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姚名達
——由《章實齋先生年譜》說起

2014年11月，我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購得一本微有殘缺的胡適與姚名達合著的《章實齋先生年譜》，1929年10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屈指算來，這是一本已有87年歷史的珍籍了。

細閱此書，150多頁，內(nèi)中依次有何炳松（1890—1946）、姚名達（1905—1942）和胡適的序文，且胡適的序文敬陪末席。值得注意的是，此《年譜》原是胡適早年個人的學術(shù)著作，緣何后來卻成了一位大學者和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年輕后學的聯(lián)合之著？

《章實齋先生年譜》封面

胡適為《章實齋年譜》作序

為了便于探討由胡適所著《章實齋年譜》到發(fā)展成與后學姚名達合著《章實齋先生年譜》的前生今世，茲將1922年1月21日胡適在上海大東旅社所寫的自序全文抄錄如下：

胡適的《章實齋年譜》

我們從胡適的自序中，知道他是1920年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時，因為讀了日本學者內(nèi)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感到清朝中期乾隆年間的著名史學家、思想家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浙江紹興人，乾隆朝進士，官國子監(jiān)典籍，著《文史通義》等），在死了120多年后，中國人中竟沒有一人為之寫出一篇考究的傳記。而尤令他感到羞愧的是，第一個為章實齋作年譜的竟是一個外國學者。因此，胡適決定寫一本中國人獨立寫作的、高質(zhì)量的章實齋年譜。其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胡適在日記中曾寫下他的創(chuàng)作流程，他從1921年5月到10月，斷斷續(xù)續(xù)地搜集、補充、執(zhí)筆，速度是很快的。9月2日，胡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遇見孫星如，此君告之劉翰怡擬刻章實齋全書，已請孫益度作《實齋年譜》。胡適一聽，頗為吃驚！連說：“我也有《年譜》之作，但未成書；如孫君欲看，我可以寄給他一看。我要向他借觀全書目錄，并把所有內(nèi)藤藏本目錄借給他們?！边@番坦誠的表白，一方面反映了胡適對未知資料的渴求心情，另一方面向?qū)Ψ缴斐龅氖瞧降然ダ氖帧?0月6日，胡適偶然發(fā)現(xiàn)“浙江圖書館去年排印《章氏遺書》，錯誤甚多，我大不滿意，囑俞平伯轉(zhuǎn)告館中人，有‘浙江人太看不起章實齋了’的話。他們后來才發(fā)憤作正誤表。昨夜我收到正誤表一本，計共校正一千一百余條！浙江圖書館補正之猛，甚可佩服。我自己也很高興，因為這也是我對于實齋的一點效勞”。10月底，胡適在北京投入《年譜》的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寫作自序了。事畢，胡適將《年譜》稿本送請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朱希祖審閱。11月3日，朱歸還稿本，胡適感到寬心！遂將《章實齋年譜》送交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2年2月26日，胡適于“夜十二時，接到商務印書館寄來的《章實齋年譜》四十本。此書印得很好，有幾個錯字”。接著他自嘲“此書是我的一種玩意兒”。隨后又語重心長地說：“但這也可見對于一個人做詳細研究的不容易。我費了半年的閑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個章學誠。做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于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功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梓的日子了！我現(xiàn)在只希望開山劈嶺，大刀闊斧地砍去，讓后來的能者來做細致的功夫。但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須要有拿得起繡花針的本領(lǐng)。我這本《年譜》雖是一時高興之作，卻也給了我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胡適的這部《章實齋年譜》問世，填補了歷史的空白。功不可沒！

