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

歌德出生的時候，中國的曹雪芹正在埋頭寫《紅樓夢》。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等到歌德開始撰寫《少年維特之煩惱》，曹雪芹早已離開人世。從時間上來說，少年維特開始風靡歐洲之際，《紅樓夢》一書也正在坊間流傳，悄悄地影響著中國的男女讀者。很顯然，相對于同時期的歐洲文化界，歌德已是一位對中國相對了解更多的人，但是事情永遠相對，由于時代和地理的原因，西方對東方的了解并不真實，自始到終都難免隔膜和充滿誤會。歐洲當時推崇的中國詩歌和小說，差不多都是二流的，甚至連二流的水準也達不到。沒有任何文字資料，可以證明歌德對曹雪芹的《紅樓夢》有所了解，雖然歌德的家庭一度充滿了中國情調(diào)，他家一個客廳甚至用“北京廳”來命名。

歌德時代歐洲的中國熱，不過是一種上流社會追逐異國情調(diào)的時髦，在《歌德談話錄》一書中，歌德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熱烈口吻說：

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沒有強烈的情欲和飛騰動蕩的詩興……

這些對于歐洲人來說似乎很內(nèi)行的話，有意無意地暴露了歌德對中國文化的無知。歌德心目中，中國人的最大特點，是人和自然的和諧，金魚總是在池子里游著，鳥兒總是在枝頭跳動，白天一定陽光燦爛，夜晚一定月白風清。中國成了一個并不存在的烏托邦，成了詩人腦海里的“理想之國”。歌德相信，除了天人合一的和諧，中國的詩人在田園情調(diào)之外，一個個都很有道德感，而同時代的“法國第一流詩人卻正相反”。為了讓自己的觀點更有說服力，歌德特別舉例說到了法國詩人貝郎瑞，說他的詩歌并非完美無瑕，“幾乎每一首都根據(jù)一種不道德的淫蕩題材”。

歌德被德國人尊稱為“魏瑪?shù)目追蜃印?，這種稱呼在明白點事的中國人看來，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事實上，歌德并不是什么道德完善的圣人，他也不相信僅僅憑單純的道德感，就能寫出第一流的詩歌。任何譬喻都難免有缺陷，說歌德像孔夫子，更多的是看重文化上的地位。以詩歌而論，歌德更像中國的杜甫，他代表著德國古典詩歌的最高境界，以小說而論，說他像寫《紅樓夢》的曹雪芹，也許最恰當不過。歌德被譽為“奧林帕斯神”，是“永不變老的阿坡羅，與大成至圣文宣先師的孔子相比，他更文學，更藝術。

歌德生前曾相信，他的小說不僅風靡了歐洲，而且直接影響到了遙遠的中國。楊武能先生《歌德與中國》一書中，援引了歌德的《威尼斯警句》，從中不難看到歌德的得意：

德國人摹仿我，法國人讀我入迷，

英國啊，你殷勤地接待我這個

憔悴的客人；

可對我又有何用呢，連中國人

也用顫抖的手，把維特和綠蒂

畫上了鏡屏

這又是一個想當然的錯誤，如果歌德明白了大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明白了當時聳人聽聞的文字獄，他就會知道在自己還活著的時候，古老和遙遠的中國絕不可能流行維特和綠蒂的故事。此時的大清帝國處于康乾盛世尾聲，正是乾嘉學派大行其道之時，對于中國的讀書人來說，無論詩歌還是小說，都是不算正業(yè)的旁門左道。歌德并不是真正了解東方的中國，而中國就更不可能了解西方的歌德。歌德的偉大，在于已經(jīng)提前預感到了世界文學的未來，他相信在不遠的未來，世界各國的文學將不再隔膜，那時候，不僅西方的文學將相互影響，而且神秘美妙的東方文學，也會加入到世界文學的大家庭中來。歌德近乎興奮地對愛克曼說，他越來越相信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chǎn)，隨時隨地正由成千上萬的人創(chuàng)造出來，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寫了一首好詩，就夜郎自大地覺得他了不起。歌德充滿信心地發(fā)表了自己的宣言，他認為隨著文學的發(fā)展，單純的民族文學已算不了什么玩意，世界文學的時代正在來臨，每一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

