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心靈自述
我的歧路
梅先生是向來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xiàn)在卻極贊成我談政治；孫先生是向來最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xiàn)在很懇摯的怪我不該談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并非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他只希望我此時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真是我的歧路！
我在這三岔路口，也曾遲回了三年；我現(xiàn)在忍著心腸來談政治，一只腳已踏上東街，一只腳還踏在西街，我的頭還是回望著那原來的老路上！伏廬的怪我走錯了路，我也可以承認；燕生怪我精神不貫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們知道我所以“變節(jié)”與“變節(jié)而又遲回”的原故，我不能不寫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jīng)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六年，我一面為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聯(lián)校非兵會的干事。一九一五年，我為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幾乎成為眾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但我那時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著我的終身事業(yè)了，同時又被一班討論文學問題的好朋友逼上文學革命的道路了。從此以后，哲學史成了我的職業(yè)，文學做了我的娛樂。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勛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勛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xiàn)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我這四年多以來，寫了八九十萬字的文章，內(nèi)中只有一篇曾琦《國體與青年》的短序是談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關于思想與文藝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fā)起《每周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周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臟和會還不曾散伙。然而國內(nèi)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于是發(fā)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里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存》卷二，頁一四七以下）。我那時說：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的夸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chǎn)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但我的政論的“導言”雖然出來了，我始終沒有做到“本文”的機會！我的導言引起了無數(shù)的抗議：北方的社會主義者駁我，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痛罵我。我第三次替這篇導言辯護的文章剛排上版，《每周評論》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論文章也就流產(chǎn)了。
《每周評論》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這兩年零八個月之中，忙于病，使伙不能分出工夫來做輿論的事業(yè)。我心里也覺得我的哲學文學事業(yè)格外重要，實在舍不得丟了我的舊戀來巴結(jié)我的新歡。況且?guī)啄瓴徽務蔚娜耍瑢嵲诓蝗菀滋崞鹨还筛吲d來作政論的文章，心里總想國內(nèi)有人起來干這種事業(yè)，何必要我來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zhàn)爭”與“贏余價值”；內(nèi)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愛羅先柯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敗，他們確然也還談談，因為罵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華盛頓會議中，英美調(diào)停，由中日兩國代表開議，國內(nèi)的報紙就加上一個“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們反對過的，現(xiàn)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們不能不極力反對。然而他們爭的是什么呢？怎樣才可以達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無條件的屈伏呢？外交問題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決呢？這些問題就很少人過問了。
我等候兩年零八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我現(xiàn)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nèi)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xiàn)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自信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說我談政治“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他可錯了；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正如我談白話文也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
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jīng)地義的信條。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tài)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古文學的推翻，白話文學的提倡，哲學史的研究，《水滸》、《紅樓夢》的考證，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歷史，都只是這一個目的。我現(xiàn)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這一種“注重事實，尊崇證驗”的方法。
我的朋友們，我不曾“變節(jié)”；我的態(tài)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與實例變了。
孫伏廬說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奪去的我，替文化史奪回來。我很感謝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fā)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于我精神不能貫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學是我的職業(yè)，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書比其余的書，只成一與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費一天在《努力周報》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評，遠不如做一萬字《李靚學說》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這一點“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政論態(tài)度，我最希望國內(nèi)愛談政治又能談政治的學者來霸占這個周報。以后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來替他們編輯整理，其余六天仍舊去研究我的哲學與文學，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認常燕生的責備，但我不能承認他責備的理由。他說：至于思想文藝等事，先生們這幾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見了，難道還期望他尚能再有進步嗎？
他下文又說“現(xiàn)在到了山頂以后，便應當往下走了”，這些話我不大懂得。燕生決不會承認現(xiàn)在的思想文藝已到了山頂，不能“再有進步”了。我對于現(xiàn)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我們“提倡有心，創(chuàng)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這也是我在這歧路上遲回瞻顧的一個原因了。
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tài)度
今日最沒有根據(jù)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Spiritual）。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卻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zhàn)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于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tài)的心理，卻正投合了東方民族的夸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焰。
我們不愿“開倒車”的少年人對于這個問題不能沒有一種徹底的見解，不能沒有一種鮮明的表示。
現(xiàn)在高談“精神文明”“物質(zhì)文明”的人，往往沒有共同的標準做討論的基礎，故只能做文字上或表面上的爭論，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幾個基本觀念來做討論的標準。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huán)境的總成績。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zhì)的（Material），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zhì)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zhì)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zhì)的。
我想這三個觀念是不須詳細說明的，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人都可以承認的。一只瓦盆和一只鐵鑄的大蒸汽爐，一只舢板船和一只大汽船，一部單輪小車和一輛電力街車，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質(zhì)力制造出來的文明，同有物質(zhì)的基礎，同有人類的心思才智。這里面只有個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異，卻沒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鐵爐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單輪小車上的人也更不配自夸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輕視電車上人的物質(zhì)的文明。
因為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質(zhì)的表現(xiàn)，所以“物質(zhì)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一個名詞不應該有什么譏貶的涵義。我們說一部摩托車是一種物質(zhì)的文明，不過單指他的物質(zhì)的形體；其實一部摩托車所代表的人類的心思智慧決不亞于一首詩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質(zhì)的文明”不是和“精神的文明”反對的一個貶詞，我們可以不討論。
我們現(xiàn)在要討論的是：（1）什么叫做“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2）西洋現(xiàn)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
崇拜所謂東方精神文明的人說，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質(zhì)上和肉體上的享受，而略視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們先要指出這種議論含有靈肉沖突的成見，我們認為錯誤的成見。我們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須建筑在物質(zhì)的基礎之上。提高人類物質(zhì)上的享受，增加人類物質(zhì)上的便利與安逸，這都是朝著解放人類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們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拋在僅僅生存之上，使他們可以有余力去滿足他們的精神上的要求。東方的哲人曾說：
衣食足而后知榮辱，倉廩實而后知禮節(jié)。
這不是什么舶來的“經(jīng)濟史觀”；這是平恕的常識。人世的大悲劇是無數(shù)的人們終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著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凍與餓。人世的更大悲劇是人類的先知先覺者眼看無數(shù)人們的凍餓，不能設法增進他們的幸福，卻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催眠藥給他們吃，叫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則寓言說狐貍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著，只好說“我本不愛吃這酸葡萄！”狐貍吃不著甜葡萄，只好說葡萄是酸的；人們享不著物質(zhì)上的快樂，只好說物質(zhì)上的享受是不足羨慕的，而貧賤是可以驕人的。這樣自欺自慰成了懶惰的風氣，又不足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進一步，索性回過頭去，戕賊身體，斷臂，絕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從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殘自殺，人生觀變成了人死觀，都是從一條路上來的：這條路就是輕蔑人類的基本的欲望。朝這條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養(yǎng)成懶惰的社會，多數(shù)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滿足，也就不肯進一步以求心靈上與精神上的發(fā)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認這個物質(zhì)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見看來，是建筑在三個基本觀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貧窮是一樁罪惡。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樁罪惡。
