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學

大學是人類之一概文明的“反應堆”。

舉凡人類文明的所有現(xiàn)象，無一不是在大學里有所反映并進行反應的。

這里所言之“文明”一詞，還包含人類未文明時期的地球現(xiàn)象以及宇宙現(xiàn)象；當然，也就同時包含對人類、對地球、對宇宙之未來現(xiàn)象的預測。

故大學里，“文明”一詞與在詞典中的解釋是有區(qū)別的，也是應該有區(qū)別的。后者是一個有限含義的詞匯，而前者的含義幾乎是無限的。此結(jié)論意味著人類文明的現(xiàn)實能力所能達到的非凡超現(xiàn)實程度。而如此這般的非凡的超現(xiàn)實程度的能力，只不過是人類文明的現(xiàn)實能力之一種。

這里所言之“反應”一詞，也遠比詞典中的解釋要多義。它是排斥被動作為的。在這里，或曰在大學里，“反應”的詞義一向體現(xiàn)為積極的、主動而且特別生動特別能動的意思。人類之一概文明，都會在大學這個“反應堆”上，被分門別類，被梳理總結(jié)，被分析研究，被鑒別，被揚棄，被繼承，被傳播，被發(fā)展……

故，大學最是一個重視穩(wěn)定的價值取向的地方。

故，穩(wěn)定的價值取向之相對于大學，猶如地基之相對于大廈。

穩(wěn)定的科學知識和豐富的科技成果，乃是自然科學發(fā)展的基礎；穩(wěn)定的人文理念和價值觀，乃是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前提。

相對于自然科學，價值取向或曰價值觀的體現(xiàn)，通常是隱性的。但隱性的，卻絕不等于可以沒有。倘居然沒有，即使自然科學，亦必走向歧途。

例如化學本身并不直接體現(xiàn)什么價值觀，但化學人才既可以應用化學知識制藥，也可以制毒品，還可以來制生化武器。

于是，化學之隱性的科學價值觀，在具體的化學人才身上，體現(xiàn)為顯性的人文價值觀之結(jié)果。

制假藥往往不需要什么特別高級的化學專業(yè)能力，但那也還是必然由多少具有一些化學知識的人所為的勾當。而那是為具有穩(wěn)定的人文價值觀的人所恥為的。故穩(wěn)定的價值觀，在大學里，絕不可以被認為是只有社會學科的學子們才應具有的。

故我認為，大學絕不僅僅是一個傳授知識和教會技能的地方，還必須是一個培養(yǎng)具有穩(wěn)定的價值觀念的人才的地方。

考察一個國家的發(fā)展和它的大學的關系，是具有決定性的一點。

首先，大學教師們自身應該是具有穩(wěn)定價值觀念的人。對于從事文科教學的大學教師們，自身是否具有穩(wěn)定的價值觀，決定著一所大學的文科教學的品質(zhì)。

因為在大學里，再也沒有別的什么學科，能像文科教學一樣每天將面對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問題。有時體現(xiàn)于學子們的困惑和提問中，有時是五花八門的社會現(xiàn)象和社會問題反映到、影響到了大學校園里。

為了達到一己之名利的目的而不擇手段是理所當然的人生經(jīng)驗嗎？

大學文科師生每每會在課堂上共同遭遇這樣的問題。

大學教師本身倘無穩(wěn)定的做人的價值觀念，恐怕也不能給出對學子們有益的回答吧！

倘名利就在眼前；倘某些手段在犯法的底線，但大學生卻紛紛四處打聽那些手段（那樣的手段真是千般百種、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在有的人們那兒運用自如，不以為恥反覺得意）；倘雖損著別人的利益卻又令別人只有吞食苦水的份兒——這種事竟也是做不得的嗎？

竊以為，這樣的“問題”成為問題本身便是一個問題。

然而，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大學里，其成為“問題”已多年矣。

幸而在大學里有一位前輩給出了自己的明確的回答——他說：“我不是一個壞人，我在顧及個人利益的同時，也很習慣地替他人的利益著想?！?/p>

不少人都知道的，此前輩便是北大的季羨林先生。

倘無幾條終生恪守的德律，一個人是不會這么主張的。

倘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大學里，不這么主張的人遠遠多于這么主張的人，那么“他人皆地獄”這一句話，真的就接近“真理”了。那么，人類到世上，人生由如此這般的“真理”所規(guī)定，熱愛生活也就無從談起了。