中國人知道歌德，起碼要比歌德了解中國晚一百年。有趣的是，經(jīng)過專家學者的考訂，雖然零零碎碎可以找到一些文字數(shù)據(jù)，證明歌德這個名字早已開始登陸中國，然而歌德作品的真正影響，并不是來自遙遠的西方歐美，而是來自不很遙遠的東方日本。歌德并不是隨著八國聯(lián)軍的洋槍大炮闖入中國，在“中西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基礎上，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動機，首先是“富國強兵”，是“船堅炮利”的物質(zhì)基礎，其次才是精神層面的文學藝術。以古怪聞名的辜鴻銘先生也許是最早知道歌德的中國人，他在西方留學時，曾與一個德國學者討論過歌德，話題是這位大師是否已經(jīng)開始過氣，而他們的結論竟然是完全肯定。在辜鴻銘筆下，歌德最初被翻譯成了“俄特”，所謂“卓彼西哲，其名俄特”。

最初有心翻譯介紹歌德作品的中國人，應該是馬君武和蘇曼殊，這兩位都是留日學生。王國維和魯迅在各自的文章中，也曾以贊揚的語調(diào)提到過歌德，他們同樣有著留日的背景。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不管我們相信不相信，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一直都與近鄰日本緊密聯(lián)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似乎已習慣了跑到鄰居家去借火沾光，革命黨人跑去避難，年輕有為的學生跑去求學，為了學習軍事，為了學習文學或者科學。最終引起了戰(zhàn)爭也好，輸入了革命思想也好，反正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說到底，歌德在中國的真正走紅，無疑要歸功于郭沫若在一九二二年翻譯出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而郭之所以會翻譯，顯然又與他留學東洋期間，這本書在日本的家喻戶曉有關。眾所周知，歌德最偉大的作品應該是《浮士德》，但是要說到他的文學影響，尤其是對東方的影響，恐怕還沒有一本書能與《少年維特之煩惱》媲美。

不太清楚郭譯《少年維特之煩惱》之后，中國大陸一共出版了多少種譯本，影響既然巨大，數(shù)量肯定驚人。也許多得難以統(tǒng)計，根本就沒辦法準確計算，經(jīng)過上網(wǎng)搜索，只查到了一位日本學者統(tǒng)計的數(shù)字，迄今為止，在日本一共出版了四十五種《少年維特之煩惱》，這是個驚人數(shù)字，卻很容易一目了然地說明問題。任何一本書，能夠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通常都有產(chǎn)生影響的基礎。研究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滲透，不難發(fā)現(xiàn)，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歌德的影響力要遠遠大于其他作家。時至今日，讀者的對外國文學的興趣早已五花八門，同樣是經(jīng)典，有人喜歡英國的莎士比亞，有人喜歡法國的巴爾扎克，有人更喜歡俄國的托爾斯泰或者陀斯陀耶夫斯基，還有人喜歡各式各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特征的現(xiàn)代文學，卻一度被《少年維特之煩惱》弄得十分癲狂，年輕的讀者奔走相告，洛陽頓時為之紙貴，由“維特熱”引發(fā)為“歌德熱”，顯然都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回顧上世紀發(fā)生在中國的“歌德熱”，無疑以兩個時期最為代表。一是五四之后，這是一個狂飆和突飛猛進的時代，思想的火花在燃放，自由的激情在蓬勃發(fā)展，郭沫若譯本應運而生，深受包辦婚姻之苦的年輕人，立刻在維特的痛苦中找到了知音，在維特的煩惱中尋求答案。愛情開始被大聲疾呼，熱戀中的男女開始奮不顧身，少年維特的痛苦煩惱引起了一代年輕知識分子的思考。一是粉碎四人幫之后，經(jīng)過了十年的文化浩劫，啟蒙的呼喚聲再次驚天動地響起，世界文學名著在瞬間就成為讀者爭相購買的暢銷書，一九八二年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之際，紀念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歌德與中國·中國與歌德”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在當時的西德海德堡召開，中國派出了以馮至為首的代表團，馮是繼郭沫若之后，歌德研究方面的最高權威。