借用一句東方古話，這就是一種“利用厚生”的文明。因為貧窮是一樁罪惡，所以要開發(fā)富源，獎勵生產(chǎn)，改良制造，擴張商業(yè)。因為衰病是一樁罪惡，所以要研究醫(yī)藥，提倡衛(wèi)生，講求體育，防止傳染的疾病，改善人種的遺傳。因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經(jīng)營安適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潔凈的城市，優(yōu)美的藝術，安全的社會，清明的政治?？v觀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藝，科學，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殺人的利器與侵略掠奪的制度，我們終不能不承認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這個利用厚生的文明，當真忽略了人類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要求嗎？當真是一種唯物的文明嗎？
我們可以大膽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還可以大膽地進一步說：西洋近代文明能夠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遠非東洋舊文明所能夢見。在這一方面看來，西洋近代文明絕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
我們先從理智的方面說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學?？茖W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在世間，受環(huán)境的逼迫，受習慣的支配，受迷信與成見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強有力，使你聰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環(huán)境里的一切束縛，使你戡天，使你縮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個人。
求知是人類天生的一種精神上的最大要求。東方的舊文明對于這個要求，不但不想滿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斷絕他。所以東方古圣人勸人要“無知”，要“絕圣棄智”，要“斷思惟”，要“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边@是畏難，這是懶惰。這種文明，還能自夸可以滿足心靈上的要求嗎？
東方的懶惰圣人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彼运麄円遂o坐澄心，不思不慮，而物來順應。這是自欺欺人的誑語，這是人類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尋求探討，他決不會露面?？茖W的文明教人訓練我們的官能智慧，一點一滴地去尋求真理，一絲一毫不放過，一銖一兩地積起來。這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門。自然（Nature）是一個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拶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慮的懶人只好永永作愚昧的人，永永走不進真理之門。
東方的懶人又說：“真理是無窮盡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滿足呢？”誠然，真理是發(fā)現(xiàn)不完的。但科學決不因此而退縮?？茖W家明知真理無窮，知識無窮，但他們?nèi)匀挥兴麄兊臐M足：進一寸有一寸的愉快，進一尺有一尺的滿足。二千多年前，一個希臘哲人思索一個難題，想不出道理來；有一天，他跳進浴盆去洗澡，水漲起來，他忽然明白了，他高興極了，赤裸裸地跑出門去，在街上亂嚷道，“我尋著了！我尋著了！”（Eureka！Eureka?。┻@是科學家的滿足。Newton，Pasteur以至于Edison時時有這樣的愉快。一點一滴都是進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這種心靈上的快樂是東方的懶圣人所夢想不到的。
這里正是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一邊是自暴自棄的不思不慮，一邊是繼續(xù)不斷的尋求真理。
朋友們，究竟是那一種文化能滿足你們的心靈上的要求呢？
其次，我們且看看人類的情感與想象力上的要求。
文藝，美術，我們可以不談，因為東方的人，凡是能睜開眼睛看世界的，至少還都能承認西洋人并不曾輕蔑了這兩個重要的方面。
我們來談談道德與宗教罷。
近世文明在表面上還不曾和舊宗教脫離關系，所以近世文化還不曾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們研究歷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茖W的發(fā)達提高了人類的知識，使人們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評判的能力也更進步了，所以舊宗教的迷信部分漸漸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漸漸地連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與靈魂的不滅——也發(fā)生疑問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著科學的武器，開辟了許多新世界，發(fā)現(xiàn)了無數(shù)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無數(shù)勢力，叫電氣趕車，叫“以太”送信，真?zhèn)€作出種種動地掀天的大事業(yè)來。人類的能力的發(fā)展使他漸漸增加對于自己的信仰心，漸漸把向來信天安命的心理變成信任人類自己的心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知識的發(fā)達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并且擴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闊大，想象力高遠，同情心濃摯。同時，物質(zhì)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顧到別人的需要與痛苦。擴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擴大了的能力，遂產(chǎn)生了一個空前的社會化的新道德，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會化的道德。
古代的人因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犧牲理智上的要求，專靠信心（Faith），不問證據(jù)，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凈土，信地獄。近世科學便不能這樣?？啃判牧??？茖W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學只要求一切信仰須要禁得起理智的評判，須要有充分的證據(jù)，凡沒有充分證據(jù)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赫胥黎（Huxley）說的最好：
如果我對于解剖學上或生理學上的一個小小困難，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jù)的東西，方才可望有成績，那么，我對于人生的奇秘的解決，難道就可以不用這樣嚴格的條件嗎？
這正是十分尊重我們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買一畝田，賣三間屋，尚且要一張契據(jù)；關于人生的最高希望的根據(jù)，豈可沒有證據(jù)就胡亂信仰嗎？
這種“拿證據(jù)來”的態(tài)度，可以稱為近世宗教的“理智化”。
從前人類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討自然界的秘密，沒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殘酷，所以對于自然常懷著畏懼之心。拜物，拜畜牲，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為人類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依靠一種超自然的勢力?，F(xiàn)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無數(shù)質(zhì)力，上可以飛行無礙，下可以潛行海底，遠可以窺算星辰，近可以觀察極微。這個兩只手一個大腦的動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個少年的革命詩人曾這樣的歌唱：
我獨自奮斗，勝敗我獨自承當，
我用不著誰來放我自由，
我用不著什么耶穌基督
妄想他能替我贖罪替我死。
I fight alone and，win or sink，
I need no one to make me free，
I want no Jesus Christ to think，
That he could ever die for me．
這是現(xiàn)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們現(xiàn)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國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建造“人的樂國”。我們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做個活潑健全的人。我們不妄想什么四禪定六神通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做個有聰明智慧可以戡天縮地的人。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人的將來是不可限量的。我們也許不信靈魂的不滅了，我們卻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權是神圣的。
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
但最重要的要算近世道德宗教的“社會化”。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個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個人的修養(yǎng)。雖然也有自命普度眾生的宗教，雖然也有自命兼濟天下的道德，然而終苦于無法下手，無力實行，只好仍舊回到個人的身心上用工夫，做那向內(nèi)的修養(yǎng)。越向內(nèi)做工夫，越看不見外面的現(xiàn)實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戲，越?jīng)]有能力應付外面的實際問題。即如中國八百年的理學工夫居然看不見二萬萬婦女纏足的慘無人道！明心見性，何補于人道的苦痛困窮！坐禪主敬，不過造成許多“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廢物！
近世文明不從宗教下手，而結(jié)果自成一個新宗教；不從道德入門，而結(jié)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國家簡直都是幾個海盜的國家，哥侖布（Columbus）、馬汲倫（Magellan）、都芮克（Drake）一班探險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盜。他們的目的只是尋求黃金、白銀、香料、象牙、黑奴。然而這班海盜和海盜帶來的商人開辟了無數(shù)新地，開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象力，同時又增加了歐洲的富力。工業(yè)革命接著起來，生產(chǎn)的方法根本改變了，生產(chǎn)的能力更發(fā)達了。二三百年間，物質(zhì)上的享受逐漸增加，人類的同情心也逐漸擴大。這種擴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礎。自己要爭自由，同時便想到別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須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界限，并且還進一步要要求絕大多數(shù)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時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哲學家便提出“最大多數(shù)的最大幸?！钡臉藴蕘碜鋈祟惿鐣哪康摹＿@都是“社會化”的趨勢。
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后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這是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
固然東方也曾有主張博愛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產(chǎn)的思想。但這些不過是紙上的文章，不曾實地變成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變成范圍人生的勢力，不曾在東方文化上發(fā)生多大的影響。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愛”成了十八世紀的革命口號。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歐洲的革命運動，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戰(zhàn)爭，都是在這三大主義的旗幟之下的大革命。美國的憲法，法國的憲法，以至于南美洲諸國的憲法，都是受了這三大主義的絕大影響的。舊階級的打倒，專制政體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論，出版”幾大自由的保障的實行，普及教育的實施，婦女的解放，女權的運動，婦女參政的實現(xiàn)，……都是這個新宗教新道德的實際的表現(xiàn)。這不僅僅是三五個哲學家書本子里的空談；這都是西洋近代社會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這都已成了范圍人生，影響實際生活的絕大勢力。
