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筠圃考略

第一節(jié) 筠圃是誰？

筠圃何許人也？

《紅樓夢》舒本卷首載有舒元煒的序文。舒元煒在序文中稱《紅樓夢》舒本的藏主為“筠圃主人”。但他并沒有透露此人的姓氏和名字。

這位叫做“筠圃”的人是誰呢？

他就是姚玉棟。

姚玉棟，或稱玉棟，滿洲正白旗人。姚是他的漢姓。同治《臨邑縣志》就直稱他的姓名為“姚玉棟”。同樣，他的長子的名字就叫做姚榮譽。

他是乾隆時期一位著名的藏書家。

第二節(jié) 嗇于財而奢于聚書

“嗇于財而奢于聚書”，此語采自王芑孫《山東陽信縣知縣玉君墓志銘》（下文簡稱《墓志銘》）^[1]，是對姚玉棟的為人的一種評價。

王芑孫是姚玉棟的好友。在姚玉棟逝世后，王芑孫為他撰寫了《墓志銘》，全文如下：

余所識輦下藏書家，無過玉棟筠圃。嘗為作《讀易樓記》者也。

筠圃所藏書，于集部尤富。以是洞曉古今學(xué)術(shù)，與其授受源流，持論空一世。所與游，翁學(xué)士方綱、周編修永年、桂進士馥，天下不四三人。偶從他所見余詩，趣駕十五里訪余，既而邀余襆被所謂讀易樓者，劇談窮日夜。其家所藏金石書畫，往往多余題識。

頃之，君再出官山東，余亦南還七八年。

其子榮慶以通判試用河南，以書告君之喪，且以狀來征銘。

按狀：君字子隆，玉棟其名，筠圃其自號也。本襄平民家姚氏，有贈光祿大夫、福州將軍良貴者，自太祖時編入內(nèi)府，為正白旗漢軍。

曾祖章奇，贈資政大夫、江寧布政使。祖五格，贈資政大夫。父福葆，溝渠河道監(jiān)督，授中憲大夫。母賀，封恭人。娶夏，封孺人。子六，存者四：榮慶、桂慶、炳慶、炵慶。女一，適學(xué)生靈椿。

其卒，嘉慶四年六月三日，年五十五。以某月日葬某原。

君以乾隆庚寅舉人揀選知縣，發(fā)山東，補寧陽。故陸公燿方為按察使，薦調(diào)單縣，中以事去。再補淄川，獲要犯，引見，當遷，以親老告。親終，出補陽信。前后在山東幾二十年，歷署博興、利津、章丘、樂陵，皆能其職。

君軀干修偉，博涉強記，無所不通。以旗人自晦為吏，故世不深知。而世所矜寵有名者，君亦不以屑意。

所著詩古文八卷、雜志二卷、金石過眼錄五卷。他所詮次校定尚多。

性頗嗇財，獨奢于聚書，人亦以是靳之。嘗過廠市，酬一書如其常值，弗與，再倍之，又弗與，君怒，拂衣登車去。夜不獲寐，破曉，卒遣騎奴以三倍值馳取書歸。其篤好若此。

余南還，再與君書，不報。榮慶之赴余也，書不詳，第言悉傾所有，未審所謂，豈物理聚而思散，抑君身后官逋私責(zé)，有不可言者耶？惟君生平寡契，晚交得余，雖不言，意緒間一似重有托于余者，其忍不銘。

銘曰：

嗟君好書，亦施于政。其在利津，義學(xué)興盛。其去樂陵，縣民遮境。救荒章邱，民鮮菜色。大吏聞之，頒下其式。再蒞河濱，歲繕茭薪。經(jīng)畫終始，役不及民。始宰單父，匄婦道僵。往瘞其殣，遺嬰臥旁。收哺以長，有藹慈祥。儻來倏往，物運相循。書則往矣，澤有攸存。歸安斯宅，利爾嗣人。