胡適與后學姚名達合著《章實齋先生年譜》

《章實齋年譜》是胡適用半年時光，且在斷斷續(xù)續(xù)中完成。所以胡適看到了這件作品的先天不足，因而在序言中盼望有一位“能者”舞大刀、揮利斧來精雕細鑿出一份更好的年譜來。胡適的愿望終有了積極的回應。1925年3月29日，20歲的年輕人姚名達站了出來，他買了胡適的這本《年譜》后，一氣呵成，拜讀完畢。他偶聽到何炳松講到章實齋的著名之作《文史通義》，恍悟應將章實齋的研究提上日程。是年9月，姚名達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從此立志作史學史研究，而在“專修題”內(nèi)認定了章實齋的史學。他發(fā)現(xiàn)胡適所著《年譜》有不足之處，當他再讀《章氏遺書》后，大受啟發(fā)，于是便隨手在《年譜》上“補了些新史料上去”。姚名達在序中回憶，1926年“六月二十日，初見適之先生，問他怎么辦？適之先生說：‘請你拿一本《年譜》去，把它補好了寄給我?！边@是姚名達生平第一次拜見胡適并面聆教誨，而胡適也是生平第一次接見這位年輕的、陌生的“能者”，他感到孺子可“靠”也，遂慨然同意姚名達補訂自己的著作，往后的事實證明，姚名達沒有辜負胡適的期望。

姚名達仔細看了《章實齋年譜》，他說：“適之先生這書有一點是我所最佩服的，就是體例的革新：打破了前人單記行事的體裁；摘錄了譜主最重要的文章；注意譜主與同時人的關(guān)系；注明白史料的出處；有批評；有考證；譜主著述年月大概都有了?！?/p>

1927年12月30日，姚名達在致胡適函中回憶說：“商務印書館近來想出‘千種叢刊’（即‘萬有文庫’千種書），把先生的《章實齋年譜》收入‘國學小叢書’內(nèi)。我想這次再版應該成定本了，不補訂是不好的?，F(xiàn)在已依照先生去年告我的話，把《年譜》增改好了?！庇终f：“起初是把我所補的插入原文中間，把原文偶錯的徑加刪改，后來為免滅裂鹵莽之嫌疑，把應補應改的另抄為一小本，郵寄適之先生，請他自家去動手?！焙髞?，姚名達登門拜訪，胡適熱情地接見了他，并告知自己事忙，可否請他代為增補。姚名達欣然從命，當時就商定了增補的體例。事后，姚名達是這樣做的：“一、極力尊重適之先生的原文，除非有新的證據(jù)可以改變他的記載，否則決不刪改或修移。二、適之先生解釋章先生主張的話，尤其特別尊重，雖然有一二條和我的意見不同，但我在這增補本里絕對不說一句話。三、凡適之先生所遺漏的，當時尚未發(fā)現(xiàn)的史料，我都按照年月，分別插補入原文，并不說明誰是新補，誰是原文。”兩位作者品格至上、思路一致、內(nèi)容統(tǒng)一，無愧是合作的典范。

姚名達說：“這本書成功以后，適之先生要我作篇序。”對于胡適給予自己如此平等的待遇，姚名達銘感不已！1928年10月15日，姚名達在上海為《章實齋先生年譜》作序，在序中不無感慨地說道：“他不但令我們明白章實齋整個的生平和重要的學說，而且令我曉悟年譜體裁的不可呆板。最少，我是受了他的影響的一個?！诺弥鴮W問的樂趣，才決定終身的事業(yè)……”

1929年10月，一部由胡適（時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姚名達合著的《章實齋先生年譜》，終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

這本《年譜》甫入社會，即受到歡迎。但隨后也產(chǎn)生爭議和新說，并伴有再補入之新呼聲。如有《胡著〈章實齋先生年譜〉贅詞》（載《國聞周報》1929年第六卷第三十七期）、《〈章實齋先生年譜〉補正》（載《說文月刊》1940—1941年第二卷第九至十二期）、《〈章實齋先生年譜〉的新資料》（載上海《大公報》第四期“文史周刊”1946年11月6日）等。雖有新議，但它絕不會影響《章實齋先生年譜》的學術(shù)價值和傳世地位。

胡適并不是一位文過飾非的人，面對質(zhì)疑，在百忙之中給了學者和讀者一個負責任的回答。1948年6月12日，胡適在《申報·文史周刊》第27期，發(fā)表了《更正〈章實齋先生年譜〉的錯誤》一文。這一正確態(tài)度也反映了一個大學者對學術(shù)問題可貴的自覺精神！