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于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苦痛也漸漸明瞭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jīng)濟制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向資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與虎謀皮”。救濟的方法只有兩條大路：一是國家利用其權力，實行裁制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jié)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于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地發(fā)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個人求幸福的基礎之上，所以向來承認“財產(chǎn)”為神圣的人權之一。但十九世紀中葉以后，這個觀念根本動搖了；有的人竟說“財產(chǎn)是賊贓”，有的人竟說“財產(chǎn)是掠奪”。現(xiàn)在私有財產(chǎn)制雖然還存在，然而國家可以征收極重的所得稅和遺產(chǎn)稅，財產(chǎn)久已不許完全私有了。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jié)的必要，于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zhí)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nóng)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xiàn)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各國的“社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發(fā)達，工廠的視察，工廠衛(wèi)生的改良，兒童工作與婦女工作的救濟，紅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縮短工作時間的實行，工人的保險，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資（Minimum Wage）的運動，失業(yè)的救濟，級進制的（Progressive）所得稅與遺產(chǎn)稅的實行，……這都是這個大運動已經(jīng)做到的成績，這也不僅僅是紙上的文章，這也都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這是“社會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
東方的舊腦筋也許要說：“這是爭權奪利，算不得宗教與道德?！边@里又正是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一邊是安分，安命，安貧，樂天，不爭，認吃虧；一邊是不安分，不安貧，不肯吃虧，努力奮斗，繼續(xù)改善現(xiàn)成的境地。東方人見人富貴，說他是“前世修來的”；自己貧，也說是“前世不曾修”，說是“命該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說，“貧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結(jié)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彼麄儾皇菭帣鄪Z利，他們是爭自由，爭平等，爭公道；他們爭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利，他們奮斗的結(jié)果是人類最大多數(shù)人的福利。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是必須奮斗力爭的。
朋友們，究竟是那一種文化能滿足你們的心靈上的要求呢？
我們現(xiàn)在可綜合評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钡幕A之上，的確替人類增進了不少的物質(zhì)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確然很能滿足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繼續(xù)不斷地尋求真理，探索自然界無窮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權，建立人化的宗教；拋棄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凈土，努力建設“人的樂國”“人世的天堂”；丟開了那自稱的個人靈魂的超拔，盡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會化了的新宗教與新道德，努力謀人類最大多數(shù)的最大幸福。
東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東方人自安于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zhì)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fā)現(xiàn)與技藝器械的發(fā)明；自安于現(xiàn)成的環(huán)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
這樣受物質(zhì)環(huán)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huán)境改良現(xiàn)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這種文明只可以遏抑而決不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們說“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tent）。物質(zhì)上的不知足產(chǎn)生了今日的鋼鐵世界，汽機世界，電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產(chǎn)生了今日的科學世界。社會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產(chǎn)生了今日的民權世界，自由政體，男女平權的社會，勞工神圣的喊聲，社會主義的運動。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進化的動力。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zhì)的環(huán)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shù)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應該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無窮的，物質(zhì)上的享受是無窮的，新器械的發(fā)明是無窮的，社會制度的改善是無窮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滿足，改良一種制度有一種制度的滿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敗的，后人可以繼續(xù)助成。盡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滿意；無窮的進境上，步步都可以給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詩人鄧內(nèi)孫（Tennyson）借古英雄（Ulysses）的口氣歌唱道：
然而人的閱歷就像一座穹門，
從那里露出那不曾走過的世界。
越走越遠，永永望不到他的盡頭。
半路上不干了，多么沉悶呵！
明晃晃的快刀為什么甘心上銹？
難道留得一口氣就算得生活了？
……
朋友們，來罷！
去尋一個更新的世界是不會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來了，剩下的還不少呢。
現(xiàn)在雖然不是從前那樣掀天動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們畢竟還是我們，——
光陰與命運頹唐了幾分壯志！
終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尋，去發(fā)見，
永不退讓，不屈伏。
一九二六，六，六。
我的信仰
一
我父胡珊，是一位學者，也是一個有堅強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經(jīng)過一個時期的文史經(jīng)籍訓練后，他對于地理研究，特別是邊省的地理，大起興趣。他前往京師，懷了一封介紹書，又走了四十二日而達北滿吉林，進見欽差大臣吳大激。吳氏是現(xiàn)在見知于歐洲研究中國學問者之中國的一個大考古學家。
吳氏延見他，問有什么可以替他為力的。我父說道：“沒有什么，只求準我隨節(jié)去解決中俄界務的糾紛，俾我得以研究東北各省的地理。”吳氏對于這個只有秀才底子，在關外長途跋涉之后，差不多已是身無分文的學者，覺得有味。他帶了這個少年去干他那歷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個最有價值、最肯做事的幫手。
有一次與我父親同走的一隊人，迷陷在一個廣闊的大森林之內(nèi)，三天找不著出路。到糧食告盡，一切偵察均歸失敗時，我父親就提議尋覓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外面去的，一條溪流找到了手，他們一班人就順流而行，得達安全的地方。我父親作了一首長詩紀念這次的事跡，乃四十年后，我在《論杜威教授系統(tǒng)思想說》的一篇論文里，用這件事實以為例證，雖則我未嘗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與我父親相熟而猶生存著的人，都還認得出這件故事，并寫信問我是不是他們故世已久的朋友的一個小兒子。
吳大激對我父親雖曾一度向政府薦舉他為“有治省才能的人”，政治上卻并未得臻通顯，歷官江蘇、臺灣后，遂于臺灣因中日戰(zhàn)爭的結(jié)果而割讓與日本時，以五十五歲的壽延逝世。
二
我是我父親的幼兒，也是我母親的獨子。我父親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國之亂，亂軍掠遍安徽南部各縣，將其化為灰燼。次娶生了三個兒子、四個女兒。長子從小便證明是個難望洗心革面的敗子。我父親喪了次妻后，寫信回家，說他一定要討一個純良強健的、做莊家人家的女兒。
我外祖父務農(nóng)，于年終幾個月內(nèi)兼業(yè)裁縫。他是出身于一個循善的農(nóng)家，在太平天國之亂中，全家被殺。因他還只是一個小孩子，故被太平軍掠做俘虜，帶往軍中當差。為要防他逃走，他的臉上就刺了“太平天國”四字，終其身都還留著，但是他吃了種種困苦，居然逃了出來，回到家鄉(xiāng)，只尋得一片焦土，無一個家人還得活著。他勤苦工作。耕種田地，兼做裁縫，裁縫的手藝，是他在賊營里學來的。他漸漸長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個兒女，我母親就是最長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愿就是想重建被太平軍毀了的家傳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陽未出，便到溪頭去揀選三大擔石子，分三次挑回廢屋的地基。挑完之后，他才去種田或去做裁縫。到了晚上回家時，又去三次，挑了三如擔子，才吃晚飯。凡此辛苦恒毅的工作，都給我母親默默看在眼里，他暗恨身為女兒，毫無一點法子能減輕他父親的辛苦，促他的夢想實現(xiàn)。
隨后來了個媒人，在田里與我外祖父會見，雄辯滔滔的向他替我父親要他大女兒的庚帖。我外祖父答應回去和家里商量。但到他在晚上把所提的話對他的妻子說了，她就大生氣。她說：“不行！把我女兒嫁給一個大她三十歲的人，你真想得起？況且他的兒女也有年紀比我們女兒還大的！還有一層，人家自然要說我們嫁女兒給一個老官，是為了錢財體面而把她犧牲的?！庇谑沁@一對老夫妻吵了一場。后來做父親的說：“我們問問女兒自己。說來說去，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p>
到這個問題對我母親提了出來，她不肯開口。中國女子遇到同類的情形常是這樣的。但她心里卻在深思沉想。嫁與中年喪偶、兼有成年兒女的人做填房，送給女家的聘金財扎比一般婚姻卻要重得多，這點于她父親蓋房子的計劃將大有幫助。況她以前又是見過我父親的，知道他為全縣人所敬重。她愛慕他，愿意嫁他，為的半是英雄崇拜的意識，但大半?yún)s是想望幫助勞苦的父親的孝恩。所以到她給父親逼著答話，她就堅決的說：“只要你們倆都說他是好人，請你們倆作主。男人家四十七歲也不能算是老?！蔽彝庾娓嘎犃?，嘆了一口氣，我外祖母可氣的跳起來，忿忿的說：“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罷，聽你情愿罷！”
三
我母親于一八八九年結(jié)婚，時年十七，我則生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我父歿于一八九五年，留下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我父棄世，我母便做了一個有許多成年兒女的大家庭的家長。中國做后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難的。她的生活自此時起，自是一個長時間的含辛茹苦。
我母親最大的稟賦就是容忍。中國史書記載唐朝有個皇帝垂詢張公儀那位家長，問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離拆散。那位老人家因過于衰邁，難以口述，請準用筆寫出回答。他就寫了一百個“忍”字。中國道德家時常舉出“百忍”的故事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們似乎沒有一個曾覺察到許多苦惱、傾軋、壓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種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腳媳婦兇惡不善的感情，利如鋒刃的話語，含有敵意的嘴臉，我母親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時忍到不可再忍，這才早上不起床，柔聲大哭，哭她早喪丈夫，她從不開罪她的媳婦，也不提開罪的那件事，但是這些眼淚，每次都有神秘莫測的效果。我總聽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門開了，和一個婦人的腳步聲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她轉(zhuǎn)來敲我們房門了。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給我的母親，勸她止哭，母親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聲的認錯，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靜得個把月。
我母親雖則并不知書識字，卻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個早慧的小孩，不滿三歲時，就已認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親每天用紅箋方塊教我的。我才滿三歲零點，便在學堂里念書。我當時是個多病的小孩，沒有攙扶，不能跨一個六英寸高的門檻。但我比學堂里所有別的學生都能讀能記些。我從不跟著村中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更因我缺少游戲，我五歲時就得了“先生”的綽號。十五年后，我在康奈耳大學做二年級時，也同是為了這個弱點，而被Doc（Doctor縮讀，音與dog同，故用作諧稱）的渾名。