從《墓志銘》的記述可知：

（1）姚玉棟字子隆，號筠圃。

（2）他的上世本是襄平（今遼寧省遼陽市）民家，姓姚，后編入內(nèi)務(wù)府正白旗漢軍。

（3）姚玉棟的世系，列表如下：

（4）姚玉棟的生卒年月：卒于嘉慶四年（1799）六月三日，享年五十五歲。以此逆推，可知他生于乾隆十年（1745）。

（5）他是京城著名的藏書家。

（6）與王芑孫、翁方綱、周永年、桂馥等人交游。

（7）他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舉人出身。

（8）他在山東做官，出任多地知縣，前后將近二十年之久?！赌怪俱憽废群筇岬剿娜温毜攸c共有八地：寧陽、單縣、淄川、陽信、博興、利津、章丘、樂陵。

（9）單縣之任，系出于山東按察使陸燿的薦調(diào)。

（10）著有詩古文八卷、雜志二卷、《金石過眼錄》五卷。

此外，關(guān)于姚玉棟的生平事跡，還可以補充、說明的有以下五點。

第一，他是正白旗春岱管領(lǐng)下漢軍，見于山東巡撫國泰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奏折^[2]。

第二，他號筠圃，一作“云浦”。見于道光《濟南府志》卷三十。

第三，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姚玉棟與友人等（文寧、王又亮、陶渙悅、洪亮吉、胡翔云、羅聘、周厚轅、宋鳴琦、吳嵩梁、姚思勤、盧錫埰、陸元、張道渥、曹錫齡、劉錫五、何道生、徐凖）十七人有積水潭之游，王芑孫雖未參加，卻撰寫《積水潭游記》一文記其事^[3]。

第四，姚玉棟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任臨邑知縣。

第五，在任山東陽信知縣期間，姚玉棟曾邀請好友王芑孫來游陽信，王芑孫因故未能成行。此事見于王芑孫懷人組詩中的《玉筠圃大令》：

君家藏書甲輦轂，豈伊藏之實能讀。

讀書無伴苦相求，襆被留君讀易樓。

樓前乍種梧桐樹，匆匆出宰山東去。

歸舟未得遠相尋，半道留書寫我心。

在第四句之下注云：“壬子，君邀余為讀書之伴，時時襆被君家?！比勺蛹辞∥迨吣辏?792）。在第八句之下注云：“君有書邀余迂道過其所宰之陽信縣。余以舟程觸熱，方慮閘阻，不果赴約?！?sup>[4]

第三節(jié) 輦下藏書家

“輦下藏書家”，出自王芑孫《墓志銘》的首句。這顯示了姚玉棟作為藏書家的知名度和重要性。

李玉章、黃正雨《中國藏書家通典》介紹姚玉棟說：

喜圖籍，字少年時開始，收書無一日停止。對破書亂簡及世上流傳不廣之書遍加搜羅。

聽說某地有善本書，雖千里之外必得之方后已。曾得王士禎、黃叔琳家藏善本數(shù)種，插架益富，收藏集部圖書為多。建藏書樓“讀易樓”，王芑孫作有《讀易樓記》，稱他為“輦下藏書家”。法式善、翁方綱均登樓觀其藏書，翁方綱題有《筠圃讀易樓圖詩》相贈。法式善也題有《詠筠圃》云“南有天一閣，北有讀易樓”。藏書印有“讀易樓藏書記”、“子隆”、“筠圃”等。藏書散佚后，法式善又寫有題詩云：“閣尚巍然存，樓今為墟丘”。

著有《詩古文》8卷。^[5]