姚名達在與胡適交往過程中，曾給胡適寫過八封信，總是將胡適尊為前輩，自己則謙稱“后學”。他對胡適的“先見和大量”表示敬重！1930年1月15日，致函胡適，稱“《章譜》版稅手續(xù)已辦好，《章譜》將來再版，名達當照尊示加注重排，總以保留原著為是”。同時表示衷心“謝謝先生嘉惠后學的好意”。1月17日再函，向胡適索取其生平、學歷、著述、任教、游歷資料，意在為之作傳。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之后，姚名達在致胡適函中，痛斥日寇炸毀商務印書館總廠，又將東方圖書館燒光的罪行。同時告訴胡適“打算從事政治和社會活動”，抗擊日寇，保衛(wèi)祖國！姚名達是個言行一致的愛國學者，當日寇的鐵蹄踐踏到浙、贛一帶時，他便在執(zhí)教的中正大學發(fā)起組織“戰(zhàn)地服務團”，被選為團長。姚名達隨即親率30余名學生，先后在江西新喻、新干等地與日寇作戰(zhàn)。1942年7月，不幸英勇殉國。成為為抗日捐軀的愛國教授第一人，年僅37歲。中正大學校長胡先骕在姚名達殉國一周年時，高度贊揚姚名達“絕學有選著，千秋有定評”“英風傳石口，大節(jié)振江西”。國民政府曾頒發(fā)獎狀。1949年后，江西省人民政府批準姚名達為革命烈士。1987年，民政部頒發(fā)烈士證書。1990年，江西師范大學建校50周年，特在校園內(nèi)建“顯微亭”，以示對先烈的緬懷！

何炳松對《年譜》的贊賞

再說說位列“三序”的何炳松教授對《章實齋先生年譜》的評價。

何炳松，浙江金華人。1915年畢業(yè)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旋入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習史學和政治學，1916年獲碩士學位歸國。他與胡適同在1917年任教于北京大學，為期五年，故彼此是很熟悉的同事。1924年，何炳松入商務印書館，先后任編譯所所長、總編輯，與胡適又是出版界的良友。1935年，何炳松任暨南大學校長?？箲?zhàn)全面爆發(fā)，何校長帶領(lǐng)暨南大學師生流離到大后方，艱苦辦學。1946年在上海謝世，享年56歲。

何炳松生前與胡適有一共同興趣，就是年譜學和章實齋研究。胡適知悉何炳松與姚名達有一層宛如師生的親密關(guān)系，因此他邀請何炳松為合著《年譜》作序，何炳松稍有猶疑之后還是樂于從命。

1928年10月18日，何炳松在上海閘北寓所中，為該書寫了一篇有深度、有廣度、夾議夾敘的長序。他首先侃侃而談年譜學，說：“替古人作年譜完全是一種論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過一種以事系時的功夫，并不很難；仔細一想實在很不容易。我們要替一個學者作一本年譜，尤其如此；因為我們不但對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細密考證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對于和他有特殊關(guān)系的學者亦要有相當?shù)难芯?，對于他當時一般社會的環(huán)境和學術(shù)界的空氣亦必須要有一種鳥瞰的觀察和正確了解，我們才能估計他的學問的真價值和他在學術(shù)史中的真地位。所以作年譜的工作比較單是研究一個人的學說不知道要困難到好幾倍。這種困難就是章實齋所說的‘中有苦心而不能顯’和‘中有調(diào)劑而人不知’，只有作書的人自己明白。胡適之先生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就是這樣作成功的?！?/p>

接著，何炳松又說：“就我個人講，一面想到作年譜這種工作的困難，一面看到適之先生這本《年譜》內(nèi)容的美備，我實在不能不承認這本書是一本‘即景會心妙緒來會’的著作，不是一種‘玩物喪志，無所用心’的玩意兒。這種工作當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我們坐享其成的讀者不應過度地去求全責備?！斶_人先生進行他那增補工作的時候，他每星期總要到我的家里來交換一次我們對于史學的意見。……達人先生增補完工之后，……適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并且向達人先生說，他近來聽見我對于章實齋的史學已經(jīng)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要我代他們兩人再作一篇序?！焙伪稍谛蛭氖瘴矔r，特別強調(diào)不要“把章實齋的史學鼓吹得過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們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條路上去，而且容易使讀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來對于史學上的許多重要貢獻”。此言不失有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