比較兩次不同時期的“歌德熱”，驚人的相似中，還是能夠發(fā)現(xiàn)某些不一樣，譬如在五四以后，《少年維特之煩惱》在讀者市場幾乎是一枝獨秀，它成了追逐戀愛自由的經(jīng)典讀本，引來了為數(shù)眾多的模仿者。這得力于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社會風氣，得力于當時的青春豪情與熱血沖動，正好與歌德寫完小說的那個時代相接近，維特的遭遇深入了人心，文學革命最終引發(fā)了社會革命。八十年代的歌德熱卻呈現(xiàn)出了多樣性，一方面，作為世界文學名著，歌德再次赫然出現(xiàn)在書架上，與其他的一些世界文學大師相比，他的作品雖然也暢銷，并沒有什么明顯的壓倒優(yōu)勢。在過去，看歌德的作品，更容易與年輕人產(chǎn)生心靈感應，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在今天，與閱讀其他大師的作品一樣，更多的只是為了提高文學修養(yǎng)，具有重讀經(jīng)典的意味。這是個只要文學名著就好賣的黃金時代，而在歌德的一系列作品中，又以《少年維特之煩惱》的銷量最多，各式各樣的譯本也最多，無論印多少都能賣出去，但是說到了影響力，已很難說是最大。歌德所預言的那個世界文學時代終于到來了，據(jù)資料統(tǒng)計，中國進入新時期以來，歌德作品的翻譯品種，數(shù)量銷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少年維特之煩惱》，其他的作品恐怕都很難說是暢銷。

為什么到了今天，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還會有那樣的生命力。這顯然是與讀者有關，文學作品的最大閱讀人群，從來都是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以今天的習慣用法，“少年”維特其實應該是“青年”維特，當初郭沫若翻譯的時候，用的只是漢語的古意，古人稱“少年”為青年，與今人所說的少年兒童并不是一個意思。少年不識愁滋味，這個少年就不是指小孩。“少年中國”和“少年維特”，都是非常具有五四特征的詞匯，這里的少年特指青春年華意氣風發(fā)的青年人，與幼稚的孩童無關?！渡倌昃S特之煩惱》在過去擁有讀者，在現(xiàn)在仍然還能擁有讀者，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能夠被年輕人所喜愛。無論時代如何發(fā)展，無論科學如何進步，年輕人總是有的，年輕人的追求和煩惱也總是有的，只要有年輕人，有年輕人的追求和煩惱，《少年維特之煩惱》就一定還會有讀者。

此外，從世界文學相互交流的角度去考察，同樣是歌德的作品，為什么《少年維特之煩惱》會比更具有人性深度的《浮士德》，更容易受到讀者歡迎，除了是很好地迎合年輕人的閱讀心理，恐怕也與散文體的更容易翻譯和詮釋有關。毫無疑問，世界文學的交流一方面勢不可擋，但是不同的語言之間，仍然還會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障礙。詩無達詁，小說比較容易再現(xiàn)原著的神韻，只要故事大致不太離譜，創(chuàng)作者的本義，翻譯者比較容易傳達，讀者也比較容易把握，而講究韻律的詩歌就大不一樣。中國的好詩很難翻譯到國外去，歐洲的好詩同樣也難以翻譯成中文。雖然歌德的《浮士德》已出現(xiàn)了好幾個中文譯本，可是讀者在接受敘事詩風格的《浮士德》時，總是不能像接受《少年維特之煩惱》那么來得直截了當。

2007年4月17日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