末句“著有《詩古文》8卷”，應(yīng)去掉那個書名號。因為“詩古文”三字非是書名。

《清稗類鈔》也記載了姚玉棟的軼事：

玉筠圃藏書于讀易樓。法時帆祭酒式善，字開文，蒙古正黃旗人。嘗有贈玉筠圃句云：“一官贏得十車書。”筠圃，名棟，字子隆，乾隆庚寅舉人，官山東臨邑知縣，聰強嗜學(xué)，自少小以至宦游，舟車風(fēng)雨，無一日暫廢。嘗過廠市，酬一書，如其常值，弗與，因倍之；再倍仍弗與，拂衣登車去。夜不獲寐，曉遣騎奴以三倍值取之歸。所藏邊仲子詩冊，即王文簡所訂之《睡足軒詩》也，前有徐東癡手記及文簡跋，東癡墨書，文簡朱書。翁覃溪題詩于原冊，后復(fù)摹二本，以一贈時帆。時帆題詩有云：“梧桐院落疏疏雨，石墨香分讀易樓?！弊x易樓者，筠圃藏書處也。王惕甫為作《讀易樓記》，稱其于書無所不讀。其插架不著標題，造次抽檢，未嘗輒誤，非專治一經(jīng)、治一藝者可比。惕甫詢之，則曰：“吾能目識之也?！?/p>

筠圃既于書無所不好，聞一書在某所，雖千里必宛轉(zhuǎn)得之而后已，于是沈編墜帙，渝墨敗紙，世所滅沒不經(jīng)見者，往往都在讀易樓。故凡函幅之小大厚薄，潢治之精確敝好，一經(jīng)涉目，便能記之。^[6]

《清稗類鈔》的記載實際上襲自王芑孫《墓志銘》及《讀易樓記》?！蹲x易樓記》說：

吾友玉棟筠圃于今輦下為藏書家。讀易樓，其所貯書處也。迺者作圖示余，屬為之記。

筠圃于書無所不讀，自其少小，以逮宦游，舟車風(fēng)雨，無一日暫廢。閑聞一書在某所，雖千百里，必宛轉(zhuǎn)得之而后已。于是沈編墜帙，渝墨敗紙，世所滅沒不經(jīng)見者，往往都來讀易樓中。于凡函幅之小大厚薄，潢治之精確敝好，涉目便記。造次抽檢，未嘗輒誤。予過樓中，怪其插架不著標題，曰：“吾能目識之也。”其好之之勤，而讀之之遍，如此非專專治一藝、名一經(jīng)者也?！?sup>[7]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編年詩稿”卷九有《晉太康瓦莂詩》，詩前有小序云：“……吾友漢軍玉棟筠圃拓其文，裝界為冊，以示余，而屬余題其后?！?/p>

姚玉棟去世后，其所藏書盡歸長子姚榮譽繼承?！吨袊貢彝ǖ洹吩诮榻B姚玉棟之后，又接著介紹姚榮譽說：

子姚榮譽，字子譽，號夢魚，別號小圃，別署東海松柏心道人，官河南魯山知縣，繼承父遺書，亦能守其藏書，另建有“得月簃”，有藏書印曰“長白姚氏子譽”、“得月簃秘籍”、“水圃”、“榮譽族名榮慶”、“曾治老聃黃歇故里”、“長白姚氏讀易樓珍藏男榮譽得月簃世寶”等?？逃小兜迷潞m叢書》10種。

