槳聲燈影

1923年8月某天的晚上，朱自清與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其時俞平伯在浙江做視學(xué)，朱自清在溫州教書；更為我們所熟知的，則是二人都已在新文學(xué)的舞臺上揚(yáng)名立萬，是用白話做“美文”的名家了。此次同來南京，似乎是參加教育方面的什么會議。既到南京，蕩漾了六朝金粉的秦淮河似乎不可不游（尤其俞平伯還從未去過）；既游秦淮，身為文人似不能無作。二人遂相約各作一文，以志其事。于是便有了新文學(xué)中的兩篇散文名作——這是二人自己命題的同題作文，都叫《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

名雖相同，二人寫來卻是各有側(cè)重：朱自清偏于紀(jì)事寫景，游河的過程，舟中岸上的景致，娓娓道來，交代得清清楚楚，更像一篇中規(guī)中矩的游記；俞平伯則偏于述感說理，最用力處在于捕捉到秦淮河上艷異的氣氛，和他此行說不清道不明的感受，與朱文相比，似乎是更多幾分詩的空靈了。新文學(xué)尚在爭取合法性的階段，落實到散文上，便是要竭力做得美輪美奐，以證明白話文可以寫得像古文一樣漂亮。這兩篇也頗在文字的精致光潤上用力，雖說相比之下俞平伯更濃艷華麗，朱自清則要清淡一些，要之則是一樣地留有刻意雕琢的痕跡吧。

不過這里提起兩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倒不是想評品文章的得失，我感興趣的是文章的內(nèi)容：兩個經(jīng)過新文化洗禮的年輕文人到了這頗多色情意味的地方，有何異樣的感覺？秦淮河之為溫柔鄉(xiāng)、銷金窟，早已聞名遐邇；夢里繁華，旖旎風(fēng)光，其實都與一個“色”字纏繞。雖無折戟沉沙，然脂粉墜釵，也可認(rèn)出前朝。朱、俞二人上了河中的小舟，閑閑說起《桃花扇》《板橋雜記》描摹的秦淮艷跡，一種歷史的氛圍也就于槳聲燈影里在身邊彌漫開來。可秦淮河并非全然是發(fā)思古之幽情的場所，對于他們，它也是色香俱全的“現(xiàn)在”，耳邊是曼妙的歌聲，觸目是倚欄美女，撲鼻是脂粉香氣，身歷其境，能無所感？

有何感受是來了之后的事，先要問的似乎應(yīng)該是跑到這里來的動機(jī)。朱自清從前同朋友來聽過兩回歌，都是在茶舫上，擾攘聲里，頗不適意，后聽說歌妓被取締，無端地有“悵悵”之感——那么這一回大約是要好好聽一回歌吧？俞平伯是初到，每到一地，搜奇覽勝，在文人似是題中應(yīng)有，何況秦淮河之奇又更在一種曖昧不明的情調(diào)呢？

獵奇的心理可以說人皆有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色情場所即算得上一奇?，F(xiàn)而今出國的人每不忘看上一回夜總會、紅燈區(qū)，未必是有心或有膽要去做嫖客，為的是要一睹西洋景，其情形就像劉姥姥逛大觀園。在“舊社會”這用不著出國，從鄉(xiāng)下跑到“娼”盛的都市，做主人的常要將領(lǐng)著看看妓家風(fēng)光當(dāng)作略盡地主之誼?！吨没叵脘洝防镏茏魅擞浰?901年頭一次到上海，就曾隨了人一道去四馬路的青蓮閣喝茶，四馬路是上海妓女最集中的所在，青蓮閣則是集散地，據(jù)周作人說，“凡往上海觀光的鄉(xiāng)下人，必定首先到那里去……那里茶本來頗好，不過‘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乃是看女人；你坐了下來，便見走著的全是做生意的女人，只等你一句話或是示意，便兜搭著坐下了”。周作人看出了什么名堂，他沒說，印象不佳是肯定的，因為那里都是“野雞”一流的下等妓女，去街頭拉客也就一步之遙，實在惡俗不堪。

