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晚年佚文的發(fā)現(xiàn)與作者認定

革新與守固——林紓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 作者:吳仁華 編


一場未曾發(fā)生的文白論爭

——林紓一則晚年佚文的發(fā)現(xiàn)與釋讀


夏曉虹

1924年3月10日,《益世報》發(fā)表了一則由該報編者王蕓渠撰寫的《偶談》。這篇旨在堅持白話文立場,批評引導(dǎo)文學(xué)風(fēng)氣的胡適言論失當(dāng)、產(chǎn)生了不良后果的短文,因涉及林譯小說由五年前的冷落到現(xiàn)在的熱銷,語帶嘲諷,令林紓“頗為難受”,故與弟子張湯銘合作撰寫了一篇題為《讀〈益世報〉蕓渠〈偶談〉書后》的白話游戲文進行反擊。此文本擬交由《晨報副刊》發(fā)表,由于主編孫伏園的反對,當(dāng)年并未刊出,一場很可能發(fā)生的新一輪文白論爭因此消泯。由于該文作于林紓?cè)ナ乐辏谊P(guān)聯(lián)著林氏一生傾力的古文事業(yè),林紓本人也相當(dāng)看重,更值得慶幸的是,其原稿尚存人間,故筆者對蕓渠的《偶談》與林紓的回應(yīng)做了互文釋讀,以期貼近與揭示林紓的晚年心態(tài)。

晚年佚文的發(fā)現(xiàn)與作者認定

近日受托整理、校注林紓家書,在合作者、負責(zé)聯(lián)系林紓后人的包立民先生打包寄來的文稿中,發(fā)現(xiàn)了一篇題為《讀〈益世報〉蕓渠〈偶談〉書后》的文字。此文作者署名“張銘”,經(jīng)閱讀原文及末后所附林仲易致林圣明函,始知此乃一則很可能會引發(fā)新一輪文白論爭的林紓晚年佚文。

其實,早在2008年寫作《閱讀林紓訓(xùn)子書札記》時,筆者已注意到有此一文,并因林紓在與林仲易末后一信中囑其“摧燒之”,而遺憾此舉“卻使我們今日少了一份可貴的論爭文本”注94。如今見到這份原稿歷經(jīng)滄桑,仍然完好地保存于世,實在大為欣喜。此稿連同林仲易40年后所寫信札,均蓋有“圣明藏書”印,可知其為林紓侄孫林圣明的收藏。而其流傳經(jīng)過,在林仲易函中亦有交代:

得六月十六日來函,知近與孟36兄同訪伯森,并為診察,由足下破費也。四十年前,藏有琴叔托登北京《晨報》一稿,未為發(fā)表。老人有兩函寄我,前曾抄寄孟36兄,備選入書牘,足下可借閱。原稿托名張銘,實老人自擬,文中更改及圈點皆老人親筆。特以寄贈足下藏之。

其中所言“伯森”,即福州文史老人薩伯森(1898—1985),與林仲易有戚誼,稱林為“表姊丈”;“孟36”疑當(dāng)為孟璽,即林紓弟子胡爾瑛別字,與薩氏為好友,胡嘗輯抄《畏廬尺牘》一卷,現(xiàn)藏福建省圖書館。林圣明亦居福州,業(yè)醫(yī)。注95由信中所言可知,大抵是為了感謝林圣明為薩伯森治病,多有破費,林仲易故將珍藏40年的此稿相贈。

這篇《讀〈益世報〉蕓渠〈偶談〉書后》全文如下:

余從琴南師廿年,學(xué)畫山水。師每日必譯書三千六百言,成書一百五十三種。讀者多,詬者亦有,其寔于師無毫末之損益也。近讀《益世報》闌中有蕓渠《偶談》一則,謂林譯《聲影錄》,寫一俄國窮婦,作古文腔調(diào)祈禱,大為世詬,不期啞然失笑。師不會俄文,既以文言迻譯,自然是古文腔調(diào);若徑抄俄文,何必用譯。譬如直隸人譯廣東話,若仍作廣東腔調(diào),何人能懂?自然以直隸之詞,達廣東之意,有何可詬?至云“拂袖而起”,“拂”字當(dāng)是“挽”字之訛。即言“拂袖”,亦不過一時語病,何至將一百馀種之文,因茲一言,概行抹煞。吹毛求疵,弄些小聰明,此所謂“寸朽棄連抱”也。無聊不平,敬以《偶談》一闌,褒貶間出,上之吾師。師笑曰:有趣極矣。他說余倒霉,吾本來是倒霉人,何用他說!且吾力讖[誡]名譽,即有百個胡適之,亦扶不起;即有千個某雜說[志],亦踩不倒。今日到清閑無事,不妨與他說說。他說吾七十老翁,賣文為活,至此當(dāng)自嗒然。然我不嗒然,我的奴子,周四,他到欣然。吾每譯小說,與舌人對分,一月不過六百元。今舍譯賣畫,一月到得千元。周四隨封加一,豈不欣然?他既欣然,我也不嗒了?!杜颊劇分袇s說到洛陽紙貴,方今吳子玉用武力統(tǒng)一,那有功夫瞅字?即傳抄吾書一萬年亦說不到,況吾書悉用洋紙,不用洛陽之紙。且洛陽并不出紙,商務(wù)館掌柜,豈肯白跑到洛陽,蹈空而回?此著又廢話矣。若提起《茶花女》一書,是我四十年前游戲之作。今有了《新茶花》,上海人呼吾書為“老茶花”?!袄喜杌ā辈蛔哌\,《新茶花》卻有坤角演唱。前此罵我之人,今乃尋覓此書不得。我意尋《老茶花》是死的,無可言晤;不如找《新茶花》是活的,可以吊膀,到還有趣。未知覓書諸君,以為何如?至胡適之比我為司馬遷,幾乎嚇我老大一跳。司馬遷是沒有東西的人。我前年患癃閉,拉不出尿,比司馬遷更糟。幸虧西醫(yī)克利,中醫(yī)陸仲安,合治而愈,至今視這個東西,為極大忌諱。而胡君忽提起司馬遷栽我身上,我只好戰(zhàn)戰(zhàn)兢兢,寫一個心領(lǐng)謝帖,擋駕完事。此外又蒙歐人溫彩嗣先生,為我辯護,說林先生為當(dāng)代作家,感極感極!唯律師辯護,例有酬勞。當(dāng)擇吉日,在六國飯店,購三數(shù)瓶香檳酒,恭候臺光,即請胡君作陪,或能賞臉也。吾師說至此,仍大笑不止。予拾而記之,以供蕓渠先生一粲。

因此引發(fā)的問題是,此文何時所寫?為何署名“張銘”?是否出自林紓之手?蕓渠所作《偶談》對林紓有怎樣的批評?林紓抱著什么心態(tài)寫作此文,以及文章最后因何未能刊出?最終所要探究的是其中透露的林紓晚年心事。

前述林仲易致林圣明書,已言及林紓為此稿曾“有兩函寄我”。此二函已收入商務(wù)印書館1993年出版的《林紓詩文選》,原未署寫信時間,編者說明為林紓“1924年所作”。查其中所言“廿二日六小兒行娶,吉帖想已收到矣”及“余七十有三之年”注96,“六小兒”指大排行為第六子、小排行為第四子的林琮,據(jù)《貞文先生年譜》民國十三年(1924)記,“春二月,為四子琮取馬逸高之女淑端”注97,且林紓是年正為73歲,則系年無誤。

更進一步,由春二月廿二日為林琮結(jié)婚日,可推知《益世報》蕓渠文的大致刊載時段以及林紓的回應(yīng)時間。因林紓與林仲易書開篇即提到,“昨讀《益世報》,中有《偶談》一節(jié)”注98,可見其文乃是讀報之后,即刻援筆寫作。而鎖定1924年陰歷二月、即西歷3月的時段查找,果然在《(北京)益世報》當(dāng)年3月10日的“益世俱樂部”中見到了這則《偶談》短文。因此可以確定,《讀〈益世報〉蕓渠〈偶談〉書后》一文寫于1924年3月10—11日,林紓此札也可精確到3月11日所作。