第四節(jié) 宦游山東二十年

王芑孫在《墓志銘》中介紹說，姚玉棟在山東做官，前后將近二十年之久。

姚玉棟做的都是地方官——知縣。

姚玉棟在山東各地出任知縣，王芑孫在銘文中是分作前后兩段加以敘述的。

前段所述是“補寧陽……調(diào)單縣……補淄川……補陽信”：

a寧陽——b單縣——c淄川——d陽信

后段所述，則是“歷署博興、利津、章丘、樂陵”：

e博興——f利津——g章丘——h樂陵

前后兩段敘述，地名毫不重復(fù)。

地名雖不重復(fù)，次序卻有疑問。前段所述，井井有條；后段所述，則稍嫌紊亂。

另外，還遺漏了一處：

j臨邑

可知姚玉棟總共在山東做過九地的知縣。

現(xiàn)暫以a、b、c、d、e、f、g、h、j作為此九地知縣的臨時代號，分別依次考列于下：

但依據(jù)我的考察，此表并不能真實反映姚玉棟在山東做官年月的順序。

姚玉棟在山東做官年月的真實的順序，應(yīng)如下表所示：

1【博興知縣】

姚玉棟宦游山東的第一站是博興。

他出任博興知縣，見于王芑孫《墓志銘》，但沒有說明任職的年份。

然而山東巡撫國泰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奏折提及此事，記錄了具體的時間。

國泰奏折中有“（玉棟）于四十三年閏六月十六日到省，曾委署博興縣知縣”之語（下文將具引奏折全文）。故知其初任知縣之時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

查民國《重修博興縣志》卷八“清職官表”“知縣”，乾隆間并無姚玉棟之名。在此前后之知縣有周薰（三十九年）、燕增元（四十三年）、黃瑄（五十年）三人。

問題在于，姚玉棟始任此職是在燕增元之前，還是在燕增元之后？

《重修博興縣志》卷十二“宦績”有燕增元小傳，其中說：

燕增元，河南陜州人，乾隆丁丑進士，四十三年任知縣。廉介愛民，煦煦如慈父母。民歌其儉，有“夫人種菜，相公著布”之謠。

郡守李濤初不喜，誚之曰：“何痩也？”增元答曰：“面雖枯，心常自適?！笔貑枺骸昂嗡m？”曰：“增元蒞官五年，與民初無齟齬，以此自適。”守因仰思曰：“吾判獄數(shù)十，惟汝縣無來郡者?！彼靸?yōu)禮之，親書匾文以贈曰：“民其允懷。”

四十七年大水，撫臣委某道勘災(zāi)，曰：“水僅尺耳，奚謂災(zāi)？”增元驟步水中，深及其胸，曰：“尺水能如此乎？”道曰：“休矣，燕君出，勿以致溺。賢官重吾辜?！彼彀讚岢?，請緩賦。

增元去后，民為立祠以祀。

小傳中明言燕增元于乾隆四十三年任博興縣知縣，四十七年大水時仍在位，又自謂“蒞官五年”，可見姚玉棟的任期必是在燕增元之前，而不可能在燕增元之后。

國泰奏折在“曾委署博興縣知縣”一語之后又緊接著說：“嗣奏署寧陽縣知縣”。從“嗣”字可知，姚玉棟委署博興知縣僅僅是短期的、暫時的。

2【寧陽知縣】

姚玉棟宦游山東的第二站是寧陽。

他出任寧陽知縣，見于王芑孫《墓志銘》，亦見于光緒《寧陽縣志》。

但光緒《寧陽縣志》于卷三“皇朝秩官表一”僅錄姚玉棟之名，而未注明他具體的任職年份，并將他和嚴象琳二人的供職年份劃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郭撰和四十五年（1780）的孫祥鳳之間。

據(jù)王芑孫《墓志銘》說：

君以乾隆庚寅舉人揀選知縣，發(fā)山東，補寧陽。故陸公燿方為按察使，薦調(diào)單縣，中以事去。

姚玉棟乃“庚寅舉人”，而庚寅為乾隆三十五年（1770）。故他出任寧陽知縣必在中舉之后的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孫祥鳳任期）之間。

據(jù)山東巡撫國泰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初九日奏折說：

查有寧陽縣知縣玉棟，……于四十三年閏六月十六日到省，曾委署博興縣知縣，嗣奏署寧陽縣知縣，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奉文準署任事。

可知姚玉棟寧陽知縣之任始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

3【單縣知縣】

姚玉棟宦游山東的第三站是單縣。

他出任單縣知縣，見于王芑孫所撰《墓志銘》，亦見于民國《續(xù)修單縣志》。

依王芑孫所撰《墓志銘》，姚玉棟先任寧陽知縣，后任單縣知縣。

而據(jù)民國《續(xù)修單縣志》卷五，“職官”“知縣”：

（乾?。┧氖?，玉棟，滿洲正白旗人，舉人。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山東巡撫國泰有奏折，全文如下：