每天天還未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后把對我父親所知的一切告訴我。她說她望我踏上他的腳步，她一生只曉得他是最善良最偉大的人。據(jù)她說，他是一個多么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間或休假回家的時期中，附近煙窟賭館都改行停業(yè)。她對我說我惟有行為好，學業(yè)科考成功，才能使他們兩老增光；又說她所受的種種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讀書來酬償。我往往眼睛半睜半閉的聽。但她除遇有女客與我們同住在一個房間的時候外，罕有不施這番晨訓的。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學。我年稍長，我總是第一個先到學堂，并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門要鑰匙去開學堂的門。鑰匙從門縫里遞了出來。我隔一會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朗朗念書了。學堂里到薄暮才放學，屆時每個學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日中上課的時間平均是十二小時。
我母親一面不許我有任何種類的兒童游戲，一面對于我建一座孔圣廟的孩子氣的企圖，卻給我種種鼓勵。我是從我同父異母的姊姊的長子，大我五歲的一個小孩那里學來的。他拿各種華麗的色紙扎了一座孔廟，使我心里羨慕。我用一個大紙匣子作為正殿，背后開了一個方洞，用一只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擺孔子牌位的內(nèi)堂。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賢徒，并貼了些小小的匾對，書著頌揚這位大圣人的字句，其中半系錄自我外甥的廟里，半系自書中抄來。在這座玩具的廟前，頻頻有香炷燃著。我母親對于我這番有孩子氣的虔敬也覺得歡喜，暗信孔子的神靈一定有報應，使我成為一個有名的學者，并在科考中成為一個及第的士子。
我父親是一個經(jīng)學家，也是一個嚴守朱熹（——一三〇——一二〇〇）的新儒教理學的人。他對于釋道兩教強烈反對。我還記得見我叔父家（那是我的開蒙學堂）的門上有一張日光曬淡了的字條，寫著“僧道無緣”幾個字。我后來才得知道這是我父親所遺理學家規(guī)例的一部。但是我父親業(yè)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員小吏，而我的幾位哥子則都在上海。剩在家里的婦女們，對于我父親的理學遺規(guī)，沒有什么拘束了。他們尊守敬奉祖宗的常禮，并隨風俗時會所趨，而自由禮神拜佛。觀音菩薩是他們所最愛的神，我母親是為了出于焦慮我的健康福祉的念頭，也做了觀音的虔誠信士。我記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觀音閣里去進香，她雖纏足，纏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還是步行來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里讀書。讀了九年（一八九五——一九〇四）。在這個期間，我讀習并記誦了下列幾部書：
1．《孝經(jīng)》：孔子后的一部經(jīng)籍，作者不明。
2．《小學》：一部論新儒教道德學說的書，普通謂系宋哲朱烹所作。
3．《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4．《五經(jīng)》中的四經(jīng)：《詩經(jīng)》、《尚書》、《易經(jīng)》、《禮記》。
我母親對于家用向來是節(jié)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學金，卻堅要比平常要多三倍。平常學金兩塊銀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塊錢，后又逐漸增加到十二元。由增加學金這一點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數(shù)目比率所未能給的利益。因為那兩元的學生，單單是高聲朗讀，用心記誦，先生從不勞神去對他講解所記的字。獨我為了有額外學金的緣故，得享受把功課中每字每句解給我聽，就是將死板文字譯作白話這項難得的權利。
我年還不滿八歲，就能自己念書，由我二哥的提議，先生使我讀《資治通鑒》。這部書，實在是大歷史家司馬光于一〇八四年所輯編年式的中國通史。這番讀史，使我發(fā)生很大的興趣，我不久就從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號編成有韻的歌訣，以資記憶。
隨后有一天，我在叔父家里的廢紙箱中，偶然看見一本《水滸傳》的殘本，便站在箱邊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著全部。從此以后，我讀盡了本村鄰村所知的小說。這些小說都是用白話或口語寫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勝的趣味。它們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壞的也教，又給了我一件文藝的工具，若干年后，使我能在中國開始民眾所稱為“文學革命”的運動。
其時，我的宗教生活經(jīng)過一個特異的激變。我系生長在拜偶像的環(huán)境，習于諸神兇惡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獄的民間傳說。我十一歲時，一日，溫習朱子的《小學》，這部書是我能背誦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這位理學家引司馬光那位史家攻擊天堂地獄的通俗信仰的話。這段話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判燒春磨，亦無所施?！边@話好像說得很有道理，我對于死后審判的觀念，就開始懷疑起來。
往后不久，我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讀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個無神論者。所說起的這一段，述紀元五世紀名范縝的一位哲學家，與朝眾競辯“神滅論”。朝廷當時是提倡大乘佛法的。范縝的見解，由司馬光攝述為這幾句話：“形者神之質(zhì)地，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刃。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滅而神在哉?！?/p>
這比司馬光的形滅神散的見解——一種仍認有精神的理論——還更透徹有理。范縝根本否認精神為一種實體，謂其僅系神之用。這一番化繁為簡合著我兒童的心胸。讀到“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更使我心悅。
同在那一段內(nèi)，又引據(jù)范縝反對因果輪回說的事。他與竟陵王談論，王對他說：“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范縝答道：“人生如樹花同發(fā)，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涵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涵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因果之說，由印度傳來，在中國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數(shù)最有力的觀念之一。中國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訓。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上并不真確。佛教的因果優(yōu)于中國果報觀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過這個問題，將其歸之于前世來世不斷的輪回。
但是范縝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擺脫了惡夢似的因果絕對論，這是以偶然論來對定命論。而我以十一歲的兒童就取了偶然論而叛離了運命，我在那個兒童時代是沒有牽強附會的推理的，僅僅是脾性的迎拒罷了。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司馬光和范縝又得了我的心。僅此而已。
四
但是這一種心境的激變，在我早年不無可笑的結(jié)果，一九〇三年的新年里，我到我住在二十四里外的大姊家去拜年。在她家住了幾天，我和她的兒子回家，他是來拜我母親的年的。他家的一個長工替他挑著新年禮物。我們回到路上，經(jīng)過一個亭子，供著幾個奇形怪狀的神像。我停下來對我外甥說：“這里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菩薩拋到污泥坑里去罷。”我這帶孩子氣的毀壞神像主張，把我的同伴大大地嚇住了。他們勸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來已經(jīng)瀕于危境的神道。
這一天正是元宵燈節(jié)，我們到了家中，家里有許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經(jīng)餓了，開飯的時候，我外甥又勸我喝了上杯燒酒。酒在我的肚子里，便作怪起來。我不久便在院子里跑，喊月亮下來看燈。我母親不悅，叫人來捉我。我在他們前頭跑，酒力因我跑路，作用更起得快。我終被捉住，但還努力想掙脫。我母親抱住我，不久便有許多人朝我們圍攏來。
我心里害怕，便胡言亂道起來。于是我外甥家的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的說：“外婆，我想他定是精神錯亂了?？峙率巧竦拦至怂＝裉煜挛缥覀兟愤^三門亭，他提議要把幾尊菩薩拋到污泥坑里去。一定是這番話弄出來的事?！蔽腋`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一條妙計。我喊叫得更兇，好像我就真是三門亭的一個神一樣。我母親于是便當空焚香禱告，說我年幼無知無咎，許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過，定到亭上去燒香還愿。
這時候，得報說龍燈來了，在我們屋里的人，都急忙跑去看，只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一會兒我就睡著了。母親許的愿，顯然是靈應了。一個月后，我母親和我上外婆家去，她叫我恭恭敬敬地在三門亭還我們許下的愿。
五
我年甫十三，即離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于上海。自這次別離后，我于十四年之中，只省候過我母親三次，一總同她住了大約七個月。出自她對我偉大的愛忱，她送我出門，分明沒有灑過一滴眼淚就讓我在這廣大的世界中，獨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發(fā)展，所帶著的，只是一個母親的愛、一個讀書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過了六年（一九〇四——一九一〇），在美國過了七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七）。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nèi)，我經(jīng)歷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yè)，我讀了當時所謂的“新教育”的基本東西，以歷史、地理、英文、數(shù)學，和一點零碎的自然科學為主。從故林纖氏及其他請人的意譯文字中，我初次認識一大批英國和歐洲的小說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馬、囂俄（Hugo），以及托爾斯泰（Tolstoy）等氏的都在內(nèi)。我讀了中國上古、中古幾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學家的著作，并喜歡墨翟的兼愛說與老子、莊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學。
從當代力量最大的學者梁啟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漸得略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兒（Descartes）、盧騷（Rousseau）、賓坦（Bentham）、康德（Kant）、達爾文（Darwin）等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個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連續(xù)發(fā)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認中國人以一個民族而言，對于歐洲人所具有許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顯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國家思想，愛冒險，私人權利觀念與熱心防其被侵，愛自由，自治能力，結(jié)合的本事與組織的努力，注意身體的培養(yǎng)與健康等。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們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zhàn)爭的武器，商業(yè)轉(zhuǎn)運的工具外，沒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它們開了給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別的人一樣，對于世界整個的新眼界。
我又讀過嚴復所譯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和赫胥黎（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嚴氏所譯赫胥黎的論著，于一八九八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知識階級的接受。有錢的人拿錢出來翻印新版以廣流傳（當時并沒有版權），因為有人以達爾文的言論，尤其是它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運用，對于一個感受惰性與儒滯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
數(shù)年之間，許多的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頭禪。無數(shù)的人，都采來做自己的和兒輩的名號，由是提醒他們國家與個人在生存競爭中消滅的禍害。向嘗一度聞名的陳炯明以“競存”為號。我有兩個同學名楊天擇和孫競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對于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jù)。我請我二哥替我起個學名的那天早晨，我還記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他就說，“‘適者生存’中的‘適’字怎么樣？”我表同意；先用來做筆名，最后于一九一〇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六
我對于達爾文與斯賓塞兩氏進化假說的一些知識，很容易的與幾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學說連了起來。例如在道家偽書《列子》所述的下面這個故事中，發(fā)現(xiàn)二千年前有一個一樣年輕，同抱一樣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歡悅：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魚鳥以為之用?！北娍秃椭珥?。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并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造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而生之，且蚊納哈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的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一九〇六年，我在中國公學同學中，有幾位辦了一個定期刊物，名《競業(yè)旬報》，——達爾文學說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輸于未受教育的民眾，系以白話刊行。我被邀在創(chuàng)刊號撰稿。一年之后，我獨自做編輯。我編輯這個雜志的工作不但幫助我啟發(fā)運用現(xiàn)行口語為一種文藝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話語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觀念和思想。在我為這個雜志所著的許多論文內(nèi)，我猛力攻擊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張毀棄神道，兼持無神論。
