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故事中的“新”角色

貝恩是復辟的斯圖亞特王朝的擁護者。她多才多藝，在上層社會和宮廷中交游頗廣。據(jù)說她在1658至1663年間曾隨家人去英國殖民地蘇里南，回國后嫁給一名姓貝恩的商人（可能為荷蘭裔），婚后不到兩年喪夫。1666年英荷之間發(fā)生戰(zhàn)爭，她被英王查理二世政府派往安特衛(wèi)普充當間諜，結(jié)果未得到分文報酬，反而一度因負債入獄。為了謀生，貝恩開始寫作。第一個劇本《包辦婚姻》完成于1670年，此后她又寫了十多部劇本，其中《游蕩者》上下集（1677—1681）、《都市女財主》（1682）和《機運》（1686）等上演后大獲成功。她還寫了不少詩歌和小說，《奧魯諾克》是其中之一。貝恩在當時的文藝圈里很有點影響，得到了德萊頓、托馬斯·奧特威（1652—1685）等著名作家的敬重。她是英國第一位靠寫作為生的職業(yè)女作家；同時，她的作品又是典型的王政復辟時代的文化產(chǎn)物。

她的代表作《奧魯諾克》以不長的篇幅講述了一個悲劇故事。

西非黑人國家科拉曼丁的王位繼承人奧魯諾克是個英勇善戰(zhàn)的年輕將領。他的爺爺，即老國王，看中了他的戀人伊默恩達，和他發(fā)生了沖突，結(jié)果伊默恩達被賣作奴隸。后來，奧魯諾克不幸被一英國船長欺騙并拐賣，也淪為奴隸，卻意外地在英屬殖民地蘇里南與自己的心上人重逢，兩人終于結(jié)為夫婦。奧魯諾克不堪忍受壓迫，率眾黑人奴隸揭竿而起，集體逃亡。起義失敗，他由于再次聽信白人勸誘歸降，蒙受了當眾被鞭笞的羞辱，決意拼死復仇。為此，奧魯諾克親手殺死了懷孕的妻子，以免她日后受辱。然而妻子死后他卻因極度悲哀失去行動能力，最后被白人殖民者擒獲，慘受毒刑折磨，凌遲致死。

奧魯諾克和妻子的悲歡離合屬于“英雄傳奇”，⁽¹⁶⁾繼承了羅曼司（romance，也譯“傳奇”）故事的傳統(tǒng)。索爾茲曼在他的《英國散文小說：1558—1770》一書中說，從法國傳來的“英雄傳奇”在17世紀的英國人、特別是?；逝僧斨酗L行一時，貝恩深受這種文學形式的影響。⁽¹⁷⁾另一位研究18世紀英國文學的專家詹妮特·托德也指出，雖然奧魯諾克在故事中具有多重身份，但是對于貝恩及其生活圈子里的人來說，他最根本的身份是尊貴的王者，就自覺的意圖而言，該小說是圍繞有關階級、教養(yǎng)和與生俱來的高貴本性等“17世紀的貴族的主題”而展開的。⁽¹⁸⁾就像貝恩的喜劇《游蕩者》中的男主角威爾摩爾（與羅切斯特伯爵的名字近似）是復辟時代舞臺浪蕩子團體中的一員，執(zhí)著于愛情和榮譽的奧魯諾克從相貌到行為都是遵照羅曼司的傳統(tǒng)構思的，和該時期悲劇中的英雄也庶幾近之。一個突出的例證是，奧魯諾克鼓動同胞反抗白人的演說以羅曼司宣揚的“榮譽”原則為出發(fā)點——他說：我們不能做白人的奴隸，因為他們不曾“正大光明地在戰(zhàn)斗中擊敗我們”（105頁）。⁽¹⁹⁾