山東巡撫臣國泰跪奏，為要缺需員揀選奏調(diào)事。

竊照單縣知縣萬在衡經(jīng)臣奏請升署德州知州，仰蒙俞允，所遺單縣員缺，系沿河繁、疲、難兼三要缺，例應(yīng)在外揀員調(diào)補，臣與藩、臬兩司于通省知縣內(nèi)詳加揀選，非本任要缺，即人地未宜，一時實難得合例堪調(diào)之員。惟查有寧陽縣知縣玉棟，現(xiàn)年三十四歲，系正白旗春岱管領(lǐng)下漢軍，由舉人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揀選引見，奉旨發(fā)往山東，以知縣委用，于四十三年閏六月十六日到省，曾委署博興縣知縣，嗣奏署寧陽縣知縣，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奉文準署任事，扣滿年限，已經(jīng)題請實授。查該員才具明干，辦事勤能，以之調(diào)補單縣知縣，實能勝任。惟該員歷俸未滿三年，與調(diào)補之例稍有未符，但人地相需，例得援例奏請，合無仰懇圣恩，準將玉棟調(diào)補單縣知縣，于地方實有裨益。如蒙俞允，所遺寧陽縣員缺，系調(diào)補所遺，例得以試用人員補用。查有試用知縣孫祥鳳，現(xiàn)年四十八歲，浙江歸安縣舉人，揀選知縣，充補四庫全書處謄錄期滿，議敘一等，簽掣山東，引見，著發(fā)往試用，于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到東。查該員才情明白，辦事實心，前經(jīng)委署館陶縣知縣，并無貽誤，已逾一年，試用期滿，以之試署寧陽縣知縣，自堪勝任。照例俟試看期滿，另請實授。

再，玉棟系以現(xiàn)任知縣揀調(diào)知縣，孫祥鳳系以試用知縣請署知縣，均銜缺相當，毋庸送部引見。

又，玉棟參罰案件，除已參未準部覆者例不計算外，現(xiàn)在罰俸住俸案件僅止五案。該員系辦差之員，本年正月初一、十五兩次恭逢恩旨，例得查銷?，F(xiàn)在匯冊咨部。又，孫祥鳳并無參罰事件。合并陳明。為此，謹會同河?xùn)|總河臣李奉翰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

此奏折涉及姚玉棟之事有六：

（1）姚玉棟系正白旗春岱管領(lǐng)下漢軍。

（2）姚玉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為“現(xiàn)任”寧陽知縣。

（3）乾隆四十三年（1778）閏六月，姚玉棟曾一度委署博興知縣，旋于次年正月署任寧陽知縣。由此可見，王芑孫《墓志銘》所記姚玉棟在山東任各地知縣的順序有誤，其間遺漏了他首任博興知縣之事。

（4）國泰說，姚玉棟于乾隆四十五年為三十四歲。按：王芑孫所撰《墓志銘》曰：“其卒，嘉慶四年六月三日，年五十五?！币源送扑?，則姚玉棟于乾隆四十五年應(yīng)為三十五歲。這與國泰所說不合。

（5）王芑孫所撰《墓志銘》曾說，“故陸公燿方為按察使，薦調(diào)單縣”。此說不確。“薦調(diào)單縣”之人，非山東按察使，而應(yīng)是山東巡撫。國泰此奏折可證。誤指陸燿的原因，也可能是源自姚玉棟本人或其家屬的猜測，王芑孫只不過是以訛傳訛罷了。

