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秦文獻與中國學術傳統(tǒng)方法、規(guī)則的關系

中國學者從先秦以來對文獻就有考訂整理的傳統(tǒng)，學術界有人把校讎之學最早推到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的?？薄渡添灐?sup>[1]，此事見于《國語·魯語》：“閔馬父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边@是文獻中能夠見到校勘的最早記載了。其后孔子、子夏皆有關于?？蔽墨I的論述和事例，至西漢劉向校理中秘圖書，則建立了比較系統(tǒng)嚴格的校讎的規(guī)則和方法。從漢代以來，中國古代學者對文獻的學習和研究，首先都要清理文獻，校勘學至清代而發(fā)展到高峰。中國古代學者對文獻向來取謹慎的態(tài)度，去偽存真，始能理解古人和古書，因此辨?zhèn)螌W也一直伴隨著古文獻的閱讀和理解。中國古代學者在長期的文獻清理歷史中建立了系統(tǒng)的?？焙捅?zhèn)蔚囊?guī)則和方法，這才產生出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以閻若璩的研究為例，閻若璩對東晉梅賾所上的《古文尚書》進行了證據確鑿的批駁，他使用的主要證據就是根據前代文獻記載驗證梅賾的《古文尚書》，結果證明梅賾所獻書與前代文獻往往不符。閻若璩的考據成果，基本被清代以來學術界所接受，原因就是他的考證方法科學可信，這個考證的方法并非閻若璩獨創(chuàng)，而是中國歷代學術研究經驗的總結，清代其他學者的考證也與之基本相同，這種考證方法的建立，代表了中國古代學者對文獻的基本態(tài)度，而這個基本態(tài)度則來源于中國自古以來的學術傳統(tǒng)，即中國學者對記載清楚而又傳承有緒的文獻的信任。比如說，雖然先秦文獻是經漢人整理才得以著錄呈世，但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文獻，以及對這些文獻的判斷，當時及后世的學者都是相信的。當然，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有許多偽文獻的產生，也有許多疑古的學者，如清末的劉逢祿、崔述、康有為，民國的疑古學派等，但這代表不了中國古代學術的總體態(tài)度。疑古學派雖然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時至今日，出土文獻越來越多地證明他們的疑古是多么地錯誤，他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也越來越多地被拋棄。

有些人認為先秦文獻不存在一定可信的文本，這個觀點應該是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徹底否定，這樣，從兩漢以來大多數經過考訂的文獻都失去了依據。而如偽《古文尚書》，則難以判定其為偽書，同樣，即使有人造假，偽造文獻，也沒有依據去判斷其偽，這個結果是十分可怕的。

傅剛，男，1956年生，江蘇睢寧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兼中國《文選》學會會長、先秦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獻研究。著有《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魏晉風度》《昭明文選研究》 《文選版本研究》《漢魏六朝文學與文獻論稿》《蕭統(tǒng)評傳》（合作）《魏晉南北朝散文選》（合作）等，主編《中國文學作品選注》魏晉南北朝分卷，并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分卷副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分卷主編。曾獲首屆全國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1] 王欣夫，《文獻學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