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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見到的村上春樹：魯迅也許最容易理解

十一月初，東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主持召開“東亞與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借赴會之機，我于十月二十九日見了村上春樹。二〇〇三年年初我們見了一次，這次是第二次。但不是我一個人去的，是同臺灣的村上作品主打譯者賴明珠、馬來西亞的村上作品譯者葉惠以及翻譯過村上部分文章的臺灣輔仁大學張明敏三位女士一同去的——在不同地區(qū)以不同風格的漢語共同翻譯村上的四個人同聚一堂就不容易，而一同去見村上本人就更非易事。加之村上本來就不輕易見人，所以這次會見在某種意義上不妨說是歷史性的。

村上事務所年初搬了家，但仍位于南青山這個東京黃金地段，在一座不很大的寫字樓里面。周圍比較幽靜，不遠就是村上作品中不時出現(xiàn)的神宮球場、青山大道和青山靈園（墓地）。雖然時值晚秋，但并無肅殺之氣。天空高遠明凈，陽光煦暖如春，銀杏樹郁郁蔥蔥，花草仍花花綠綠，同女性的裙裝相映生輝。

按門鈴上樓，一位舉止得體的年輕女助手開門把我們迎入房間。女助手也換了，不是幾年前我戲稱為208或209女孩了。房間不很寬敞，中間有一道類似屏風的半截淺灰色隔離板，前面放一張餐桌樣的長方形桌子，兩側(cè)各有兩把椅子，我等四人分別坐在兩側(cè)。女助手很快去里間請村上。很快，村上春樹從“屏風”后面快步走了過來。一身休閑裝：深藍色對襟長袖衫，里面是藍色T恤，藍牛仔褲。他仍然沒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樣和我們鞠躬握手，徑直走到桌頭椅子坐下，半斜著身子向大家點頭致意。我看著他。距上次見面已經(jīng)五年半多了，若說五六年時間沒在他臉上留下任何痕跡，那并不準確——如村上本人在作品中所說，時間總要帶走它應帶走的東西——但總的說來，變化不大，全然看不出是年近六十的人（村上四九年出生）。依然“小男孩”發(fā)型，依然那副不無拘謹?shù)某了急砬?，說話時眼睛依然略往下看，嘴角時而曳出淺淺的笑意，語聲低沉而有速度感。整個人給人的印象隨意而簡潔，沒有多余的飾物，一如房間裝修風格。

交談開始了。作為他的作品的譯者和讀者，最感興趣的，自然是他的下一部小說。他強調(diào)了兩點，一是篇幅十分之長，比譯成中文都長達五十萬言的《奇鳥行狀錄》還長，有《海邊的卡夫卡》的兩倍。已經(jīng)差不多寫了兩年，眼下正在一遍又一遍仔細修改，大約明年夏天分兩三卷在日本出版。雖然長，但很有趣。二是以第三人稱寫的。村上小說的主人公大多是“我”，采用第三人稱的迄今只有《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一九九二）和《天黑以后》（二〇〇四）。而這回要在前兩次“試驗”的基礎上進一步轉(zhuǎn)變?yōu)榈谌朔Q這一敘事方式。詢問主題，他則顯出不解的神情：“主題是什么來著？我也不知道。”我想起幾個月前他在接受《每日新聞》（五月十七日）采訪時的談話內(nèi)容。作為新作背景，他談及自己對冷戰(zhàn)結(jié)束后的混沌（khaos）狀態(tài)的認識，認為其征兆是一九九五年相繼發(fā)生的阪神大地震和地鐵沙林毒氣事件，而“九一一”事件是其顯在反應。他認為“當今最可怕的，是由特定的主義和主張造成的‘精神囚籠’”。——當我就此確認時，他沒有否認，但表示實際上主題并不止此一個，而有“很多很多”。主題很多很多？這一說法頗有吊人胃口意味，不過這也是他一貫的風格，他的確很少直接談其作品的主題。

自一九七九年發(fā)表處女作《且聽風吟》以來，村上已差不多勤奮寫作了三十年?！叭觊g我有了很大變化，明白自己想寫的是什么了。以前有很多不能寫的東西，有能力上所不能寫的。但現(xiàn)在覺得什么都可以寫了。寫累了，就搞翻譯。寫作是工作，翻譯是愛好。一般是上午寫作，下午搞翻譯?！彼忠淮螐娬{(diào)了運動和寫作的關系，說他天天運動，“今天就去健身館打壁球來著。但跑步跑得最多。因為不久要參加馬拉松比賽，所以現(xiàn)在每天跑兩個小時左右。寫作是個體力活，沒有體力是不行的，沒有體力就無法保持精神集中力。年輕時無所謂，而過了四十歲，如果什么運動也不做，體力就會逐步下降。過了六十歲就更需要做運動來保持體力”。去年十月他專門為此出了一本書：《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我請他為這本書中譯本的出版給中國讀者寫點什么，他爽快答應下來：“短的可以，因為正在忙那部長篇?！?/p>