王芑孫在《墓志銘》的銘文中曾舉例稱贊姚玉棟在單縣知縣任內(nèi)的作為：

始宰單父，匄婦道僵。往瘞其殣，遺嬰臥旁。收哺以長，有藹慈祥。

4【淄川知縣】

姚玉棟宦游山東的第四站是淄川。

他出任淄川知縣，見于王芑孫所撰《墓志銘》，亦見于道光《濟南府志》。

道光《濟南府志》卷三十“秩官八”，“淄川”“知縣”：

玉棟，滿洲正白旗人，舉人，四十九年任。

淄川是著名小說家蒲松齡的故鄉(xiāng)。而姚玉棟既是曹雪芹《紅樓夢》的喜愛者，也是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喜愛者。在淄川任職期間，他從蒲松齡裔孫手中獲得《聊齋志異》佚稿四十二篇。后來，他的兒子姚榮譽把這四十二篇佚稿，以“聊齋志異拾遺”為題，刻進了他的《得月簃叢書》。

姚玉棟在淄川的前任是孫功烈，“四十七年任”。他的后任是王世騰，“五十三年任”。

從王世騰的始任年份來看，姚玉棟應(yīng)于五十三年（1788）卸任。實際上不然。因為他于五十年（1785）至山東濟南府章邱縣赴任知縣了。因此，姚玉棟淄川知縣之任，應(yīng)止于乾隆五十年。

5【章邱知縣】

姚玉棟宦游山東的第五站是章邱。

他出任章邱知縣，見于王芑孫所撰《墓志銘》，亦見于道光《濟南府志》、道光《章邱縣志》。

上文已指出，他“于五十年（1785）至山東濟南府章邱縣赴任知縣了”。

道光《濟南府志》卷三十，“秩官八”，“國朝”，“章邱知縣”，“乾隆”：

玉棟，字云浦，滿洲正白旗人，五十年任，有傳。

這里向我們透露了姚玉棟的表字。不知是“筠圃”的諧音，還是“筠圃”乃“云浦”的諧音？我猜想是先有“筠圃”，后有“云浦”。

他的前任是蕭學(xué)慎，“五十年任”。

他的后任是楊楷，“五十一年任”。

由此處的記載看來，姚玉棟的任期是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一年（1786），前后約一年的光景。

在道光《濟南府志》卷三十八，“宦蹟六”，“章丘知縣”，還有關(guān)于姚玉棟的記載：

玉棟，字云浦，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年知章丘縣，勤政惠民。五十一年，歲大饑，賑濟有策，全活者無數(shù)，咸感戴之。

這兩處的記載再一次證明了他的章邱知縣任期，是從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一年。

道光《章邱縣志》卷七“職官表”，“乾隆”：

玉棟，滿洲正白旗人，五十年任，有傳。

其記載，除了“字云浦”三字之外，與道光《濟南府志》卷三十的“秩官表”完全一樣；其小傳，也與道光《濟南府志》卷三十八的“宦蹟”毫無二致。

在章邱期間，姚玉棟曾有“救荒”的善政。王芑孫所撰《墓志銘》的銘文記述了這件事：

救荒章邱，民鮮菜色。大吏聞之，頒下其式。

6【利津知縣】

姚玉棟宦游山東的第六站是利津，第七站在樂陵。

他出任利津知縣，見于王芑孫所撰《墓志銘》：“歷署……利津……”；銘文中還說：

嗟君好書，亦施于政。其在利津，義學(xué)興盛。

言之鑿鑿。

但咸豐《武定府志》卷十八“職官”、光緒《利津縣志》卷三“職官表”、民國《利津縣續(xù)志》卷五“職官表”均失載姚玉棟之名，原因不詳。

7【樂陵知縣】

姚玉棟宦游山東的第七站是樂陵。

他出任樂陵知縣，見于王芑孫所撰《墓志銘》：“歷署……樂陵，皆能其職”；銘文中并說：

其去樂陵，縣民遮境。

同樣是言之鑿鑿。

但咸豐《武定府志》卷十七“職官”“樂陵知縣”失載姚玉棟之名，原因亦不詳。

那么，姚玉棟出任利津知縣和樂陵知縣的時間能不能可得而知呢？

上文已指出，姚玉棟章邱知縣的任期是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一年（1786），下文將指出，他臨邑知縣的任期是乾隆六十年（1795），陽信知縣的任期是嘉慶元年（1796）至三年（1798）。不難看出，從五十一年至六十年是一個空白期。

