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洛伊懸疑

走近荷馬并不輕松，既有坎坷的道路也有始料不及的危險。

迄今為止中國幾乎沒有直通希臘的航班，許多航線都要途經(jīng)歐洲的其他城市中轉，這次我們選擇了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航班，在伊斯坦布爾降落。為了趕時間，我們降落后對這座歷史名城只是匆匆地逛了半圈兒。就像世界上任何現(xiàn)代化大都市一樣，伊斯坦布爾馬路兩旁矗立著熠熠閃光的玻璃大廈，交通擁堵得和北京一樣令人沒脾氣。在此地稍作逗留的第一件要緊事，是請租車公司的人設定前往北愛琴海的導航，目的地是特洛伊的古戰(zhàn)場。

土耳其的曠野

隨之，我們就倉促上路了。汽車在土耳其東部鄉(xiāng)村小路上劇烈顛簸，就像孤獨的小船在大海中飄搖。在駕車經(jīng)歷中，從未領教過如此刁鉆古怪的道路，多年風雨侵蝕的路面已退變?yōu)橐煌麩o盡的蜂窩狀，支離破碎，又如巖石般堅硬。每當車輪陷入一處坑洼，車廂里就傳來令人驚心的巨響。

比路況更糟糕的是在這片陌生的國土迷失了方向。按原來的計劃，從伊斯坦布爾上路，穿越黑海和馬爾馬拉海之間寬闊的地峽，向西行駛30多公里，在天黑之前抵達北愛琴海之濱的恰納卡萊，那里是踏訪特洛伊必經(jīng)的落腳點。

車駛上高速公路，風馳電掣，不久左側出現(xiàn)了明麗的海岸線。正當前方迎來第一個指向恰納卡萊的路標時，導航儀卻發(fā)出向右轉的指令。到底向左還是向右？聽誰的？有駕車經(jīng)驗的人都知道這一刻間不容發(fā)，在猶豫的瞬間向右?guī)讉€大盤旋，就駛入這片蒼莽無邊、曲陌傾斜的田野。

途經(jīng)一個又一個村莊，簡陋、破舊，幾乎與中國的偏僻地區(qū)相似，卻空寂無人，像沉睡般寧靜。此去再也見不到地名和路標，只能靠陽光投下的影子猜測方向。偶然遇到一位農(nóng)民，急于向他問路，對方卻不能用英語溝通。這時唯有導航儀顯得超級靈敏，忽而發(fā)出或向左或向右或掉頭的指令，就連幾米半徑的小彎都不會漏掉。而目的地卻離我們愈來愈遠了。

車輪更加頻繁地發(fā)出撞擊坑洼的聲響，一次比一次沉重，叫人擔心隨時可能發(fā)生切軸事故，被拋置在這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曠野。此刻才感悟到一種無奈的惶惑，在既沒有方向感又沒有地面標識的異國他鄉(xiāng)，僅憑導航儀發(fā)神經(jīng)似的調(diào)度，就像陷入令人絕望的怪圈，頓時心情緊縮起來……

記得離開北京前在一次藝術沙龍聚會中有朋友問我：“你在忙什么？”

我說：“在看荷馬?！?/p>

“河馬？”他驚異地睜大眼睛，“去動物園？”

我在北京有一個藝術家的朋友圈，這些朋友見多識廣，卻對“荷馬”兩個字如此陌生。我想大概因為它既非顯學，讀來又很費功夫；這是不該被中國文學界忽略的一個角落，醉心于荷馬的人為數(shù)不多，其中也包括遲遲而來的我。

如今掏出手機掃一眼微博或微信中的故事，就翻開一個比文學更鮮活也更沉重的世界，一個人的紙質閱讀趣味不免變得挑剔。在夏日一個炎熱的午后，我的手在書架上尋覓，仿佛下意識地要觸碰一下最生疏最艱澀而被冷落的東西，偶然抽出《伊利亞特》，翻開來，一眼看到下面兩行詩句：

請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憤怒，
那一怒給阿開奧斯人帶來無數(shù)的苦難……