問及東西方讀者對他作品的反應有何差異，他說差異很大，“歐美讀者接觸加西亞·馬爾克思等南美文學的時候，感覺自己讀到的是和英語文學完全不同的東西，從而受到一種異文化沖擊。讀我的作品也有類似情況，覺得新鮮，有異質(zhì)性。這點從讀者提問也看得出來。歐美讀者主要關注我的作品的寫法本身和后現(xiàn)代元素，亞洲讀者的提問則傾向于日常性，接受方式更為自然”。另一方面，他也承認自己的創(chuàng)作受到美國當代作家的影響，“從他們身上學得了許許多多，例如比喻手法就從錢德勒那里學到不少”。他在接受《每日新聞》采訪時也說自己對錢德勒的文體情有獨鐘，“那個人的文體具有某種特殊的東西”。

話題轉(zhuǎn)到《挪威的森林》拍電影的事。媒體前不久報道《挪》將由美籍越南導演陳英雄搬上銀幕，村上說確有此事?！熬投唐≌f來說，若有人提出要拍電影，一般都會同對方協(xié)商，但長篇是第一次，因為這很難。不過《挪》還是相對容易的，畢竟《挪》是現(xiàn)實主義小說。”他說《挪》此前也有人提出拍電影，他都沒同意。而這次他同陳英雄在美國見了一次，在東京見了兩次，覺得由這位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國人的導演拍成電影也未嘗不可。至于演員，可能由日本人擔任?！皩某稍鯓拥碾娪澳?？對此有些興趣。不過一旦拍完，也許就不會看了。以前的短片都沒看，沒有那個興趣。”

說到“東亞與村上春樹”這一議題時，我說我認為他對東亞近現(xiàn)代歷史的熱切關注和自省、對暴力的追問乃是村上文學的靈魂，村上說有人并不這么認為。他說歷史認識問題很重要，而日本的青年不學習歷史，所以他要在小說中提及歷史，以便使大家懂得歷史，并且也只有這樣，東亞文化圈才會有共同基礎，東亞國家才能形成伙伴關系。

這里想特別提一下村上對魯迅的看法。

村上的短篇集《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中有一篇叫《完蛋了的王國》，其中的男主人公Q氏是一家電視臺的導演，衣裝整潔，形象瀟灑，文質(zhì)彬彬，無可挑剔，任何女性走過都不由得瞥他一眼，可以說是典型的中產(chǎn)階級精英和成功人士。耐人尋味的是，藤井省三教授在這樣的Q氏和魯迅的《阿Q正傳》中的阿Q之間發(fā)現(xiàn)了“血緣”關系：其一，“兩部作品同有超越幽默和凄婉的堪稱畏懼的情念”；其二，兩個Q同樣處于精神麻痹狀態(tài)。也就是說，作為魯迅研究專家的藤井教授在村上身上發(fā)現(xiàn)了魯迅文學基因。作為中國人，我當然對這一發(fā)現(xiàn)極有興趣。這次有機會見村上本人，自然要當面確認他是否看過《阿Q正傳》。村上明確說他看過。學生時代看過一次，十幾年前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駐校作家時結(jié)合講長谷川四郎的短篇《阿久正的故事》（日語中，阿久同阿Q的發(fā)音相同）又看了一次，“很有意思”。問及他筆下Q氏是否受到魯迅的阿Q的影響，他說那是“偶然一致”。但他顯然對魯迅懷有敬意：“也許魯迅是最容易理解的。因為魯迅有許多層面，既有面向現(xiàn)代的，又有面向國內(nèi)和國外的，和俄國文學相似。”

回國后趕緊翻閱他對《阿久正的故事》的品評，里面果然涉及對《阿Q正傳》的評價：“在結(jié)構(gòu)上，魯迅的《阿Q正傳》通過精確描寫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這一人物形象，使得魯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現(xiàn)出來。這種雙重性賦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蘊?！辈⑶艺J為魯迅的阿Q具有“‘一刀見血’的活生生的現(xiàn)實性”。

不用說，一個人能夠理解另一個人——何況認為“最容易理解”——無非是因為心情以至精神上有相通之處。所以，村上的Q氏同魯迅的阿Q的“偶然一致”，未嘗不是這一意義上的“偶然一致”。

200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