作者“張銘”為何許人,抑或是林紓的托名,在林紓3月11日所寫信中也可找到答案。所謂“經(jīng)敝徒性甫作論辯駁”,《林紓詩文選》亦注出:“性甫,即張湯銘,號煙樵,畫家。福建閩侯人?!?sup>注99《林氏弟子表》記林琮言,稱其“為先公畫弟子中佼佼者”;張氏挽林紓詞亦有“侍筆硯有年”,“病榻彌留,遺屬丁寧傳畫冊”等語。后者乃指林紓病重時,書《遺訓(xùn)十事》,亦特意交代:“四王吳惲畫,送性甫。”注100顯然,其人為林紓愛重的繪畫弟子,形同子弟,故于專言家事安排的遺囑中也不忘道及。

既然此文乃張湯銘“作論辯駁”,何以林仲易指為林紓“自擬”?這在林紓寫與仲易的信中也有揭曉。不過,前后兩函所言略有不同:3月11日稱,因張氏的駁論“搔不著搔[癢]”,“余率性作白話一篇,將他奚落”,是明言其全為林紓自撰;后一信則言,“張生不平,以文抵御。下半余改為游戲之文”注101,又僅承認后半篇才是越俎代庖之作。如查看原稿,可見全文字跡為別一人手筆,且顯系謄清稿,或即為張湯銘抄寫;至于“文中更改及圈點”處,確如林仲易所言,乃林紓“親筆”。據(jù)此可以斷定,因張湯銘的原作不得要領(lǐng),未能令林紓滿意,于是林親自出馬,故而此文至少大半篇幅,即“師笑曰”以下均為林紓草擬。這從文章起初用文言,林紓自擬部分轉(zhuǎn)為白話亦可見出。全文既經(jīng)林紓改寫、點定,自當(dāng)認作是吐露了其心聲。

由《偶談》引出的五年前《新潮》公案

惹惱林紓及其弟子的《偶談》,若仔細閱讀,其實筆鋒所向,主要是針對胡適。文章不長,卻以花線分隔為三小節(jié)。第一小節(jié)主要批評世人大多憑借耳食,故“一社會之勢力,常為一二天才家所獨占”,因其總攬了引導(dǎo)輿論的話語權(quán)。對林紓以古文譯小說的批評構(gòu)成了第二小節(jié),而其概述的林譯小說幾年間由冷落到熱銷的局面,最終被歸結(jié)為由于胡適近來褒揚林紓古文所致。故第三小節(jié)的結(jié)論為:“社會上之文學(xué)評論空氣,亦時為一二天才家所左右,此亦‘以耳代目’之類也?!比匀换氐搅碎_篇“誚鄙夫無識,嗤為‘耳食’或謂之為‘以耳代目’”注102的感嘆,意在指責(zé)引導(dǎo)文學(xué)風(fēng)氣的胡適言論失當(dāng),產(chǎn)生了不良后果,背離了“五四”文學(xué)革命提倡白話文的初衷。

林紓最關(guān)切的自然是第二小節(jié)的文字:

林譯小說,五年前曾以古文腔調(diào),大為世詬。某雜志稱其譯《社會聲影錄》,寫一俄國窮婦,作“古文腔調(diào)”之祈禱,藉使俄之窮婦,人人皆能作古文腔調(diào),則《社會聲影錄》可以無作矣。又譯偵探小說,用“拂袖而起”一語,經(jīng)人指摘,令人閱之,不覺失笑。是后林譯書,銷路大落,竟無過問者。七十老翁,賣文為活,至此當(dāng)自嗒然。今則畏廬小說,市攤上又累累滿架。游人常三五游談,語及《茶花女》,嘆賞累日,或攢目[眉]互語,嘆林譯小說,何竟走遍市廛無處購也。此中人多三五年前痛罵林紓譯書挦扯不倫類者,今竟視為瓚[瑰]寶!五年前之林琴南,今又洛陽紙貴矣!