開頭的古希臘故事古老而陌生。對于中國讀者來說，令人最困頓的莫過于那些“繁雜”的人名，不僅要記得人物的名字，還要記住他父系的名字；不然還沒弄清人物關系，他早已死在弓箭槍矛之下了。隨著情節(jié)層層展開，很快就把人帶入詩人營造的世界。緊迫的節(jié)奏，曲折的情節(jié)，嚴謹而宏大的結構，一行行，一頁頁，不停歇地埋首疾讀。荷馬仿佛身懷一種令讀者不容間歇的敘述魔力，一旦被他攫住，就進入他那驚心動魄的場景和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旋渦。

用了四天讀完這本如同磚頭厚的《伊利亞特》，接著又用三天去讀荷馬名下的《奧德賽》，讀完掩卷而思，霎時間愣在那里……

在閱讀荷馬之前，我對荷馬的認知和中國大多數(shù)讀者一樣，只限于特洛伊木馬之類的膚淺傳說。合上荷馬的詩卷才察覺自己的知識少了一半的空間，而那半個空間對于認識人性、認識自己，乃至認識世界都是不可或缺的。

伴隨著中國翻譯界持續(xù)地活躍，中國讀者的閱讀眼界已足夠寬闊。我們熟知莎士比亞，也知道但丁、歌德、普希金、拜倫、雪萊、泰戈爾……這些詩人一概俯伏在荷馬的腳下。年輕的拜倫投身希臘的解放戰(zhàn)爭，雪萊曾高呼：“我們都是希臘人！”如今，不僅美國一些著名大學將“荷馬的英雄主義”列為基礎課之一，在我國也偶見讀書榜單把《伊利亞特》列作人生必讀的十大書籍之一。

荷馬的文學魅力在于它的原初性，它是整個西方文化的萬泉之源。文學可以有千百種定義，而對于人性的貼近是文學始終不移的焦點。在西方，每當人性處于焦慮和迷惘時刻，人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叩問希臘，回望荷馬，似乎那里存有可解決問題的取之不盡的寶藏，視為魂牽夢繞的精神家園：

這兩部史詩樹立了詩歌藝術的最高典范，自古以來就是希臘文化和教育的基石。

（K．W．格林斯登：《荷馬與史詩》）

對于中國一介文人來說，這真是一次奇特的讀書經(jīng)歷。國人講讀書，必講王國維所說的三重境界；西人講荷馬，既是直搗源頭也是直點要穴，一點就點到荷馬。荷馬史詩的文化意義堪比中國的《詩經(jīng)》，前者作為兩部長篇敘事體裁所承載的信息規(guī)模卻宏大無比。

說來奇怪，荷馬雖然古老，閱讀他的史詩所描繪的青銅世界卻伴隨著無往不在的“當下感”，仿佛他就在你身旁，就在你耳邊，驅使你和當下的世界做一番比較。一位西方學者把古希臘精神與現(xiàn)代關系講得很通透：

所有人都同意希臘屬于古代世界。任何歷史學家，無論他怎樣劃分古代和現(xiàn)代，希臘人都無可爭辯地屬于古代。但是就時間的先后而言，他們是在古代社會的時間段中；希臘人身上沒有任何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標志……他們給這個世界帶來一些全新的東西。他們是最早的西方人；西方精神，也就是現(xiàn)代精神，是屬于希臘人的創(chuàng)建，希臘人是屬于現(xiàn)代社會的。

（依迪絲·漢密爾頓：《希臘精神》）

不久，有關荷馬和古典希臘研究的各種著述就積滿我的一個書架。當讀完半個書架仍有半個書架待讀時，一股不可抑制的沖動油然而生，于是就盤算著這一程荷馬之旅。按計劃，土耳其只是第一站。接下來還有希臘半島和海上航線的一連串行程。

不料還沒到達第一站，就因迷路陷入四顧茫然的困境。

這次從北京出發(fā)之前，甚至沒來得及對目的地做個粗略的安全評估。最近的國際新聞報道中說，與土耳其接壤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局勢動蕩不安，而且這里是“伊斯蘭國”向中東轉運恐怖分子的樞紐，還時有恐怖分子襲擊華人的事件發(fā)生。此行不假思索就急忙上路，顯得多少有些莽撞。

天色已近黃昏，山丘、樹木在傾斜的地峽拖下長長的影子。環(huán)顧左右，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令人擔心這死寂的荒野在天黑之后會發(fā)生什么意外……