然而奧魯諾克卻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王公”或“英雄”。他是個黑人，而且是被販賣到美洲的奴隸。他在一段時間里還曾是販奴者。以這樣的人物做故事的主人公，是敘事文學中的新鮮事。更何況自稱“目擊者”的敘述人還是位女性，便更顯得有些不同尋常。⁽²⁰⁾可以說，該篇中的敘述者和主人公都是在老故事框架中出現(xiàn)的新時代的新人物。他們兩人跨洋渡海來到美洲島嶼蘇里南，在不同程度上都脫離了原有的社會背景和社會位置，因而都可以算是“被挪移”了（displaced）的人。圍繞這兩個人物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身份混淆和矛盾百出的態(tài)度。

首先，顯而易見，主人公奧魯諾克的形象本身是個矛盾的集合體。

開宗明義，小說標題便采用矛盾修辭法（oxymoron），用“王奴”這個詞組將奧魯諾克的自相抵牾的社會地位亮出來。他出現(xiàn)于兩個不同的地點：傳奇的非洲和寫實的美洲。他集高貴血統(tǒng)和奴隸身份于一身，他的膚色和面貌、出身和教養(yǎng)無不充滿矛盾。敘述人強調(diào)：他皮膚漆黑，目光銳利，但鼻子卻高高隆起，有如古羅馬人，而“不是扁平的，非洲人式的”（62—63頁）。他是黑人部族的王位繼承人，卻得一法國老師多年調(diào)教，并且常與歐洲商人打交道（包括賣奴隸）。他通曉好幾國歐洲語言，博覽群書，對古羅馬人十分景仰?？傊?，“他的天性里毫無野蠻之處，從各方面說，他都像是在某個歐洲宮廷長大成人的”（62頁）。另一方面，作為受害者，奧魯諾克又常常激烈地批評基督教和白人文明，在號召奴隸起而反抗或殺死愛妻時提出的理由也根植于非歐洲的文化傳統(tǒng)。

奧魯諾克被賦予了文化上的多重性，因此他與各類人物和各種勢力的關系都不是單純的，似乎總是處在某種尷尬的兩難窘境中。這位黑人王儲喜歡與“按歐洲標準”衡量是有教養(yǎng)的人交往（82頁）；即使做了英國人的奴隸，他也仍然對英國王室和在革命中被殺的國王查理一世——也即殖民壓迫者的最高代表——充滿同情。他和其他的奴隸雖然地位相同、種族相同，心理上卻仍隔著舊日的階級鴻溝。他被賣到蘇里南后，發(fā)現(xiàn)那里的黑奴絕大多數(shù)都是過去曾經(jīng)他本人之手販賣來的。奴隸們見了他紛紛山呼萬歲，叩頭膜拜。奧魯諾克對他們的“過分歡喜和過分禮貌感到不安”，讓他們把自己當作“奴隸同伴”，對此，眾奴隸紛紛大表同情慰問（89頁）。由于這層歷史關系，他在鼓動眾人造反時痛陳奴隸所遭受的欺凌壓迫、對黑人“像猿或猴一樣被買來賣去”表示憤恨的詞句就顯得充滿了反諷意味。那些“血統(tǒng)低賤”的奴隸也許是小說中和敘述者完全不搭界的真正的“他們”。然而他們是沒被給予發(fā)言權的沉默的一群。當奧魯諾克對他們說“我們”如何如何時，他的認同顯然囿于一時一地，而他們不免有點半信半疑。也許正因如此，在逃亡的企圖遭受挫折時他們輕易地背棄了奧魯諾克，他則罵他們是“天生的奴才”（109頁）。