但我也聽到過截然相反的主張。而且不是在社會上而是在大學里。而且是由教師來對學生們說的。

其邏輯是——根本不替他人的利益著想是無可厚非的。因為任何一個“我”，都根本沒有責任在顧及自己的利益的同時也替他人的利益著想。他人也是一個“我”，那個“我”的一概利益，當然只能由那個“我”自己去負責。導致人人在一己利益方面弱肉強食也沒什么不好。因而強者更強，弱者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強起來，于是社會也得以長足進步……

這種主張，有時反而比季老先生的主張似乎更能深入人心。因為聽來似乎更為見解“深刻”，并且還暗合著人人都希望自己成為強者的極端渴望。

大學是百家爭鳴的地方。但大學似乎同時也應該是固守人文理念的地方。

所謂人文理念，其實說到底，是與動物界之弱肉強食法則相對立的一種理念。在動物界，大蛇吞小蛇，強壯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沒有不忍一說的。而人類之所以為人類，乃因人性中會生出種種不忍來。這無論如何不應該被視為人比動物還低級的方面。將弱肉強食的自然界的生存法則移用到人類的社會中來，叫“泛達爾文主義”?！胺哼_爾文主義”其實和法西斯主義有神似之處。它不能使人類更進化是顯然的。因而相對于人類，它是反“進化論”的。

陳曉明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對解構(gòu)主義研究深透。

據(jù)我所知，他在課堂上講解構(gòu)主義時，最后總是要強調(diào)——有些事情，無論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社會現(xiàn)實中，都是不能一解了之的。歸根到底，解構(gòu)主義是一種研究方法，非是終極目的。比如正義、平等、人道原則、和平愿望、仁愛情懷……總而言之，奠定人類數(shù)千年文明的那些基石性的人文原則，它們是不可用解構(gòu)主義來進行瓦解的，也是任何其他的主義所瓦解不了的。像“進化論”一樣，當誰企圖以解構(gòu)主義將人類社會的人文基石砸個稀巴爛，那么解構(gòu)主義連一種學理研究的方法也就都不是了，那個人自己也就同時什么都不是了……

像季羨林先生一樣，我所了解的陳曉明教授，也是一個不但有做人德律，而且主張人作為人理應有做人德律的人。

我由而是極敬他的。

我想，解構(gòu)主義在他那兒，才是一門值得認真來聽的課程。

又據(jù)我所知，解構(gòu)主義在有的人士那兒，仿佛是一把邪惡有力的錘。舉凡人類社會普適的德律，在其錘下一概粉碎，于是痛快。于是以其痛快，使學子痛快。但恰恰相反，丑陋邪惡在這樣的人士那兒卻是不進行解構(gòu)的。因為人類的社會，在他看來，僅剩下了丑陋邪惡那么一點點“絕對真實”，而解構(gòu)主義不解構(gòu)“絕對真實”，只解構(gòu)“一概的虛偽”。

我以為虛偽肯定是舉不勝舉的，也當然是令我們嫌惡的。但若世界的真相成了這么一種情況——在“絕對的真實”和“一概的虛偽”之間，屹立著那么幾個“東方不敗”的堅定不移的解構(gòu)主義者的話，豈不是太不客觀了嗎？

當下傳媒，竭盡插科打諢之能事，以媚大眾，以愚大眾。仿佛此種公器之功用，乃傳媒之第一功用似的。于是，據(jù)我所知，“花邊緋聞”之炒作技巧，也堂而皇之地成了大學新聞課的內(nèi)容。

報刊這一種傳媒載體，出現(xiàn)在人類社會少說已有三百年歷史；廣播已有百余年歷史；電視的出現(xiàn)已近半個世紀了——一個事實乃是，人類近二三百年的文明步伐，是數(shù)千年文明進程中最快速的；而另一個事實乃是，傳媒對于這一種快速邁進的文明步伐，起到過和依然起著功不可沒的推動作用。故以上傳媒既為社會公器，其對社會時事公開、公正、及時的報道功用以及監(jiān)督和評論責任；其恢復歷史事件真相的功用以及通過那些事件引發(fā)警世思考的使命，當是大學新聞專業(yè)不應避而不談的課程。至于其娛樂公眾的功用，雖然與其始俱，但只不過是其兼有的一種功用，并不是它的主要功用。而“花邊緋聞”之炒作技巧，不在大學課堂上津津樂道，對于新聞專業(yè)的學子們也未必便是什么學業(yè)損失。因為那等技巧，真好學的人，在大學校門以外反而比在大學里學會得還快，還全面。在大學課堂上津津樂道，即使不是取悅學子，也分明是本末倒置。傳媒專業(yè)與人文宗旨的關系比文學藝術更加緊密；法乎其上，僅得其中；法乎其中，僅得其下；若法乎其下，得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播龍種而收獲跳蚤，自然是悲哀的。但若有意無意地播著蚤卵，日后跳蚤大行其道豈不必然？