林紓對此節(jié)文字的總體感受是“于余身上若嘲若諷”,讓他頗感難受注103

這里先說“五年前”的公案。根據(jù)下文引述,“某雜志”可以落實為北大激進學(xué)生所辦的《新潮》。在1919年1月的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過羅家倫的《今日中國之小說界》。而下半篇“對中國譯外國小說的人說”的“四條意見”中,有兩條關(guān)涉到林紓,正與《偶談》文字相應(yīng)。意見第二條認為:

歐洲近來做好小說都是白話,他們的妙處盡在白話;因為人類相知,白話的用處最大。設(shè)如有位俄國人把Tolstoy的小說譯成“周誥殷盤”的俄文,請問俄國還有人看嗎?俄國人還肯拿“第一大文豪”的頭銜送他嗎?諸君要曉得Tolstoy也是個絕頂有學(xué)問的人,不是不會“咬文嚼字”呢!近來林先生也譯了幾種Tolstoy的小說,并且也把“大文豪”的頭銜送他;但是他也不問——大文豪的頭銜,是從何種文字里得來!他譯了一本《社會聲影錄》,竟把俄國鄉(xiāng)間窮得沒有飯吃的農(nóng)人夫婦,也架上“幸托上帝之靈,尚留余食”的古文腔調(diào)來。注104

《社會聲影錄》為林紓與陳家麟合譯的托爾斯泰小說,內(nèi)含兩篇作品。羅家倫所批評的部分出自第一篇《尼里多福親王重農(nóng)務(wù)》(A Morning of a Landed Proprietor)。此書列入“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廿二編”,商務(wù)印書館1917年5月初版,封面大書“俄國大文豪托爾司泰著”,并印有托氏大幅圖像。

羅家倫的第四條意見是:

譯外國小說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不可更改原來的意思,或者加入中國的意思。須知中國人固有中國的風(fēng)俗習(xí)慣思想,外國人也有外國的風(fēng)格習(xí)慣思想。中國人既不是無所不知的上帝;外國人也不是愚下不移的庸夫。譯小說的人按照原意各求其真便了!現(xiàn)在林先生譯外國小說,常常替外國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無良”,“某事契合中國先王之道”的評語;不但邏輯上說不過去,我還不解林先生何其如此不憚煩呢?林先生以為更改意思,尚不滿足;巴不得將西洋的一切風(fēng)俗習(xí)慣,飲食起居,一律變成中國式,方才快意。他所譯的偵探小說中,敘一個偵探在談話的時間,“拂袖而起”。所以吳稚暉先生笑他說:“不知道這位偵探先生所穿的,是以前中國官僚所穿的馬蹄袖呢?還是英國劍橋大學(xué)的大禮服呢?”其余這類的例子,也舉不勝舉了!林先生!我們說什么總要說得像什么才是。設(shè)如我同林先生做一篇小傳說:“林先生豎著仁丹式的胡子,戴著卡拉Collar,約著呂朋Ribbon,坐在蘇花Sofa上做桐城派的小說?!毕壬詾槿徊灰詾槿荒??若先生“己所不欲”,則請“勿施于人”!注105

可以看出,羅家倫在這里還是抱著與人為善的“建設(shè)”態(tài)度。不過,關(guān)于吳稚暉的批評,恐怕是羅氏誤記,此一出典還應(yīng)著落在其師胡適身上。

此前一年,胡適在《新青年》發(fā)表《建設(shè)的文學(xué)革命論》,文中也擬了三條“翻譯西洋文學(xué)名著的辦法”,第二條談的是堅持白話文的立場:“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迸e例中即包括了林紓的翻譯:“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寫一位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是)康橋大學(xué)的廣袖制服!——這樣譯書,不如不譯。”實則,商務(wù)印書館1907年出版的“偵探小說”《圓室案》,署“商務(wù)印書館編譯所譯述”,與林紓無干。羅家倫以及包括蕓渠先生在內(nèi)的讀者之所以發(fā)生誤會,實在是因為胡適在此例前后,評說的對象均為林紓。但如果細味接下來的幾句:“又知[如]林琴南把Shakespeare的戲曲,譯成了記敘體的古文!這真是Shakespear的大罪人,罪在《圓室案》譯者之上?!?sup>注106則胡適在林紓與《圓室案》的譯者之間還是作了區(qū)分。