而乾隆五十四年（1789）夏，姚玉棟在京。舒元煒與弟元炳客居其家，主持抄補《紅樓夢》殘本之事^[8]。

上文也已指出，乾隆五十七年（1792），姚玉棟在京，曾幾次邀請王芑孫夜宿其家，為讀書之伴。

這證明了，姚玉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五十七年（1792）期間，閑居在京。

而姚玉棟又于乾隆六十年（1795）出任臨邑知縣，于嘉慶元年（1796）出任陽信知縣。

因此，他出任利津知縣、樂陵知縣的時間極可能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十九年（1794）。依據(jù)王芑孫所撰《墓志銘》的記述，是先提利津，后提樂陵，故不妨大膽斷定，姚玉棟的利津之任在樂陵之前。

8【臨邑知縣】

姚玉棟宦游山東的第八站是臨邑。

他出任臨邑知縣，不見于王芑孫所撰《墓志銘》，而見于道光《濟南府志》、同治《臨邑縣志》。

有的文章曾把“臨邑”誤記為同音的“臨沂”。

道光《濟南府志》卷三十二“秩官十”，“臨邑知縣”：

玉棟，姓姚氏，字筠圃，漢軍人，庚寅舉人。

道光《濟南府志》沒有注明姚玉棟任職臨邑知縣的年份。

他的前任是朱嵩，“二十六年任”。他的后任是王天秀，“三十年任”。由此可知，姚玉棟的任期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三十年（1765）之間。

姚玉棟任臨邑知縣，又見于同治《臨邑縣志》卷七“職官志”，“知縣”：

姚玉棟，漢軍人，舉人，乾隆間任。

同治《臨邑縣志》同樣沒有注明具體年份，只說他是“乾隆間任”，而沒有說在哪一年。這有兩種可能性。

可能性之一：編纂府志和縣志的人士均不知曉姚玉棟任職起始和終止的年份，也沒有從有關(guān)檔案記載中查到他的任職年份，而只查出是在乾隆之時，所以使用了一個含混的說法（“乾隆間任”）。

可能性之二：在《臨邑縣志》中，姚玉棟名列乾隆時期知縣之末位。而他的前任知縣程華是“乾隆六十年署任”，他的后任知縣王定恒是“嘉慶三年署任”。可知他的任期起于乾隆六十年，止于嘉慶三年。