荷馬尋蹤

說到荷馬其人，歸在他名下的兩部宏大的史詩歷歷在目，讀來如聞其聲、如臨其境，卻唯獨不知其人身世；后世人看荷馬，穿過層層的歷史迷霧去看他徘徊在愛琴海之濱的身影，人也朦朧，事也朦朧。他的生平逸事一直停留在考證、揣測和無休止的爭辯當中。

荷馬兩部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分別160行和120多行，任憑后人窮盡想象力去解讀。在古希臘史一個特殊的時代，在愛琴海沉沉的暗夜中，荷馬史詩有著星懸日揭、云蒸霞蔚般的光芒。不過，荷馬其人相對其作，就像一副模糊的面容躲在史詩絢麗光環(huán)的暗影處。

荷馬生平緣何不詳？他名下的兩部史詩中缺少一句哪怕最謙恭或最簡要的自我介紹。他把自己的才華橫溢歸功于女神繆斯，而將自己隱藏起來。這種藝術處理本應是敘事文學的不凡境界，但在學者眼中卻弄得荷馬作品的作者模糊難辨。而在希臘普羅大眾心目中，荷馬就是神，其才情、靈性和創(chuàng)造力與神無異。

比荷馬生存年代稍晚，大體屬于同時代的詩人赫西俄德，甚至有傳說曾經(jīng)與“神一樣的荷馬”同臺競技，后者的生平就略顯真實。他留下兩本薄薄的小冊子——《神譜》和《工作與時日》，一本是對希臘眾神族裔的排序，另一本是對自己兄弟的勸諭，詩中都以第一人稱留下多處印跡，于是著述權便毫無爭議地歸屬在他的名下了，他也被后世譽為“我們所能知曉的第一個希臘詩人”。據(jù)說兩人競賽時，赫西俄德因題材不涉及戰(zhàn)爭而獲勝；這難免有人為荷馬打抱不平。從文學角度來看，赫西俄德的《神譜》不太像詩歌藝術而更像一位脾氣不好的牧師在布道；《工作與時日》又像一位債主在向欠債的親戚去說教。相較之下，赫西俄德的才華難望荷馬項背：

他沒有荷馬的激情，沒有他的尖銳，沒有他狂野的想象力。如果赫西俄德是一輪蒼白的月亮，那荷馬就是光芒四射的太陽。

（約翰·朱利葉斯·諾威奇：《地中海史》）

在那不勒斯、波士頓、慕尼黑以及希臘的博物館，我們都可以看到荷馬的大理石頭像。卷曲的長發(fā)、濃密的絡腮胡子、棱角分明的輪廓，一臉滄桑和悲天憫人之態(tài)，看得出是個盲人。這座頭像的照片被許多正規(guī)的希臘史書所采用。不過，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公元前5世紀希臘藝術鼎盛時期按照當時一個模特雕塑的復制品，晚于荷馬30年；其依據(jù)是有關文藝女神繆斯的傳說：繆斯鐘愛荷馬的才華，給予他快樂也給予他不幸，取去他的雙目同時給予他美妙的歌喉。有關荷馬最早的雕塑盡管不大可靠，卻也給后人勾勒出對于荷馬最具感性的想象空間。

在愛琴?？死锾貚u的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館，有一尊豎琴演奏者的青銅小塑像，早已銹跡斑斑。大腦袋、小身子，四肢比例令人可笑地失調(diào)，懷抱一架古老而殘破的豎琴，就如原始造型藝術那樣拙樸。這是一件確鑿的證物，證明在荷馬之前的年代，環(huán)地中海一帶已生活著一批以說唱為業(yè)的游吟詩人，“它”是荷馬的先行者，干著同一個行當。

公元前約470年的一尊雙耳陶瓶的彩繪，令游吟詩人的形象清晰起來：身披優(yōu)雅的長衫，手持多節(jié)拐杖，仿佛一位盲人在探路。而且按照蘇格拉底的評價，這一行當很受尊敬，可登大雅之堂，奉若上賓禮遇。在《奧德賽》中荷馬也提到一個游吟詩人出現(xiàn)并且受到優(yōu)渥的款待。