與奧魯諾克相比，隱于“敘述者”聲音中的那位女性則需要更仔細地辨識和分析。

那講故事的“我”“不僅宣稱自己是曾經(jīng)親歷事件的作者，而且讓自己在故事中出任重要的角色并且始終在場”⁽²¹⁾。她具有多重的社會身份和多重的主體立場。她是擁有黑奴的白人殖民者中的一員，其社會位置首先是由這一民族身份決定的。她自稱父親是赴蘇里南管理鄰近三十六島的副將，不幸在赴任途中去世；她來到蘇里南后住在島上“最好的房子”里（96頁），被已經(jīng)淪為奴隸的奧魯諾克稱為“大女主人”。她對殖民地的富饒贊不絕口，惋惜地說，若是我王（查理二世）知道這是怎樣“一片廣袤迷人的土地”，就決不會那么輕易地將它拱手讓與荷蘭人（95、104頁）。敘述中不時冒出的“我們”所指是不同的⁽²²⁾，而最先出現(xiàn)的那些“我們”指的是有產(chǎn)業(yè)的英國殖民者，與由非洲奴隸和印第安人構成的“他們”相對立。敘述者在開篇談到“我們”如何與印第安人和平共處，和他們做買賣（57—58頁），談到基督徒們?nèi)绾螢榕`重新命名，于是使奴隸奧魯諾克轉(zhuǎn)眼間變成“愷撒”，并從此以該名見知于“我們西方世界”（88—89頁），顯然毫不猶豫地站在那些殖民者的立場上。

敘述者筆下的第二類“我們”是以性別劃分的，由女人組成，讀者不時會遇到“我們女人”的字樣（93、97頁）。上述兩組“我們”之間常常有沖突。書中有幾次明顯的“劃清界線”之舉：譴責欺騙奧魯諾克的英國船長是一例（83頁），對以副總督拜厄姆為首的白人毒打折磨奧魯諾克一事表示憤怒則是另一例。她說：聽到黑人起事的消息，“我們”女人驚恐萬狀，認為黑人會來把我們殺個寸草不留，于是都匆匆逃走了，“我們離開以后，他們實施了這一暴行”（111頁）。這里，男性白人中的一部分，即決策時真正發(fā)揮作用的一部分，被明明白白地劃入與自己有別乃至對立的“他們”。

由此又派生出敘述者其他種種更為復雜的心態(tài)和行為。她身為白人，卻對奧魯諾克懷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自視是他的朋友——因為他們都飽嘗受束縛、受壓制的滋味。中上階級的婦女對奴仆或下層人民的同情的確與她們的某種被壓迫意識相關。只比貝恩晚出生十余年的瑪麗·查德雷（1656—1710）曾在一首寫于1701年的詩中說：婦女無緣接觸知識，不能入學，被分派做最低賤的粗活，“充當奴隸”，為奢侈驕橫的男人服務；并在另一首名為《致女性》的詩中更是明確地說：“妻子和仆從是一碼事，只不過名稱不同?！?sup >(23)另一方面，女性敘述人又和奧魯諾克同享某種高貴的身份，并對“榮譽”和“尊嚴”有相似的看法。她十分欣賞黑人的勇敢誠篤和印第安人的質(zhì)樸天然，在她看來，奧魯諾克談吐不凡，信守諾言，勇敢無畏，視愛情高于生命，簡直是理想英雄的化身。這與她對一些邪惡白種男人的鄙夷態(tài)度形成對照。奧魯諾克和某些白人的對比有時上升為對歐洲文明（乃至一切文明）的尖銳批判。如，奧魯諾克因一向信守承諾，不知謊言為何物，所以一再被欺騙，最后終于對白人徹底失去信心，說：“白人背信棄義，那個教他們欺詐行事的神也是如此?！彼日瞻兹说姆绞?，讓他們把承諾“寫”下來（文明社會“立書為據(jù)”習俗的前提是認定人與人的關系是爾虞我詐，故須先有“憑證”以便必要時由專門處理這類問題的法律仲裁），殊不知此模仿文明的“進步”之舉卻使他再次上當——因為在殖民統(tǒng)治下他根本沒被當作“人”看待，因而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護。講述這些的時候，敘述者的同情似乎完全在黑人一邊，仿佛她又另選擇了一種“我們”。因此，讀者見她稱在蘇里南的打獵和周游活動為“我們的消遣”，并解釋說“我們”包括四個婦女、“愷撒”（即奧魯諾克）和另外一位紳士時，并不覺得唐突。這里的“我們”在更大意義上是以階級（而不是種族和性別），甚至是以內(nèi)在“品質(zhì)”、為人之“道”或相互的感情來劃定的。

