語體，字里行間，咸有卷軸之氣，閑閑以白描之筆，寫南中山容水態(tài)，均栩栩欲活”，以為“必如是始成語體文字”。既極稱其為“不易才”，故特意探問：“未知為何處人，吾賢曾否認識此人，可否介紹與老人相見?！?sup>注128愛才之情溢于言表。而林氏也果然有眼光，此“淑蘭女士”即為日后的著名學者馮沅君。于此亦可見出，林紓實將書卷氣視為白話文必須具備的質(zhì)素與底蘊。
而這篇師生合作的戲仿白話文終究沒有刊出。據(jù)林紓事后寫給林仲易的信中“伏盧先生識高于頂”一語可知，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反對發(fā)表此文；而“吾侄見事，良有卓識”，說明林仲易也贊同孫氏的意見。雖然孫伏園令林紓“拜服無地”的“持平論”現(xiàn)在不得其詳，林仲易的勸解信亦未現(xiàn)身，但二人不愿挑起文壇新事端的息爭之意還是可以明白體會出。林紓回應(yīng)林仲易“卓識”的“余那顧與此輩爭雄頭［斗］角”，以及針對孫伏園“持平論”所說“余七十有三之年，何必與人爭無為之氣”，都在剖白此點。尤其是《書后》文中對胡適的譏諷，在林紓說來，是既有些得意又有些不平的“且胡適之經(jīng)余指斥，而尚以諛詞加我，本不必呶呶與辯”注129；若在旁人如孫伏園與林仲易看來，可能生出的倒是不識好歹，甚至好心當作驢肝肺的感覺。
自我解釋作文的目的與心態(tài)，林紓初時的“頗為難受”與“將他奚落”顯然更本真；后來辯解為“如方朔之《解嘲》，以博閱者一笑，并無詆讕之詞”，起碼孫伏園并不相信。不過，尋“開心”“游戲”為文，確也是林紓前后二書一致的表白，只是后信于此更多強調(diào)，且言及與性情相關(guān)：“然好游戲之作，效顰作白話一篇?！?sup>注130采用調(diào)侃語氣作文，自然可降低或和緩論爭中的敵意，使其處在若有若無之間。但分寸其實很難把握，戲謔也很容易從善意的調(diào)笑滑向惡意的諷刺。但無論如何，林紓的性喜“游戲”并非遁詞。熟悉其人者，多對林紓自認的“好諧謔”印象深刻。《福建文史資料》第五輯登載過兩篇回憶文章，對此竟有相同的記述。世交子吳家瓊（其父吳畬芬與林紓同任教于北京五城學堂）稱：“林琴南平日風趣灑脫，快言快語，不存芥蒂。”晚年親近的弟子胡孟璽亦說：“先生性極詼諧，居常以雋永灑脫之辭，作深入淺出之語，其膾炙人口者不可勝紀?！?sup>注131只是，這樣的隱情細節(jié)不可能為人人道，并期待人人知。為避免引發(fā)新一輪的文白之爭，想來也有為林紓老人不致惹火燒身、安度晚年計，《晨報副刊》因此決意“不登”這篇“游戲之作”。林紓此時或許也覺得孟浪，不愿此文再現(xiàn)于世，故信末囑林仲易“摧燒之可也”注132。
雖說是筆墨游戲，在林紓其實也相當鄭重。此稿篇首本有林紓所寫“登出此文時，祈將貴報送我一分”的囑咐，分明有留存意。如果放在林紓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來看，更可見其為延續(xù)古文命脈而拼死努力的悲壯心態(tài)。這場最終奪去林紓性命的大病起于1924年6月10日。其間，林紓曾扶病去孔教大學講授《史記》中《魏其武安侯列傳》一篇，隨即辭講席，并作《留別聽講諸子》詩：
任他語體訟紛紜，
我意何曾泥《典》《墳》。
駑朽固難肩此席，
殷勤陰愧負諸君。
學非孔孟均邪說，
話近韓歐始國文。
蕩子人含禽獸性，
吾曹豈可與同群？注133
一篇游戲文，關(guān)聯(lián)的仍然是林紓一生傾力的古文事業(yè)。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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