一九〇八年，我家因營業(yè)失敗，經(jīng)濟大感困難。我于十七歲上，就必需供給我自己讀書，兼供養(yǎng)家中的母親。我有一年多停學，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課五小時，月得修金八十元。一九一〇年，我教了幾個月的國文。
那幾年（一九〇九——一九一〇）是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時代，也是我個人歷史上的黑暗時代。革命在好幾省內(nèi)爆發(fā)，每次都歸失敗。中國公學原是革命活動的中心，我在那里的舊同學參加此等密謀的實繁有徒，喪失生命的為數(shù)也不少。這班政治犯有好些來到上海與我住在一起，我們都是意氣消沉，厭世悲觀的。我們喝酒，作悲觀的詩詞，日夜談論，且往往作沒有輸贏的賭博。我們甚至還請了一個老伶工來教我們唱戲。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詩，中有這一句：“霜濃欺日淡”！
意氣消沉與執(zhí)勞任役驅(qū)使我們走入了種種的流浪放蕩。有一個雨夜，我喝酒喝得大醉，在鎮(zhèn)上與巡捕角斗，把我自己弄進監(jiān)里去關了一夜。到我次晨回寓，在鏡中看出我臉上的血痕，就記起李白飲酒歌中的這一句：“有人用武力，任出吾身物?！蔽覜Q心脫離教書和我的這班朋友。下了一個月的苦工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所設的學額。我考試及格，即于七月間放洋赴美。
七
我到美國，滿懷悲觀。但不久便交結(jié)了些朋友，對于那個國家和人民都很喜愛。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給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這種對于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數(shù)年之間，就漸漸治療了我少年老成的態(tài)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賽時，我坐在那里以哲學的態(tài)度看球賽時的粗暴及狂叫歡呼為樂。而這種狂叫歡呼在我看來，似乎是很不夠大學生的尊嚴的。但是到競爭愈漸激烈，我也就開郵悟這種熱心。隨后我偶然回頭望見白了頭發(fā)的植物學教授勞理先生（Mr．W．W．Rowlee）誠心誠意的在歡呼狂叫，我覺得如是的自慚，以致我不久也就熱心的陪著眾人歡呼了。
就是在民國初年最黑暗的時期內(nèi)，我還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在致一個華友的信里面，我說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為無希望外，沒有事情是無希望的?！痹谖业娜沼浬?，我記下些引錄的句子，如引克洛浦（Clough）的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懼就是作偽者?！庇秩缥易约鹤g自勃朗寧的這一節(jié)詩：
從不轉(zhuǎn)背而挺身向前，
從不懷疑云要破裂，
雖合理的弄糟，違理的占勝，
而從不作迷夢的，相信我們沉而再升，敗而再戰(zhàn)，
睡而再醒。
一九一四年一月，我寫這一句在我的日記上：“我相信我自離開中國后，所學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這種樂觀的人生哲學了?！币痪乓晃迥辏乙躁P于勃朗寧最優(yōu)的論文得受柯生獎金。我論文的題目是《勃朗寧樂觀主義辯》。我想來大半是我漸次改變了的人生觀使我于替他辯護時，以一種誠信的意識來發(fā)言。
我系以在康奈耳大學做紐約農(nóng)科學院的學生開始我的大學生涯。我的選擇是根據(jù)了當時中國盛行的，謂中國學生須學點有用的技藝，文學、哲學是沒有什么實用的這個信念。但是也有一個經(jīng)濟的動機。農(nóng)科學院當時不收學費，我心想或許還能夠把每月的月費省下一部來匯給我的母親。
農(nóng)場上的經(jīng)驗我一點都不曾有過，并且我的心也不在農(nóng)業(yè)上。一年級的英國文學及德文課程，較之農(nóng)場實習和養(yǎng)果學，反使我感覺興趣。躊躇觀望了一年又半，我最后轉(zhuǎn)入文理學院，一次繳納四個學期的學費，就是使我受八個月困境的處分。但是我對于我的新學科覺得更為自然，從不懊悔這番改變。
有一科《歐洲哲學史》——歸故克萊頓教授那位恩師主持，——領導我以哲學做了主科。我對于英國文學與政治學也深有興趣。康奈耳的哲學院是唯心論的重鎮(zhèn)。在其領導之下，我讀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學家比較重要的著作，我也讀過晚近唯心論者如布拉特萊、鮑森模等的作品，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從未引起我的興趣。
一九一五年，我往哥林比亞大學，就學于杜威教授，直至一九一七年我回國之時為止。得著杜威的鼓勵，我著成我的論文《先秦名學史》這篇論文，使我把中國古代哲學著作重讀一遍，并立下我對于中國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礎。
八
我留美的七年間，我有許多課外的活動，影響我的生命和思想，說不定也與我的大學課業(yè)一樣。當意氣頹唐的時候，我對于基督教大感興趣，且差不多把《圣經(jīng)》讀完。一九一一年夏，我出席于在賓雪凡尼亞普柯諾派思司舉行的中國基督教學生會的大會做來賓時，我?guī)缀醮蚨ㄖ饕庾隽嘶酵健?/p>
但是我漸漸的與基督教脫離，雖則我對于其發(fā)達的歷史曾多有習讀，因為有好久時光我是一個信仰無抵抗主義的信徒。耶穌降生前五百年，中國哲學家老子曾傳授過上善若水，水善應萬物而不爭。我早年接收老子的這個教訓，使我大大的愛著《登山寶訓》。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我深為比利時的命運所動，而成了一個確定的無抵抗者。我在康奈耳大同俱樂部住了三年，結(jié)交了許多各種國籍的熱心朋友。受著像那士密氏和麥慈那樣唯心的平和論者的影響，我自己也成了一個熱心的平和論者。大學廢軍聯(lián)盟因維臘特的提議而成立于一九一五年，我是其創(chuàng)辦人之一。
到后來，各國際政體俱樂部成立，我在那士密氏和安格爾的領導之下，做了一個最活動的會員，且曾參加過其起首兩屆的年會。一九一六年，我以我的論文《國際關系中有代替武力的嗎？》得受國際政體俱樂部的獎金。在這篇論文里，我闡明依據(jù)以法律為有組織的武力建立一個國際聯(lián)盟的哲理。
我的平和主義與國際大同主義往往使我陷入十分麻煩的地位。日本由攻擊德國在山東的領土以加入世界大戰(zhàn)時，向世界宣布說，這些領土“終將歸還中國”。我是留美華人中唯一相信這個宣言的人，并以文字辯駁說，日本于其所言，說不定是意在必行的。關于這一層，我為許多同輩的學生所嘲笑。及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對華二十一條件，留美學生，人人都贊成立即與日本開戰(zhàn)。我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勸告處之以溫和，持之以冷靜。我為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嚴厲攻擊，屢被斥為賣國賊。戰(zhàn)爭是因中國接受一部要求而得避免了，但德國在華領土則直至七年之后才交還中國。
我讀易卜生、莫黎和赫胥黎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誠實與發(fā)言誠實的重要。我讀過易卜生所有的戲劇，特別愛看《人民之敵》、莫黎的《論妥協(xié)》，先由我的好友威廉思女士介紹給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教我：“一種主義，如果健全的話，是代表一種較大的便宜的。為了一時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將其放棄，乃是為小善而犧牲大善。疲弊時代，剝奪高貴的行為和向上的品格，再沒有什么有這樣拿得定的了。”
赫胥黎還更進一步教授一種理知誠實的方法。他單單是說：“拿也如同可以證明我相信別的東西為合理的那種種證據(jù)來，那么我就相信人的不朽了。向我說類比和或能是說無用的。我說我相信倒轉(zhuǎn)平方律時，我是知道我意何所指的，我必不把我的生命和希望放在較弱的信證上?！焙振憷枰苍f過：“一個人生命中最神圣的舉動，就是說出并感覺得我相信某項某項是真的。生在世上一切最大的賞，一切最重要的罰，都是系在這個舉動上”。
人生最神圣的責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我就是從杜威教授學來的。或思想得不精，或思想而不嚴格的到它的前因后果，接受現(xiàn)成的整塊的概念以為思想的前提，而于不知不覺間受其個人的影響，或多把個人的觀念由造成結(jié)果而加以測驗，在理知上都是沒有責任心的。真理的一切最大的發(fā)現(xiàn)，歷史上一切最大的災禍，都有賴于此。
杜威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哲學，以思想為一種藝術，為一種技術。在《思維術》和《實驗邏輯論文集》里面，他制出這項技術。我察中不但于實驗科學上的發(fā)明為然，即于歷史科學上最佳的探討，內(nèi)容的詳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評等也是如此。在這種種境域內(nèi)，曾由同是這個技術而得到最佳的結(jié)果。這個技術主體上是具有大膽提出假設，和（加）上誠懇留意于制裁與證實。這個實驗的思想技術，堪當創(chuàng)造的智力這個名稱，因其在運用想象機智以尋求證據(jù)，做成實驗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結(jié)實所發(fā)出滿意的結(jié)果上，實實在在是有創(chuàng)造性的。
奇怪之極，這種功利主義的邏輯竟使我變成了一個做歷史探討工作的人。我曾用進化的方法去思想，而這種有進化性思想習慣，就做為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學工作上的成功之鑰。尤更奇怪的，這個歷史的思想方法并沒有使我成為一個守舊的人，而時常是進步的人。例如，我在中國對于文學革命的辯論，全是根據(jù)無可否認的歷史進化的事實，且一向都非我的對方所能答復得來的。
九
我母親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導我把我在這廣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條第一次列成條文的時機。這個信條系于一九一九年發(fā)表在以《不朽》為題的一篇文章里面。
因有我在幼童時期讀書得來的學識，我早久就已摒棄了個人死后生存的觀念了。好多年來，我都是以一種“三不朽”的古說為滿意，這種古說我是在《春秋左氏傳》里面找出來的。傳記里載賢臣叔孫豹于紀元前五四八年謂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三者“雖久不忘，此之謂不朽”。這種學說引動我心有如是之甚，以致我每每向我的外國朋友談起，并給了它一個名字，叫做“三W的不朽主義”。
我母親的逝世使我從新想到這個問題，我就開始覺得三不朽的學說有修正的必要。第一層，其弱點在太過概括一切。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其在德行功績言語上的成就，其哲理上的智慧能久久不忘的呢？例如哥倫布是可以不朽了，但是他那些別的水手怎樣呢？那些替他造船或供給他用具的人，那許多或由作有勇敢的思考，或由在海洋中作有成無成的探險，替他鋪下道路的前導又怎樣呢？簡括的說，一個人應有多大的成就，才可以得不朽呢？
次一層，這個學說對于人類的行為沒有消極的裁制。美德固是不朽的了，但是惡德又怎樣呢？我們還要再去借重審判日或地獄之火嗎？
我母親的活動從未超出家庭間瑣屑細事之外，但是她的左右力，能清清楚楚的從來吊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臉上看得出來。我檢閱我已死的母親的生平，我追憶我父親個人對她畢生左右的力量，及其對我本身垂久的影響，我遂誠信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我們所做的一切什么人，我們所干的一切什么事，我們所講的一切什么話，從在世界上某個地方自有其影響這個意義看來，都是不朽的。這個影響又將依次在別個地方有其效果，而此事又將繼續(xù)入于無限的空間與時間。
正如列勃涅慈有一次所說：“人人都感覺到在宇宙中所經(jīng)歷的一切，以及那目睹一切的人，可以從經(jīng)歷其他各處的事物，甚至曾經(jīng)并將識別現(xiàn)在的事物中，解識出在時間與空間上已被移動的事物。我們是看不見一切的，但一切事物都在那里，達到無窮境無窮期”。一個人就是他所吃的東西，所以達柯塔的務農(nóng)者，加利芳尼亞的種果者，以及千百萬別的糧食供給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個人就是他所想的東西，所以凡曾于他有所左右的人——自蘇格拉底、柏拉圖、孔子以至于他本區(qū)教會的牧師和撫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個人也就是他所享樂的東西，所以無數(shù)美術家和以技取悅的人，無論現(xiàn)尚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無名，崇高粗俗，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諸如此類，以至于無窮。
一千四百年前，有一個人寫了一篇論“神滅”的文章，被認為褻讀神圣，有如是之甚，以致其君皇敕七十個大儒來相駁難，竟給其駁倒。但是五百年后，有一位史家把這篇文章在他的偉大的史籍中紀了一個撮要。又過了九百年，然后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偶然碰到這個三十五個字的簡單撮要，而這三十五個字，于埋役了一千四百年之后，突然活了起來而生活于他的身上，更由他而生活于幾千幾百個男男女女的身上。
一九一二年，我的母校來了一位英國講師，發(fā)表一篇演說：《論中國建立共和的不可能》。他的演講當時我覺得很為不通，但是我以他對于母音“O”的特異的發(fā)音方法為有趣，我就坐在那里摹擬以自娛。他的演說久已忘記了，但是他對于母音“O”的發(fā)音方法，這些年來卻總與我不離，說不定現(xiàn)在還在我的幾千百個學生的口上，而從沒有覺察到是由于我對于布蘭特先生的惡作劇的摹仿，而布蘭特先生也是從不知道的。
兩千五百年前，希馬拉雅山的一個山峽里死了一個乞丐。他的尸體在路旁已在腐潰了，來了一個少年王子，看見這個怕人的景象，就從事思考起來。他想到人生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無常，遂決心脫離家庭，前往曠野中去想出一個自救以救人類的方法。多年后，他從曠野里出來，做了釋迦佛，而向世界宣布他所找出的拯救的方法。這樣，甚至一個死丐尸體的腐潰，對于創(chuàng)立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宗教，也曾不知不覺的貢獻了其一部分。
這一個推想的線索引導我信了可以稱為社會不朽的宗教，因為這個推想在大體上全系根據(jù)于社會對我的影響，日積月累而成小我，小我對于其本身是些什么，對于可以稱社會、人類或大自然的那個大我有些什么施為，都留有一個抹不去的痕記這番意思。小我是會要死的，但是他還是繼續(xù)存活在這個大我身上。這個大我乃是不朽的，他的一切善惡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無論是顯著的或細微的，對的或不對的，有好處或有壞處——樣樣都是生存在其對于大我所產(chǎn)生的影響上。這個大我永遠生存，做了無數(shù)小我勝利或失敗的垂久宏大的佐證。