不難想象，這樣一位敘述者在奧魯諾克的悲劇中扮演的角色也必然是多重的、曖昧的和矛盾的。

她對奧魯諾克懷有真誠的關切和同情，但是她同時又在“使用”這個奴隸：用他做保鏢和陪伴，“消費”（有興味地聽并看）他的人生悲劇，并以此為素材為自己積累日后當“說故事人”的資本。她還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是白人殖民者安撫、對付那位黑人王子的一個工具——她帶領他漁獵游樂，勸他暫且忍耐、不要聚眾鬧事，促使他允諾不傷害白人。事實上，不僅敘述者，其他一些善良白人的安慰和許諾在客觀上都起著欺騙和坑害的作用。黑人起義發(fā)生后，敘述者一方面滿心畏懼，認為起義是針對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全體白人的；同時又對叛亂者不無同情，不僅認為奧魯諾克應得寬待，而且給了他充分的發(fā)言權，讓他在雄辯的鼓動演說中力陳起義的合理性。就對奧魯諾克的關懷和對他的命運的影響力而言，敘述者和奧魯諾克妻子伊默恩達之間有某種可比性和對應性。在某個意義上，“我”和伊默恩達在該書中成為女性的代表。像后者一樣，“我”是黑人領袖奧魯諾克的崇拜者和贊美者，也是他鐘情或信賴的對象。不同的是，伊默恩達被描繪成忠貞溫順的女性，而敘述者本人卻不是柔弱的深閨小姐。她身為女人，卻喜歡漁獵，熱衷冒險，極力促成了探訪印第安城鎮(zhèn)的旅行。她還異常關心政治，參與白人應付黑人動亂的決策過程。如此種種，簡直是非?！澳行浴被模粌H和奧魯諾克有相通處，而且和標準的男性殖民者并無多少差別?？梢哉f，特定的時空位置為這個特定的女性提供了空前的活動空間。蘇里南復雜的種族關系和政治情勢給了她介入政治的機會，就像復辟時代的危機使小女子貝恩得以出任間諜的角色。造成人物“挪移”的航海殖民活動像是魔棒，把黑人王子奧魯諾克變成了奴隸“愷撒”，同時卻也把在歐洲微不足道的敘述者（至少對身份極注重的她沒有交代她父親在英國的職業(yè)和地位）變成了顯赫的“大女主人”。似乎是，白女人在遙遠殖民地受到的禮遇以及在奴隸面前所享有的威嚴使敘述者感到某種暈眩，對自己的“權力”生出幻覺，以至她一時誤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權威，又利害相關，如果我猜到會出這種事〔指鞭笞侮辱奧魯諾克〕，定會阻止它的發(fā)生”（111頁）。這種自信是誕妄的，正如后來事態(tài)發(fā)展所表明的，不僅“我們女人”最終只能束手觀看奧魯諾克被荼毒殺害；連男性白人中的一些“君子”也無能為力。然而，這參與感和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真實的，有所憑依的，若沒有這種自信，就生不出這個人物的第三重身份，即女性講故事人（作家）的身份。

這最后一重身份代表著歷史性的新突破。維吉尼亞·吳爾夫在《自己的一間屋》（1929）中曾說過：所有的女人都應在阿芙拉·貝恩墓上撒下鮮花，因為是貝恩為她們掙得了說出自己的想法的權利。⁽²⁴⁾貝恩的敘述者沒有打出開路先鋒的旗號，也沒有發(fā)表驚天動地的宣言，但是她意識到自己的寫作活動有“僭越”之嫌。她這般沒有受過古希臘和拉丁文學教育的女人甚至不能算“有文化”，寫書自然是“越分”的。“我”承認“女性的筆”遜色一籌，但又力陳當時的情勢來為自己解釋辯護說，由于殖民地易手造成沖突，不再有其他的知情者能寫這段歷史，等等。她似乎朦朧地感到了作者身份的重要性，不時游離出敘述主線攀扯進自己的寫作活動。比如，在偶然涉及次要人物莊園主“馬丁上?！睍r，便進而奉告讀者：“我曾借自己的新喜劇中的一個人物來表彰他，用的是他的真名”（110頁）。敘述人似乎確有某種“僭越”傾向——她有意無意地流連于自己的活動和情感，使它們“超重”并幾乎構成一個可與主人公的悲劇抗衡的有意味的“故事”。