通常認為荷馬生活在公元前8世紀。被稱為古希臘歷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曾估算過荷馬的生存年代；希羅多德大約生活于公元前482年至公元前430年，他說：“荷馬的時代比之我的時代不會早過四百年?！保ㄏＡ_多德：《歷史》）而且，荷馬的詩句最早被記錄為文字，見之于考古發(fā)現(xiàn)的埃及莎草紙、陶器瓶畫和金屬盤上的銘文，也約在公元前8世紀?，F(xiàn)代學者通常認為，荷馬史詩在公元前8世紀下半葉就用文字記錄出多種手抄本，距今已將近30年了。如果僅以敘事篇幅比較，中國出現(xiàn)篇幅相近的敘事文學則是兩千多年后的明清小說。

荷馬的出生地一旦確定，注定將成為文化和旅游的洞天福地，全希臘至少有七座城市在爭此殊榮。其中被認為最有可能的地點是士麥那或希俄斯島。

修昔底德（公元前471—前440年），這位古希臘的信史的奠基者，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引用一首《阿波羅頌歌》，說明荷馬故鄉(xiāng)在希俄斯島：

少女們，我向你們?nèi)w告別了，
愿阿波羅和阿提密斯保佑你們。
在將來，請你們想到我，
無論什么時候，有其他旅行中疲乏的人來到這里，
詢問你們：“少女啊，請告訴我，
在所有流浪歌手中誰的歌聲最甜蜜？”
請告訴我，誰的詩歌你們最喜歡？
那時候，你們一定要用你們優(yōu)雅的言辭，眾口同
聲地回答：
“住在希俄斯石島上的盲目歌人?！?/p>

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這首詩中的“我”就是荷馬。不過，后世學者認為荷馬不會如此自負并大言不慚；又有人考證在希俄斯島上生活過自成一派的吟誦詩人“荷馬立達”，這些人奉荷馬為先祖。其實，指認了“荷馬立達”也就指認了荷馬。這不禁令人想起西方一位作家的調(diào)侃：歷史學家靠歧義性而生，新聞記者靠確定性而活。到底依據(jù)什么對七個出生地進行篩選？一個人最難改的兩件事都和口舌有關：一是鄉(xiāng)音，二是口味。由于口音永遠帶著鄉(xiāng)土的痕跡，人們首要關注荷馬使用的語言。

愛琴海東部現(xiàn)今土耳其的西岸，當初名為安納托利亞以及周邊的海上島嶼，早期被稱為伊奧尼亞。據(jù)希羅多德記載，這個南北狹長地區(qū)使用四種方言，其中的士麥那和希俄斯島使用愛奧尼亞方言。愛奧尼亞人是古希臘民族的一個分支，曾經(jīng)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區(qū)生活，后來遷徙到小亞細亞一帶，形成一個與雅典密切關聯(lián)的文化語言集團。最早的荷馬史詩就是以愛奧尼亞方言為主，又在流變中混雜了當?shù)睾推渌窖浴?/p>

（史詩的）程式句法是愛奧尼亞人從埃俄利亞人那里習得的，爾后盡管他們在自己言語習慣的壓力下，將之愛奧尼亞化了，但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之下，都無損于對之加以運用的技巧。

（約翰·邁爾斯·弗里：《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

說到這里，筆者提醒一下當今的旅游者：古愛奧尼亞非今日的愛奧尼亞，與今日所謂愛奧尼亞的地理方位大調(diào)角，位于希臘西部與意大利隔海相望的愛奧尼亞群島，傳說中是足智多謀的奧德修斯的故鄉(xiāng)。

2014年全希臘的荷馬年會在希俄斯島上舉行，主持人不無驕傲地說，盡管荷馬的出生地有幾份名單，每份名單上都有希俄斯島。我們把荷馬出生地設想在愛琴海東部的一個島嶼上大致不會離譜。不僅由于荷馬的“鄉(xiāng)音”是這里的；而且這一帶人文薈萃，誕生過古希臘許多著名的詩人、史學家、哲學家，諸如希羅多德、泰洛斯、畢達哥拉斯以及整個米利都學派，可謂人杰地靈。