這個社會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國古代三不朽學說更為滿意，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賢，也包括賤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惡德，包括功德，也包括罪孽。就是這項承認善的不朽，也承認惡的不朽，才構(gòu)成這種學說道德上的許可。一個死尸的腐爛可以創(chuàng)立一個宗教，但也可以為患全個大陸。一個酒店侍女偶發(fā)一個議論，可以使一個波斯僧侶豁然大悟，但是一個錯誤的政治或社會改造議論，卻可以引起幾百年的殺人流血。發(fā)現(xiàn)一個極微的桿菌，可以福利幾千百萬人，但是一個害癆的人吐出的一小點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幾世幾代。
人所做的惡事，的確是在他們身后還存在的！就是明白承認行為的結(jié)果才構(gòu)成我們道德責任的意識。小我對于較大的社會的我負有巨大的債項，把他干的什么事情，作的什么思想，做的什么人物，概行對之負起責任，乃是他的職分。人類之為現(xiàn)在的人類，固是由我們祖先的智行愚行所造而成，但是到我們做完了我們分內(nèi)時，我們又將由人類將成為怎么樣而受裁判了。我們要說，“我們之后是大災大厄”嗎？抑或要說，“我們之后是幸福無疆”嗎？
十
一九二三年，我又得了一個時機把我的信條列成更普通的條文。地質(zhì)學家丁文江氏所著，在我所主編的一個周報上發(fā)表，論《科學與人生觀》的一篇文章，開始了一場用差不多延持了一個足年的長期論戰(zhàn)。在中國凡有點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參與其事。到一九二三年終，由某個善經(jīng)營的出版家把這論戰(zhàn)的文章收集起來，字數(shù)竟達二十五萬。我被請為這個集子作序。我的序言給這本已繁重的文集又加了一萬字，而以我所擬議的“新宇宙觀和新人生觀的輪廓”為結(jié)論，不過有些含有敵意的基督教會，卻以惡作劇的口吻，稱其為“胡適的新十誡”，我現(xiàn)在為其自有其價值而選擇出來：
（1）根據(jù)于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空間的無限之大。
（2）根據(jù)于地質(zhì)學及古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之長。
（3）根據(jù)于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著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據(jù)于生物學的科學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5）根據(jù)于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種動物只有程序的差異，并無種類的區(qū)別。
（6）根據(jù)于生物的科學及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及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和演進的原因。
（7）根據(jù)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學，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現(xiàn)象都是有因的。
（8）根據(jù)于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道德禮教是變遷的，而變遷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尋求出來的。
（9）則根據(jù)于新的物理化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物質(zhì)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靜的，是動的。
（10）根據(jù)于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zhèn)€人謀死后的“天堂”“凈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我結(jié)論道：“這種新人生觀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學常識之上的一個大假設，我們也許可以給他加上‘科學的人生觀’的尊號。但為避免無謂的爭論起見，我主張叫他做‘自然主義的人生觀’。
“我們在那個自然的宇宙里，在那無窮之大的空間里，在那無窮之長的時間里，這個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壽不過百年的兩手動物——人——真是一個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變是有自然法則的，因果的大法支配著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競爭的慘劇鞭策著他的一切行為，——這個兩手動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
“然而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里的這個涉小的兩手動物，卻也有他的相當?shù)牡匚缓拖喈數(shù)膬r值。他用的兩手和一個大腦，居然能做出許多器具，想出許多方法，造成一點文化。他不但馴伏了許多禽獸，他還能考究宇宙間的自然法則，利用這些法則來駕馭天行，到現(xiàn)在他居然能叫電氣給他趕車，以太陽給他送信了。
“他的智慧的長進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長進卻又使他的胸襟擴大，想象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現(xiàn)在漸漸的脫離了這種種幼稚的時期，他現(xiàn)在漸漸明白：空間之大只增加他對于宇宙的美感；時間之長只使帥外明了祖宗創(chuàng)業(yè)之艱難；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
“甚至于因果律之籠罩一切，也并不見得束縛他的自由。因為因果律的作用，一方面使他可以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釋過去，預測未來；一方面又使他可以運用他的智慧，創(chuàng)造新因，以求新果。甚至于生存競爭的觀念也并不見得就使他成為一個冷酷無情的畜生，也許還可以格外增加他對于同類的同情心，格外使他深信互助的重要，格外使他注重人為的努力，以減免天然競爭的慘酷與浪費?？偠灾?，這個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里，未嘗沒有美，未嘗沒有詩意，未嘗沒有道德的責任，未嘗沒有充分運用創(chuàng)造的智慧的機會。”
歸國雜感
我在美國動身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對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國別了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jīng)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真?zhèn)€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蔽倚χ鴮λ麄冋f道：“列位不用替我擔憂。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我們留學生回去要不認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他正在那里回頭等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p>
這話并不是戲言，乃是真話。我每每勸人口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并不曾懷什么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橫濱，便聽得張勛復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國已住了四個月了，所見所聞，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臺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臺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臺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這里面的座位和戲臺上的布景裝潢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了老腳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卻還是他們在臺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你再看那臺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布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跨馬加鞭，卻忘記了臺。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進士》。臺上布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杰卻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的門；上公堂時，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大舞臺上做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布景，卻偏要在那二十年前的舊手腳！這不是一副絕妙的中國現(xiàn)勢圖嗎？”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內(nèi)地住了一個月，在北京住了兩個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兩件大進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臺”的紙煙，居然行到我們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撲克”牌居然比麻雀牌還要時髦了。“三炮臺”紙煙還不算希奇，只有那“撲克”牌何以會這樣風行呢？有許多老先生向來學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撲克”來，也會說“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這些怪不好記的名詞，何以會這樣容易上口呢？他們學這些名詞這樣容易，何以學正經(jīng)的A、B、C、D，又那樣蠢呢？我想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理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為新思想沒有“三炮臺”那樣中吃罷？A、B、C、D，容易教，恐怕是因為教的人不得其法罷？
我第一次走過四馬路，就看見了三部教“撲克”的書。我心想“撲克”的書已有這許多了，那別種有用的書，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diào)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學哲學的，自然先尋哲學的書。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部哲學書。找來找去，找到一部《中國哲學史》，內(nèi)中王陽明占了四大頁，《洪范》倒占了八頁！還說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的話。又看見一部《韓非子精華》，刪去了《五蠹》和《顯學》兩篇，竟成了一部《韓非子糟粕》了。文學書內(nèi)，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莎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又看見一部《婦女文學史》，內(nèi)中蘇蕙的回文詩足足占了六十頁！又看見《飲冰室叢著》內(nèi)有《墨學微》一書，我是喜歡看看墨家的書的人，自然心中很高興。不料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了一個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國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書，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這件事還可以使人樂觀。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說，看來看去，實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說。有人對我說，如今最風行的是一部《新華春夢記》，這也可以想見中國小說界的程度了。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ê髞砦覍韺と?，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xiàn)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diào)查現(xiàn)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磥砜慈?，都是些什么莎士比亞的《威匿思商》、《麥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nèi)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xiàn)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系的。怪不得我后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Tchekov和Andreyev了。我想這都是現(xiàn)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xiàn)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xiàn)在的思想潮流絕無關系了。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xiàn)代新思潮有關系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兒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于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并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我寫到這里，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guī)缀跻咚懒恕?/p>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xiàn)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倒也罷了。