敘述者明白地告訴我們說，該書得以產(chǎn)生的契機，在于奧魯諾克的不幸遭遇和“我”的旅行經(jīng)歷的交叉與相匯。這位女性講述故事時表現(xiàn)了對地域環(huán)境的超乎尋常的興趣，十分注重描述地境（locality）或營造背景（setting）氛圍。小說一開篇就明言交代說，敘述人與主人公相遇的地方，也即主要事件發(fā)生的地點是在“美洲的一個殖民地，叫做蘇里南，地處西印度群島”（56頁）。隨后便對當?shù)赝林蠹用枋?，以兩頁多的篇幅開出長單子，詳細列舉該地的諸種奇俗異物（如一種叫做“狨”的極小的猴子），特別是當?shù)赝林姆b衣飾、風土人情，等等。這些顯然是行色匆匆的過路者或初到異地的陌生人好奇的雙眼所攝取的印象。更突出的是，有關敘述者和奧魯諾克等人在蘇里南的冒險和狩獵活動的內(nèi)容占據(jù)了極顯要的一席之地，超過全書篇幅的八分之一。她自稱這段敘述是“離題話”（104頁），但是卻講述得津津有味、生趣盎然。她刻意突出異國的風情：講奧魯諾克如何在危機時刻挺身而出殺死猛虎，保護婦女；講他在釣魚時怎樣被一種名為“麻鱔”的怪魚擊昏，順流漂下，幸遇印第安人相救才得以生還；講他們?nèi)绾嗡菀粭l大河而上，訪問印第安城鎮(zhèn)，目睹當?shù)厝寺泱w文身的種種怪異情狀，并得到了熱情款待，等等。

表達游離于“故事”之外的地理興趣——這不僅體現(xiàn)了作者的某種個人癖好，而且也是對讀者需求的一種設想和估量。由于航海技術的發(fā)展和海外殖民事業(yè)的興盛，旅行文學在英國開始風行⁽²⁵⁾，海盜出身的威廉·丹皮爾（1652—1715）因《新環(huán)球航行》（1697）一書幾乎成了傳奇英雄。這和目下在中國所謂的“移民文學”特受矚目不無相似。公眾對旅行、探險以及探險文學的嗜好不僅源自對新鮮事物的好奇心，還被切實的經(jīng)濟關懷和利益考量所驅(qū)動，有獲取并傳播實用經(jīng)濟信息的效用。17世紀末以來的讀者“要求為他們提供真實消息”⁽²⁶⁾。敘述者“我”說及他們一行在旅途中沿河尋訪印第安人時，無意中發(fā)現(xiàn)該河流域產(chǎn)金，從而引發(fā)了一場“黃金冒險”（104頁）；又再三地贊嘆殖民地的豐腴，恐怕都是在直接呼應當時讀者的興趣。

“我”在講故事的過程中還屢屢涉及時間。她提到奧魯諾克十分同情在內(nèi)戰(zhàn)中被殺的英王查理一世；說蘇里南是“屬于英格蘭國王的一處殖民地”（85頁）；后來又嘆惜那里的大好河山落入了荷蘭人之手。由于所涉及的事件多有確切的時間（理查一世1649年被處死，蘇里南于1667年由復辟的查理二世正式轉(zhuǎn)讓給荷蘭，后更名“圭亞那”），便可確定奧魯諾克的悲劇大約發(fā)生在1660年后王政復辟時代初期。敘事還一再提及歷史中的真人真事——如蘇里南副總督拜厄姆和總督的管家特里弗萊等等。敘述者還常常把話頭拉回到歐洲，比如，說她曾把一副當?shù)赝林挠痫椝徒o“國王劇院”，作為演出《印第安王后》⁽²⁷⁾的道具云云（57頁）。這一方面訴諸同時代人對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和人物的好奇和關注；另一方面給小說涂上一層“實錄”色彩，增加了敘述的權威性。同于1688年問世的貝恩的另一篇故事《禍心尤物》也同樣凸顯“寫實姿態(tài)”：敘述者“我”強調(diào)自己并非是在以“偽造的故事”或“羅曼司般的事件”饗讀者，所講所述分毫不差俱為“真實”，或是她本人所親眼目擊的事，或是從知情的權威者那里了解的內(nèi)情。⁽²⁸⁾