比較起來，可能性之一的概率不大。

這從該縣志職官表的排列順序可以看出端倪。茲依次列舉《臨邑縣志》所載乾隆間知縣的名單于下：

關(guān)鍵：乾隆五年任。

吳儒清：乾隆十七年任。

蔡應(yīng)彪：乾隆二十年任。

瑺泰：乾隆二十二年任。

冀國勛：乾隆二十四年署任。

徐名道：乾隆二十四年署任。

李華鐘：乾隆間任。

許天成：乾隆二十四年署任。

朱必壎：乾隆二十五年任。

朱嵩：乾隆二十六年任。

王天秀：乾隆三十年任。

董朱英：乾隆三十年任。

湯桂：乾隆三十四年任。

陳洛書：乾隆三十四年任。

孫續(xù)：乾隆三十九年任。

孫理：乾隆三十九年署任。

史集梧：乾隆四十二年署任。

李汝堂：乾隆四十三年任。

梅云駒：乾隆四十四年署任。

溫穎：乾隆四十八年兼理。

嵇承群：乾隆四十八年署任。

魏博：乾隆四十九年任。

張耀臺：乾隆五十一年署任。

吳于宣：乾隆五十三年任。

原遜志：乾隆五十七年任。

程華：乾隆六十年署任。

姚玉棟：乾隆間任。

王定恒：嘉慶三年署任。

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這個排列是嚴格地以任職年份為序的，一無例外。

第二點，用“乾隆間”交代任期的不止姚玉棟一人，同樣被使用這個說法的另一人是李華鐘。李華鐘的前二任為冀國勛與徐名道，他們二人都是“乾隆二十四年署任”；李華鐘的后任為許天成，此人也是“乾隆二十四年署任”。由此看來，李華鐘夾在前二人與后一人之間，他的任期必定是短暫的，起于這一年，也止于這一年。以李華鐘之例看姚玉棟，則夾在程華與王定恒之間，他的臨邑知縣任期也必然應(yīng)是開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結(jié)束于嘉慶三年（1798），或嘉慶三年之前。

為什么說是“或嘉慶三年之前”呢？

因為上述引文中的“乾隆間任”的說法極可能是指當年（李華鐘：乾隆二十四年；或姚玉棟：乾隆六十年）。

這有旁證：姚玉棟于嘉慶元年（1796）出任陽信知縣，見于咸豐《武定府志》、民國《陽信縣志》的記載。

既然姚玉棟于嘉慶元年任陽信知縣，則他任臨邑知縣的時間當為乾隆六十年（1795）而不可能晚至嘉慶元年至三年（1798）間。

9【陽信知縣】

姚玉棟宦游山東的第九站，也是最后一站，是陽信。

他出任陽信知縣，見于王芑孫所撰《墓志銘》，亦見于咸豐《武定府志》、民國《陽信縣志》。

咸豐《武定府志》卷十六，“職官”，“陽信知縣”，“嘉慶”：

玉棟，內(nèi)務(wù)府正白旗人。舉人，元年任。

民國《陽信縣志》卷二“職官志”“縣令”也作“玉棟，內(nèi)務(wù)府正白旗人。舉人，嘉慶元年任”。

他的前任是李文鵬，乾隆五十九年任。他的后任是趙湘，嘉慶三年任。可知他在任是從嘉慶元年（1796）至嘉慶三年（1798），大約兩年左右。

另據(jù)嘉慶三年《縉紳錄》“陽信”：

知縣加一級：玉棟，奉天正白旗人，舉人，元年三月題。

由此可知，至嘉慶三年（1798），姚玉棟猶在陽信知縣之任。這是姚玉棟生前宦游山東的最后一站，難怪王芑孫把姚玉棟的這個官銜寫進了《墓志銘》的標題。

第五節(jié) 姚玉棟年表

現(xiàn)據(jù)上文所述，制姚玉棟簡略年表于下：

乾隆十年（1745）生。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舉。

乾隆四十三年（1778）閏六月任博興知縣。

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任寧陽知縣。

乾隆四十六年（1781）任單縣知縣。

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淄川知縣。

乾隆五十年（1785）任章邱知縣。

乾隆五十四年（1789）夏，在京。舒元煒與弟元炳客居姚玉棟家中，主持抄補《紅樓夢》殘本之事^[9]。

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京。曾幾次邀請王芑孫宿于其家，為讀書之伴。六月中，曾與十七位友人（文寧、王又亮、陶渙悅、洪亮吉、胡翔云、羅聘、周厚轅、宋鳴琦、吳嵩梁、姚思勤、盧錫埰、陸元、張道渥、曹錫齡、劉錫五、何道生、徐凖）有積水潭之游。

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利津知縣。

乾隆五十九年（1794）任樂陵知縣。

乾隆六十年（1795）任臨邑知縣。

嘉慶元年（1796）任陽信知縣。

嘉慶四年（1799）六月三日卒，年五十五。

[1] 《淵雅堂全集》，《剔甫未定稿》卷十三。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宮中朱批奏折》。

[3] 《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六。

[4] 《淵雅堂全集》“編年詩稿”卷十四。

[5] 《中國藏書家通典》，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16年。

[6] 《清稗類鈔》“鑒賞類”之二。

[7] 《淵雅堂全集》“剔甫未定稿”卷六。

[8] 參閱舒元煒序文。

[9] 參見舒元煒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