其實并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里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館中什么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著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xiàn)在中交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后來我等的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yōu)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睍r間不值錢，生命仍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個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伙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wèi)生也不講究，醫(y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茨切┬〉赇伬锖透F人家里的種種不衛(wèi)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潔凈，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yī)病，醫(y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xiàn)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nèi)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xiāng)的小學堂，經(jīng)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么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里的小地方，又有什么用處？至于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么不去村鄉(xiāng)里找一個會吹笛子唱昆腔的人來教。為什么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內(nèi)地常說：“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guī)程是什么，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們這里最需要的是農(nóng)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yè)常識、衛(wèi)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圣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那位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盡不必去巴結(jié)視學員，且去巴結(jié)那些小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p>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至于那些中學校的成績，更可怕了。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jīng)大詫異了。后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yè)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游民。這都由于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所以學校只管多，教育只管興，社會上的工人、伙計、賬房、警察、兵士、農(nóng)夫……還只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三四千字。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但是我卻并不是悲觀的人。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并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jīng)有了許多大進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做《翼教叢編》。我們今日也痛罵康有為。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xù)編》來罵陳獨秀了。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民國七年一月。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我在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適文存》，約計有一百四五十萬字。我希望少年學生能讀我的書，故用報紙印刷，要使定價不貴。但現(xiàn)在三集的書價已在七元以上，貧寒的中學生已無力全買了。字數(shù)近百五十萬，也不是中學生能全讀的了。所以我現(xiàn)在從這三集里選出了二十二篇論文，印作一冊，預備給國內(nèi)的少年朋友們作一種課外讀物。如有學校教師愿意選我的文字作課本的，我也希望他們用這個選本。
我選的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組。
第一組六篇，泛論思想的方法。
第二組三篇，論人生觀。
第三組三篇，論中西文化。
第四組六篇，代表我對于中國文學的見解。
第五組四篇，代表我對于整理國故問題的態(tài)度與方法。
為讀者的便利起見，我現(xiàn)在給每一組作一個簡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們?nèi)菀酌靼孜业乃枷氲穆窂健?/p>
一
第一組收的文字是：
演化論與存疑主義
杜威先生與中國
杜威論思想
問題與主義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義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jù)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jié)果。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zhì)與功用，故我選前三篇介紹這兩位大師給我的少年朋友們。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辨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lián)合戰(zhàn)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辨證法出于海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后的科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于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復雜的現(xiàn)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變。辨證法的哲學本來也是生物學發(fā)達以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他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xiàn)。但狹義的共產(chǎn)主義者卻似乎忘了這個原則，所以武斷的虛懸一個共產(chǎn)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為可以用階級斗爭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方法把持不變。這樣的化復雜為簡單，這樣的根本否定演變的繼續(xù)，便是十足的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比那頑固的海格爾更頑固了。
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fā)，故只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我在《問題與主義》和《新思潮的意義》兩篇里，只發(fā)揮這個根本觀念。我認定民國六年以后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再造中國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徑全靠研究一個個的具體問題。我說：
文明不是攏統(tǒng)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攏統(tǒng)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xiàn)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攏統(tǒng)解放，改造也不是攏統(tǒng)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都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我這個主張在當時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當時（民國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國內(nèi)正傾向于談主義。我預料到這個趨勢的危險，故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據(jù)于一生的經(jīng)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y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經(jīng)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應該可以有什么樣的效果，更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jié)果，揀定一種假定的［最滿意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jīng)過這三步工夫來的。
我又說：
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jīng)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fā)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yǎng)成人類的創(chuàng)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于抽象名詞的迷信。
這些話是民國八年七月寫的。于今已隔了十幾年，當日和我討論的朋友，一個已被殺死了，一個也頹唐了，但這些話字字句句都還可以應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現(xiàn)狀。十幾年前我所預料的種種危險，——“目的熱”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詞，把主義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一一都顯現(xiàn)在眼前了。所以我十分誠懇的把這些老話貢獻給我的少年朋友們，希望他們不可再走錯了思想的路子。
《新生活》一篇，本是為一個通俗周報寫的；十幾年來，這篇短文走進了中小學的教科書里，讀過的人應該在一千萬以上了。但我盼望讀過此文的朋友們把這篇短文放在同組的五篇里重新讀一遍。赫胥黎教人記得一句“拿證據(jù)來！”我現(xiàn)在教人記得一句“為什么？”少年的朋友們，請仔細想想：你進學校是為什么？你進一個政黨是為什么？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為什么？革命是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為了什么而存在？
請大家記得：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為什么”上。
二
第二組的文字只有三篇：
《科學與人生觀》序
不朽
易卜生主義
這三篇代表我的人生觀，代表我的宗教。
《易卜生主義》一篇寫的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國三年在康奈爾大學哲學會宣讀的，中文稿是民國七年寫的。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故我這篇文章只寫得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這篇文章在民國七八年間所以能有最大的興奮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為它所提倡的個人主義在當日確是最新鮮又最需要的一針注射。
娜拉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飄然而去，只因為她覺悟了她自己也是一個人，只因為她感覺到她“無論如何，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便是易卜生主義。易卜生說：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于你的事最要緊，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械臅r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
這便是最健全的個人主義。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于現(xiàn)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鐸曼醫(yī)生。斯鐸曼醫(yī)生為了說老實話，為了揭穿本地社會的黑幕，遂被全社會的人喊作“國民公敵”。但他不肯避“國民公敵”的惡名，他還要說老實話，他大膽的宣言：
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這也是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真精神。
這個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鐸曼醫(y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zhàn)。少年的朋友們，不要笑這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陳腐思想！我們?nèi)ゾS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shù)愛自由過于面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現(xiàn)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科學與人生觀〉序》一篇略述民國十二年的中國思想界里的一場大論戰(zhàn)的背景和內(nèi)容。（我盼望讀者能參讀《文存》三集里《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的吳敬恒一篇，頁一五一——一八六。）在此序的末段，我提出我所謂“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這不過是一個輪廓，我希望少年的朋友們不要僅僅接受這個輪廓，我希望他們能把這十條都拿到科學教室和實驗室里去細細證實或否證。
這十條的最后一條是：
根據(jù)于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zhèn)€人謀死后的天堂凈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這個意思在這里說的太簡單了，讀者容易起誤解。所以我把《不朽》一篇收在后面，專說明這一點。