對于荷馬是盲人的推斷相當一致。其根據(jù)是古希臘身強力壯的人都當戰(zhàn)士，只有盲人適于充當歌手。并且唯有盲人才具備超群的記憶力，才可以駕馭兩部鴻篇巨制的演唱。

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荷馬的詩歌中對色彩有著豐富而細膩的描述，若沒有感性認知何來色彩絢麗的詩句？

當那初升的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呈現(xiàn)時，
他們就開船回返，向阿開奧斯人的
廣闊營地出發(fā)，遠射的阿波羅給他們
送來溫和的風，他們就立起桅桿，
展開白色的帆篷。和風灌滿帆兜，
航行的時候，紫色的波浪在船頭發(fā)出
響亮的歌聲，船破浪航行，走完了水程。
他們到達阿開奧斯人的寬闊營地，
把黑色的船拖上岸……

天空、海浪、黎明、白帆……這一切在荷馬的詩中備顯燦爛多彩，比喻精妙，非親睹者所莫為。因此學者們相信荷馬是后天致盲的。他先前見多識廣，后來又博聞強記；若果真如此，那可是天造地設的降大任于斯的妙合。

雖然荷馬的墓葬地也有不同說法，如今卻只剩一處——愛琴海中央的小島洛斯，他葬于這座小島的普拉科托海灘。不論與傳說是否相符，全希臘無異議。那里沒有墓碑，也找不到有人借亞里士多德之口在《殘篇》中記載的墓銘：

在這里的土地下掩蓋著一顆屬于神的頭腦，諸英雄的榮耀，神圣的荷馬。

洛斯海灘只有強烈的陽光映射著一堆幾乎被曬焦的亂石，荷馬仿佛把自己的歸宿深深嵌入藍色愛琴海的海心。

倘若把以上對于荷馬其人的記述作為生平簡介，當即看出這些記述多么閃爍不定。其實，有關荷馬的傳說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例如，公元前5世紀有人不但知道荷馬的出生地和歸宿地，還說荷馬在世時有許多人親眼見過他，甚至還能說出荷馬的原名和他父母的名字，對他的音容笑貌的描述，繪聲繪色，不厭其詳……各種說法見之于古希臘無名氏的《荷馬與赫西俄德之間的辯論》，但不被學界采信。

學界能夠“求同”的太少，留下“存異”的太多。倘若對荷馬其人再多問一兩句，例如荷馬是一個人、兩個人還是一群人，頓時變成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團亂麻。被總稱為富于經(jīng)典色彩的“荷馬問題”，引無數(shù)學人競折腰。

初訪特洛伊

特洛伊是荷馬史詩的地望，《伊利亞特》的全部故事都在特洛伊發(fā)生。或可說，這是世界上最神秘也是令許多人心馳神往的廢墟之一，是筆者在踏足希臘之前的必訪之地。

從上午開車一路顛簸到傍晚，我們的汽車終于在土耳其曠野中無奈地停下來，前方再也無路可走。一道橫亙的深溝出現(xiàn)在面前，有挖土機正在施工，道路被攔腰切斷。那道壕溝很寬，施工人員離我們很遠，我們向對方大聲問路也無法聽清。

這才頓時明白過來：如果不是導航儀在伊斯坦布爾設置有誤，就是導航儀的版本太過陳舊，把我們引向了一條早已廢棄多年的舊路。我們的汽車在馬爾馬拉海與黑海寬闊的地峽之間像沒頭蒼蠅一般東奔西突，天知道這條無名的道路通向何方。

我們決心不再受導航儀的擺布，任憑它一再發(fā)出這樣那樣的指令，也堅決按照自己判斷的方向反其道而行。導航儀執(zhí)拗地用英語喊叫“掉頭！掉頭！”，煩得人索性關掉它。

幾經(jīng)折騰，終于見到路標，駛上了一條通往恰納卡萊的高速公路，不久前方出現(xiàn)了久違的超市，趕緊下車去探問。在超市中遇到一位中年男人，一襲普通的白襯衣和長西褲，顯得與當?shù)仄胀ㄈ瞬煌?，像個斯文的知識分子。他可以用英語溝通，還十分認真地在一張A4紙上畫出一幅詳細的路線圖。