大學講虛無主義，倘老師在臺上講得天花亂墜，滿教室學子聽得全神貫注——一個學期結(jié)束了，師生比賽似的以虛無的眼來看世界，以虛無的心來尋思人間，那么就太對不起含辛茹苦地掙錢供子女上大學的父母們了！

大學里講暴力美學，倘講來講去，卻沒使學子明白——暴力就是暴力，無論如何非是具有美感的現(xiàn)象；當文學藝術作為反映客體，為了削減其血腥殘忍的程度，才不得不以普遍的人們易于接受的方式進行藝術方法的再處理——倘這么簡單的道理都講不明白，那還莫如干脆別講。

將“暴力美學”講成“暴力之美”，并似乎還要從“學問”的高度來培養(yǎng)專門欣賞“暴力之美”的眼和心，我以為其幾近于是罪惡的事。

大學里講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復雜性，比如講《巴黎圣母院》中的弗羅洛神父吧——倘講來講去，結(jié)論都是弗羅洛的行徑只不過是做了這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想做的事而又沒做成，仿佛他的“不幸”比艾絲美達拉之不幸更值得后世同情，那么雨果地下有靈的話，他該對我們現(xiàn)代人作何感想呢？而世界上的男人，并非個個都像弗羅洛吧？同樣是雨果的作品，《悲慘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讓，不就是和弗羅洛不一樣的另一種男人嗎？

大學是一種永遠的悖論。

因為在大學里，質(zhì)疑是最應該被允許的。但同時也不能忘記，肯定同樣是大學之所以受到尊敬的學府特征。人類數(shù)千年文明進程所積累的寶貴知識和寶貴思想，首先是在大學里經(jīng)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于是再次被肯定的過程。但是如果人類的知識和思想，在大學里否定的比肯定的更多，顛覆的比繼承的更多，貶低的比提升的更多，使人越學越迷惘的比使人學了才明白點兒的更多，頹廢有理、自私自利有理、不擇手段有理的比穩(wěn)定的價值觀念和普適的人文準則更多，那么人類還辦大學干什么呢？

以我的眼看大學，我看到的情況似乎是——穩(wěn)定的價值觀念和普適的人文準則若有若無。

但是我又認為，據(jù)此點而責怪大學本身以及從教者們，那是極不公正的。因為某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乃是在人的學齡前階段就該由家長、家庭和人文化背景之正面影響來通力合作已完成的。要求大學來補上非屬大學的教育義務是荒唐的。我以上所舉的例子畢竟是極個別的例子，為的是強調(diào)這樣一種感想，即大學所面對的為數(shù)不少的學子，他們在進入大學之前所受的普適而又必需的人文教育的關懷是有缺陷的，因而大學教育者對自己的學理素養(yǎng)應有更高的人文標準。

我也認為，責怪我們的孩子們在成為大學生以后似乎仍都那么的“自我中心”而又“中心空洞”同樣是不夠仁慈的。事實上我們的孩子們都太過可憐——他們小小年紀就被逼上了高考之路，又都是獨生子女，肩負著家長甚至家族的種種期望和寄托，孤獨而又苦悶，壓力之大令人心疼。畢業(yè)之后擇業(yè)迷惘，四處碰壁，不但令人心疼而且想幫都幫不上，何忍苛求？

大學也罷，學子也罷，大學從教者也罷，其實都共同面對著一個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問題重疊堆砌的倦怠時代。這一種時代的特征就是——不僅普遍的人們身心疲憊，連時代本身也顯出難以隱藏的病狀。

那么，對于大學，僅僅傳授知識似乎已經(jīng)不夠。為國家計，為學子們長久的人生計，傳授知識的同時，也應責無旁貸地培養(yǎng)學子們成為不但知識化了而且堅卓毅忍的人，豈非使命？

那種在大學里用政治思想取代人文思想，以為進行了政治思想灌輸就等于充實了下一代人之“中心空洞”的完事大吉的“既定方針”，我覺得是十分堪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