小說中不僅有一些旁枝末節(jié)的交代“漫不經(jīng)心”地順便點到時間，那些細致得不相稱的“離題”的地域描寫更是指示了一種時代特征。如巴赫金指出，在文學和藝術中，時間和地境（空間）的因素是不可分割的。⁽²⁹⁾兩者結(jié)合，已足以賦予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一個精確的時空坐標，一個潛在的，然而意味深長的歷史上下文。小說中的蘇里南不是超越時間的伊甸園，而是屬于特定的時代，充斥著白人的殖民活動。敘述人所寄居的房子屬于殖民總督，四周遍布役使黑奴的白人莊園。敘述者與奧魯諾克等一行人深入莽林或溯流而上進入新大陸腹地，更是殖民探險者入侵異域的一個剪影。不言而喻，作者和讀者的共同的地理興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是伴隨早期資本主義擴張而生成的。作者的策略和取向反映著當時的讀者對海外冒險的熱衷。雖然如有的論者指出，在歐陸的17世紀傳奇故事中也有敘述人強調(diào)自己是目擊者的先例，⁽³⁰⁾但是，小說花費在地理細節(jié)和美洲土著的諸多筆墨卻并非講述英雄羅曼司的必要。因此，如果說奧魯諾克的國王身份是舊的英雄傳奇和英雄悲劇的余音，那么小說中的殖民主題和地域描寫則指向了即將到來的航海/探險文學熱以及笛福和斯威夫特的作品。該小說極力追求“真實”或“紀實性”，十分注重幾乎壓倒了愛情線索的敘述者/主人公關系，如此等等，已從根本上超越了傳統(tǒng)敘事的套路。

當代學者普遍認為，《奧魯諾克》中的“我”有相當?shù)淖詡魃省?sup >(31)而照小說中的交代，她和主人公奧魯諾克的相遇發(fā)生在英國歷史上一個最波譎云詭、矛盾叢生的年代。生于1640年的貝恩和清教革命引發(fā)的空前內(nèi)戰(zhàn)一起來到世間，1660年王政復辟時她正好成年。1689年她去世時，改良的“光榮革命”剛剛完成。在這急劇變化的年代里，宗教信仰分歧和不同階級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相糾結(jié)，革命、改良、保守以及復舊的勢力交錯沖突。革命仿佛是巨大的斷裂，以殺君的極端之舉震撼世界；它一方面產(chǎn)生了克倫威爾的嚴峻的軍政府，一方面又以空前的自由滋生了千奇百怪的團體和教派，以及各種思想上的和生活方式上的嘗試。⁽³²⁾在國內(nèi)發(fā)生種種顛倒乾坤的政治變化的同時，英帝國的海外擴張不曾片刻停止；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從未真正被打斷。復辟的王室雖在一片懷舊聲中登陸，在重樹絕對王權上卻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連國王想公開自己的宗教傾向時都多有忌憚，造成某種“不無益處的缺乏政府權威狀態(tài)”⁽³³⁾。流亡、朝不保夕、四面掣肘和妥協(xié)投機，便是復辟精英們的人生體驗。他們的宗教和道德觀念空前薄弱，以保皇派浪蕩子的放浪形骸對抗倫敦市或議院里的虔誠教徒們的一本正經(jīng)。他們今朝有酒今朝醉；卻樂于做文學藝術的保護人，對新興的自然科學也頗為熱心。⁽³⁴⁾羅切斯特伯爵的生涯可以被看作是時代的一個注腳。那位?；使Τ嫉膬鹤有⌒∧昙o就成了復辟朝廷里“快活幫”的核心人物。他風度翩翩、教養(yǎng)一流，同時又嘲弄一切、無所不為。他的“功業(yè)”包括劫持最受世人矚目的富家少女、捧紅最出眾的女演員，也包括毅然從軍英勇作戰(zhàn)。他游戲人生、醉生夢死；卻又連篇累牘地撰寫諷刺文抒發(fā)虛無主義的見解，挖苦世道、世人、友朋、國王乃至他自己。在特定情況下他還能和當時最負盛名的神學家兼布道者做數(shù)月長談，深入地對話并在病危之際最終皈依上帝。