這時才弄明白，我們是從伊斯坦布爾沿著黑海南岸和馬爾馬拉海的北岸向西行駛的，剛才駛過的地峽伸展為一條狹長的半島揳入海岬，汽車需要找到渡口上船向回折返，橫渡北愛琴海之濱的馬爾馬拉海峽，與目的地尚有一海之隔。

趕到渡口，慶幸渡輪停泊在那里還沒起航。買票上船按排隊順序把汽車停好，運氣真不錯，稍候一小會兒這艘巨大的渡輪就開足馬力，在輪機的轟鳴聲中駛向對岸的恰納卡萊，湍急的水流竟然把大型渡輪沖出一條U形的航線才到達對岸。倚在渡輪的欄桿上注視著海峽激流拍打著船舷，悠然間意識到我正在走入希臘的歷史，這里就是古希臘史上屢屢提到的科勒斯滂，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驅趕幾十萬大軍，正是在這道水流洶涌的海峽架設浮橋入侵希臘，發(fā)動了著名的希波戰(zhàn)爭。這真是一次冒險之舉，即使在今天看來“鎖住大海的咽喉”也是瘋狂妄為。一個帝王竟然硬是要用野心跟海浪與潛流較勁，也難怪科勒斯滂的浮橋架設不久就被沖毀。

恰納卡萊是一座質樸的小城，沿著橫貫市區(qū)的主要馬路找到預訂的酒店，終于松了一口氣。至此，我們已在土耳其的航班上度過12個小時，又連續(xù)在土耳其大陸上行駛8個多小時，再加上登機前候機和降落后取行李的時間，算來超過一天一夜的時間都在奔波勞頓中度過；扺達酒店已近落日時分，但并未感覺到疲倦。

這家酒店恰好坐落在馬爾馬拉海峽的入口處，酒店寬闊的游泳池是所謂無邊界游泳池，與海水處于一個平面，看上去淡水與咸水融為波光粼粼的一片，許多孩子在海邊嬉戲。我們安排停當，便抄起照相機，去拍攝海峽落日。

海峽對岸是低緩的遠山，夕陽愈是向下沉落就變得愈加濃艷。當落日銜山時，萬道光芒把天空和海洋染得姹紫嫣紅，海水像火焰燃燒一般。片刻間有一艘又一艘巨型貨輪駛入海峽，一如幾千年來的古老航道，駛過狹長的馬爾馬拉海峽，再駛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駛向黑海沿岸的某個港口。有時是貨輪，有時是軍艦。

如今黑海正因為克里米亞爭端炮聲隆隆；而在土耳其南端的中東地區(qū)，宗教與種族之間的殘殺尤為血腥，世界超級大國的插手令那里更加動蕩不寧。此刻，面對異國的良辰美景，手捧一杯當?shù)丶厌?，不免生發(fā)懷古之幽情：荷馬敘述的特洛伊之戰(zhàn)，希臘聯(lián)軍的艦隊至少有一處登陸點就在馬爾馬拉海峽的入口；遙想當年這里帆檣如林，金戈鐵馬；三千年后的世上依然紛擾不斷，人類仍然不能妥善解決自己的問題。從循環(huán)論歷史觀看來，似有一種置身度外的悲憫與灑脫，胸中泛起一陣“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感慨。

一轉念，不對頭！循環(huán)論的背后是東方式的宿命觀，是對中國幾千年歷史深刻的無奈。從《東周列國傳》的卷頭詩，到《三國演義》的卷頭詞，再到《紅樓夢》的《好了歌》，無不籠罩著中國人對自身歷史循環(huán)往復的厭倦以及被壓抑的幽默感。

筆者此行將要走近荷馬，也走近西方文化的深處，以獲得對異域文化的感知；他們可不都是歷史循環(huán)論者，其中有許多人把歷史看作激流卷起的漩渦，翻滾著奔騰的泡沫，夾雜難以預見的偶然性。