我不信靈魂不朽之說，也不信天堂地獄之說，故我說這個小我是會死滅的。死滅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現(xiàn)象，不足怕，也不足惜。但個人自有他的不死不滅的部分：他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大小，無論善惡，無論是非，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能磨滅的結(jié)果和影響。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許可以毀滅一村一族。他起一個念頭，也許可以引起幾十年的血戰(zhàn)。他也許“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善亦不朽，惡亦不朽；功蓋萬世固然不朽，種一擔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古人說，“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蔽覀儜撜f，“說一句話而不敢忘這句話的社會影響，走一步路而不敢忘這步路的社會影響?！边@才是對于大我負責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
這樣說法，并不是推崇社會而抹煞個人。這正是極力抬高個人的重要。個人雖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動都在社會上留下不朽的痕跡，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遺萬年，這不是絕對承認個人的重要嗎？成功不必在我，也許在我千百年后，但沒有我也決不能成功。毒害不必在眼前，“我躬不閱，遑恤我后”！然而我豈能不負這毒害的責任？今日的世界便是我們的祖宗積的德，造的孽。未來的世界全看我們自己積什么德或造什么孽。世界的關鍵全在我們手里，真如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我們豈可錯過這絕好的機會，放下這絕重大的擔子？
有人對你說，“人生如夢?！本退闶且粓鰤袅T，可是你只有這一個做夢的機會，豈可不振作一番，做一個痛痛快快轟轟烈烈的夢？
有人對你說，“人生如戲?！本驼f是做戲罷，可是，吳稚暉先生說的好，“這唱的是義務戲，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誰便無端的自己扮做跑龍?zhí)?，辛苦的出臺，止算做沒有呢？”
其實人生不是夢，也不是戲，是一件最嚴重的事實。你種谷子，便有人充饑；你種樹，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涼；你拆爛污，更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燒死。你種瓜便得瓜，種豆便得豆，種荊棘便得荊棘。少年的朋友們，你愛種什么？你能種什么？
三
第三組的文字，也只有三篇：
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tài)度
漫游的感想
請大家來照照鏡子
在這三篇里，我很不客氣的指摘我們的東方文明，很熱烈的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
人們常說東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zhì)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來的謠言，用來遮掩我們的羞臉的。其實一切文明都有物質(zhì)和精神的兩部分：材料都是物質(zhì)的，而運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頭是物質(zhì)；而剖木為舟，構(gòu)木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備復雜，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鍋爐，一輛摩托車，一部有聲電影機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們老祖宗的瓦罐、大車、毛筆多得多了。我們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萬噸大汽船是物質(zhì)文明。
但物質(zhì)是倔強的東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zhì)抗爭，并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于是不久便被物質(zhì)戰(zhàn)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后娘娘?；哪炅耍缓锰踊娜?；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愿。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著嘆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zhì)，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zhì)環(huán)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所以我說：
這樣受物質(zhì)環(huán)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huán)境改良現(xiàn)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
反過來看看西洋的文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zhì)的環(huán)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shù)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
這是我的東西文化論的大旨。
少年的朋友們，現(xiàn)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動你們的夸大狂，天天要你們相信中國的舊文化比任何國高，中國的舊道德比任何國好。還有一些不曾出國門的愚人鼓起喉嚨對你們喊道，“往東走！往東走！西方的這一套把戲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對你們說：不要上他們的當！不要拿耳朵當眼睛！睜開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們?nèi)绻€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zhì)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chuàng)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shù)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著你們少年人去擔心。你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請大家認清我們當前的緊急問題。我們的問題是救國，救這衰病的民族，救這半死的文化。在這件大工作的歷程里，無論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們起死回生，返老還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應該充分收受。我們救國建國，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應用，不管他來自何方。
四
第四組的文字有六篇：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嘗試集》自序
文學進化觀念
國語的進化
文學革命運動
《詞選》自序
這里有一部分是敘述文學革命運動的經(jīng)過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對于文學的見解。
我在這十幾年的中國文學革命運動上，如果有一點點貢獻，我的貢獻只在：
（1）我指出了“用白話作新文學”的一條路子。
（2）我供給了一種根據(jù)于歷史事實的中國文學演變論，使人明了國語是古文的進化，使人明了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什么地位。
（3）我發(fā)起了白話新詩的嘗試。
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學革命論也只是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一種實際應用。
五
第五組的文字有四篇：
《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
古史的討論讀后感
《紅樓夢》考證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這都是關于整理國故的文字。
《季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國故的方法總論，有三個要點：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研究的范圍。
第二，用系統(tǒng)的整理來部勒研究的資料。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這一篇是一種概論，故未免覺的太懸空一點。以下的兩篇便是兩個具體的例子，都可以說明歷史考證的方法。
《古史討論》一篇，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采的方法論。這里面討論了兩個基本方法：一個是用歷史演變的眼光來追求傳說的演變，一個是用嚴格的考據(jù)方法來評判史料。
顧頡剛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說他從我的《〈水滸傳〉考證》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著歷史方法的暗示。這個方法便是用歷史演化的眼光來追求每一個傳說演變的歷程。我考證《水滸》的故事，包公的傳說，貍貓換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這個方法。顧先生用這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績。顧先生說的最好：“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jīng)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后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逼鋵崒τ诩埳系墓攀粉E，追求其演變的步驟，便是整理他了。
在這篇文字里，我又略述考證的方法，我說：
我們對于“證據(jù)”的態(tài)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jù)。但史家要問：
（1）這種證據(jù)是在什么地方尋出的？
（2）什么時候?qū)こ龅模?/p>
（3）什么人尋出的？
（4）依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
（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紅樓夢〉考證》諸篇只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我說：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后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jié)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jù)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jù)，讓證據(jù)做向?qū)?，引我到相當?shù)慕Y(jié)論上去。
這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
試舉曹雪芹的年代一個問題作個實例。民國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證據(jù)，得著這些結(jié)論：
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歷一七六五）?！覀兛梢圆孪胙┣鄞蠹s生于康熙末葉（約一七一五——一七二〇），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民國十一年五月，我得著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見敦誠挽曹雪芹的詩題下注“甲申”二字，又詩中有“四十年華”的話，故修正我的結(jié)論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他死時只有“四十年華”，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
但到了民國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其中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的話。壬午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當西歷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和我七年前的斷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歷一七六五）只差一年多。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歲，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測正相符合。
考證兩個年代，經(jīng)過七年的時間，方才得著證實。證實是思想方法的最后又最重要的一步。不曾證實的理論，只可算是假設；證實之后，才是定論，才是真理。我在別處（《文存》三集，頁二七三）說過：
我為什么要考證《紅樓夢》？
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證據(jù)而后信。
我為什么要替《水滸傳》作五萬字的考證？我為什么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考證？
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弦蓡枴胺鹜右峋烤沟竭^廬山?jīng)]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真?zhèn)蔚乃枷肓晳T，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里，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tài)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于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tài)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jù)走?？茖W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jù)，只可懸而不斷，證據(jù)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奉為定論。
少年的朋友們，用這個方法來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用這種態(tài)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蔽疫@里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抱著無限的愛和無限的希望，我很誠摯的把這一本小書貢獻給全國的少年朋友！
十九，十一，廿七晨二時，
將離開江南的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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