如前所說，從革命到復辟到妥協(xié)，世間萬事都在變動中，都在不斷調(diào)整，尚未明晰化或條理化。小說也因而具有“思想上的不穩(wěn)定性”⁽³⁵⁾，呈現(xiàn)出一種復雜而多變的精神“風景”。革命時代的余風似乎使王室的擁戴者也多少承認被壓迫者造反的權利。對王權和對貴族價值（勇敢、忠義、榮譽等）的尊敬和珍惜偶爾會越過種族藩籬而“惠”及黑人。錯綜的歷史情境可以使?；庶h或?；嗜耸控惗骱汀翱裾f者”⁽³⁶⁾等當年的清教革命派人士有某些相似之處，甚至“不惜復制激進派的某些理念”⁽³⁷⁾。上層階級中宗教信念的衰頹松懈使對歐洲文明的批評成為可能。在對待黑奴的特定問題上，?；逝煽赡芘険敉跏椅傻闹趁窆倮舳潛P反對販奴的清教徒革命遺民。⁽³⁸⁾新的資產(chǎn)階級理想女性角色尚未定型，因而貝恩的女性敘述者可以比較自由地往返于許多朦朧的界限之間——她一方面是國際貿(mào)易的受惠者和帝國主義探險開發(fā)活動的參與者、支持者，是聯(lián)結(jié)英雄羅曼司主題和帝國主義神話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熱衷于殖民活動為自己提供的活動空間、敘事題材和具有權威性的身份（受尊敬的被信任的耳聞目睹者），另一方面毫不含糊地譴責了殖民活動中的罪惡和丑行；她一時強調(diào)自己是女人，和瘋狂施暴的、惟利是圖的歐洲男人截然不同，一時又在許多方面模仿或企慕男性角色。

總之，小說的敘述者和她的講述對象奧魯諾克都指向多種不同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情境，既是“后顧”的，又是“前瞻”的，明顯具有過渡特征。

敘述者“我”用自然順暢的語言將種種錯綜紛雜而又常常自相沖突的態(tài)度、舉措和事物坦然陳述出來；仿佛對其中的矛盾性和諷刺意味渾然不覺，不做任何解釋或掩飾，也不企圖自圓其說。這種近乎純樸的盲目性構成了這篇小說最觸目的特征之一，所以會有評論者說，“從一開始，引起注意的就是敘述者那聊天般的平易的聲音，這在當時是很不尋常的”⁽³⁹⁾。平易而低調(diào)的敘述聲音是地位低微、學識有限的作者作為女作家亮相時的本能選擇。而她的“盲目”則直接指向復辟時代的混沌性和過渡性。

繼女演員在戲劇舞臺上粉墨登場之后，女性寫作者的快速跟進標志著某種突破。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據(jù)此認為斯圖亞特復辟王朝的意識形態(tài)使“婦女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空間”⁽⁴⁰⁾，但是“綱紀”的松弛和世態(tài)的紛雜卻的確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機會和可能性。在那段翻云覆雨的歷史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變化中有所不變，復舊中有所更新。在某個意義上，貝恩式的女性典型地代表了她的時代的弱點、長處、復雜性和可塑性：“復辟時代以其特有方式又是個革命的年代，而貝恩太太，雖然她本人無疑會對革命一詞驚惱不已，卻是那個時代最有革命色彩的人物之一。”⁽⁴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