不過,張湯銘甚至林紓在辯解時,都沒有注意到這一批評的張冠李戴,反而甘愿代人受過,只辯稱“拂袖”當(dāng)為“挽袖”之筆誤。由此偵知,林紓其實并不清楚其說原始出處,故不惜大包大攬。更重要的是,胡適與羅家倫對于林譯小說的不滿,根本在于其不用“活”的白話,專取“死”的文言,走失了原作的口吻與精神。張、林卻擱置此白話更宜于翻譯小說的前提絕口不論,實在也是因為對外文的語體毫無感受能力。辯詞的出發(fā)點于是落在認定以古文譯小說為既成且當(dāng)然的事實,論題也轉(zhuǎn)彎成為譯文語言風(fēng)格的統(tǒng)一,與對手并未接上榫。

與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xué)》的糾葛

還須考述的是何以五年間,林譯小說出現(xiàn)了從“無過問者”到“洛陽紙貴”的巨變。蕓渠認為,那根由端在胡適不負責(zé)任的表彰:

胡適之《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xué)》,推崇林紓備至,謂林紓為有文學(xué)天才的人,甚至謂“古文之應(yīng)用,自司馬遷以后,都沒有林紓這樣的成績?!笨芍^將林抬到天上了。

溫彩嗣Wenchester謂文學(xué)須有永久的價值,一時毀譽,無傷毫末。林先生要為當(dāng)代作家,卻是自胡適這幾句話一把他抬起來,他才不倒霉了,又要走運了。

其實這里所說抬高林紓的只是胡適。至于在美國大學(xué)任教的溫彩嗣,又譯溫徹斯特(C.T.Winchester,1847—1920),此前一年,商務(wù)印書館剛剛出版他的《文學(xué)評論之原理》中譯本注107。蕓渠撮述其意,在此乃偏重“譽”之無用,即謂胡適雖“將林抬到天上”,林譯照樣不具“永久的價值”。實則溫氏本人連同其書,與林紓毫不相干。不過,林紓明顯發(fā)生了誤會,他沒有注意或不了解新式標(biāo)點中句號的功能,以為已經(jīng)去世四年的溫氏曾稱道他,為之辯護,故言“感極感極”,甚至說要在六國飯店設(shè)宴酬謝。此話當(dāng)然是戲言,但還是反映出林紓對外國“知己”的感恩心情。

而讓蕓渠大為不滿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xué)》,本是胡適1922年3月為《申報》創(chuàng)辦50周年專門撰寫的一篇長文,收在申報館1923年2月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紀(jì)念???,次年又出版了單行本。其中對于林紓最高的評價,乃是與嚴(yán)復(fù)對舉,許為:“嚴(yán)復(fù)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xué)的第一人?!闭f到林譯小說,胡適發(fā)表了這樣的意見:

他(指林紓)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讀原文;但他究竟是一個有點文學(xué)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書的文學(xué)趣味往往比現(xiàn)在許多粗能讀原文的人高的多?!?/span>

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xué)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風(fēng)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于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yīng)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樣大的成績。

這是胡適站在文學(xué)史家的立場,對林譯小說所作的歷史評定,自有合理性。蕓渠卻只顧堅守白話本位,因而對歷史人物與文本缺乏必要的同情。何況,胡適在上述贊語之后,立刻表示:“但這種成績終歸于失??!這實在不是林紓一般[班]人的錯處,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币驗椤肮盼木烤故且阉赖奈淖帧?sup>注108,從而透顯出以白話為“活文學(xué)”仍是胡適論述的歸宿與一貫主張。蕓渠有意無意忽略了此點,對胡適的本意不免有所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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