言歸正傳，還是讓我們把思緒轉向荷馬——

真有這場惡戰(zhàn)嗎？

不論存在多少爭議，多少知道一些歷史背景會有助于對荷馬史詩的理解。筆者盡可能用簡約的方法，概述一下希臘的早期史。

隨著學術界持續(xù)地考古發(fā)掘和文獻研究，古希臘歷史呈現(xiàn)出清晰的斷代。一般認為，古希臘文明始于公元前20年至公元前160年的克里特時代。

克里特是橫亙在愛琴海南端的一座小島，從青銅時代早期，那里的社會文化就綻放得無比燦爛，甚至不遜于它的后繼者邁錫尼文明。盡管克里特原住民并非希臘人，但兩代文明都曾擁有對方的一部分；米諾斯曾強迫雅典每年向克里特納貢，邁錫尼人也曾入主克里特宮殿。一團繁花似錦的愛琴海文明深刻影響了希臘乃至歐洲文化的發(fā)展。

邁錫尼是位于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小地方，那里的考古發(fā)掘最能代表公元前160年至公元前120年由青銅武士主宰的時代，諸邦林立、英雄輩出、尚武好勇。僅就題材來看，荷馬史詩是以邁錫尼時代晚期作為故事背景的。

對于荷馬史詩，人們最常提出的問題就是：特洛伊戰(zhàn)爭真的發(fā)生過嗎？頭號英雄阿基琉斯、足智多謀的奧德修斯、希臘聯(lián)軍統(tǒng)帥阿伽門農(nóng)、特洛伊大將赫克托耳，這些詩中人物是不是確有其人？一場浴血大戰(zhàn)竟然因為一個女人而不可收拾，可信嗎？

特洛伊之戰(zhàn)是一切問題的起點。歷史上究竟有沒有發(fā)生過這場戰(zhàn)爭乃三千年之問。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濃烈興趣從未衰減。

大致來說，離荷馬生活的年代愈相近的人就愈當真。例如，史學家修昔底德寫道：

在特洛伊戰(zhàn)爭之前，我們沒有關于古希臘人整體行動的任何記載。

阿伽門農(nóng)似乎是當時最為強大的統(tǒng)治者之一；這就是他為什么能夠聚集力量前去攻打特洛伊的原因。

我們完全沒有理由認為對特洛伊的遠征，不曾是已發(fā)生的一次最大的軍事行動。

對于特洛伊之戰(zhàn)發(fā)生的年代有各種各樣的推算，一般大致認為發(fā)生在公元前120年前后。前文所說波斯國王薛西斯一世，還有后來的一代天驕亞歷山大大帝和羅馬軍事統(tǒng)帥愷撒大帝，這幾位蓋世豪杰都曾追隨荷馬史詩的足跡，造訪過特洛伊遺址，酒酹豪杰，攜卷吟詠。盡管他們沿著不同的路線取向，或南下或北上，卻有著共同的心態(tài)——對頭號英雄阿基琉斯的崇拜和對征服世界的渴望。

此后，歲月的風塵湮沒了這個遺址，從地貌模糊難辨，漸至消失。當歐洲到19世紀上半葉時，許多人對荷馬史詩的熱情從歷史的視角轉向文學的視角，不再認為史詩中的故事與歷史事實存在多少關聯(lián)。信者相當于索引派，不信者相當于虛無派，雙方仍在各執(zhí)一詞。皆因這件事處在歐洲文化的源頭信證不足，隨著每一步堅持不懈地探索，爭論就更趨于白熱化。

史詩與史實之爭的根本問題在于對史詩的定義。如果它是文學，憑什么非得精確，還要把它坐實不可？人們喜愛文學，需要精彩愉悅的感受與思考的啟迪，并不需要件件事出有據(jù)。

不過，把文學與史實扯在一起，似乎是東西方共同的癖好，差別在于方法各異。對紅學的熱鬧討論中，中國近代文人總是特別熱心地在書本里推敲揣度。西方則有所不同，他們當中的成功者首推攜帶各種工具的考古學家。

當今的考古學從理論到手段都突飛猛進。但在19世紀的歐洲，雖然已進入第一次工業(yè)革命，而考古學還處于懵懂的孕育之中，理念與方法都很稚嫩。對特洛伊的討論也停留在從故紙到故紙的徘徊。當時有一個人即將翻開考古學簇新的一頁，并為解讀荷馬史詩打開炫目的視野；不過，誰也沒有料到此人的出身和學歷如此卑微，當他捧著《伊利亞特》如癡如醉的時候，還是德國一個小鎮(zhèn)上境遇窘困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