相比起來，秦淮河上似乎要風(fēng)雅得多了，月色下明滅的波光，畫舫燈影中姑娘的靚妝，花的香氣，脂粉的香氣，都讓這銷金窟有了醉夢的詩意，以致俞平伯的意識中，眼前朦朧的一切都幻化為“一個如花的笑——這么淡，那么淡的倩笑”。所以二人躺在小艇的藤榻上觀望閑談，心下倒也并無不快和罪惡感，雖說俞平伯承認(rèn)，誘惑是有的，“且于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

可以證明誘惑為實有的是俞平伯自覺“怦怦而內(nèi)熱”，而據(jù)他的忖度，“自認(rèn)曾經(jīng)一度擺脫了糾纏”的朱自清也不是止水不波。畢竟是年輕人初出茅廬，“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好在不像《儒林外史》中那位道學(xué)氣的馬純上，西子湖邊一路逛來“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只知道“眼觀鼻，鼻觀心”，朱、俞二人還有看景致、看靚妝的余裕。假如不是后來賣唱的逼上前來拉生意，二人的秦淮之游也許由開始的緊張“羞澀”到漸漸放松自在，也就這么過去?？纱u唱的逼上身來，事情似乎一下變得嚴(yán)重：在先他們是觀光客，雖有動于中，眼前的一切也是云里霧里有著距離，與己不生干系，現(xiàn)在卻好像真與這風(fēng)月場有了實質(zhì)性的牽連。

這一幕委實有幾分戲劇性，在二人的文章里也都是“文眼”：歌舫攏到他們的船邊，伙計跨過來遞上歌折讓點歌。俞平伯來得干脆，扭過頭連說“不要”；朱自清長俞兩歲，來過兩回，要在老弟面前顯大方，接過歌折視而不見掃一遍，又還對歌妓看兩眼，想要拒絕得不那么生硬，結(jié)果還是窘到臉紅耳赤地說不要。那景況，要以俞平伯的記述更有趣：

好！自命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著，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鲜羌t著臉終久不能打發(fā)人家走路的，所以想個法子在當(dāng)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diào)是一味的默，或干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絕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便進(jìn)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shù)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dāng)?shù)缆肺┯修q解。好嗎！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辯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上f的“不知道？”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fù)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yōu)槭裁床荒茏鲞@事呢？因這“為什么！”佩弦又有進(jìn)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哂而去?！?/p>

——“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贝鸬谜婷?，伙計回說：“不知道！”追問“為什么”更是十二分的妙。一問一答加在一起，幽默到妙不可言。不過，當(dāng)事人沒有一點制造幽默的意思：辯解者十二分的嚴(yán)肅，追問者則是十二分的不解加不滿。答者那句話的重音顯然在“我們”上，“我們”里隱含了朱、俞二人對自我身份特異的定位。

那么，“我們”是誰？——讀書人？那是說不通的。走馬章臺，醉臥花叢，歷來被文人視為風(fēng)雅事，唐代的孟郊中了進(jìn)士，“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要“一日看盡長安花”，還寫進(jìn)詩里，硬是骨頭輕得不行，哪里會有什么心理障礙？“我們”是指未經(jīng)歷練的新手？初涉風(fēng)月場者臨陣露怯落荒而逃者自是不少，卻沒有幾個這般鄭重搬出“我們”做辯解的。所以說“我們”，只能是指“新文化人”——像他們那樣的知識分子新近獲得的身份。

新文化人有新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新文化之為“新”是全般的，其中就包含了對性的嚴(yán)肅態(tài)度，對婦女人格的尊重。可惜他們臉上并未寫著“新文化人”的字樣，這里的伙計想來閱人無算，那份世故練達(dá)卻并不能助他看出眼前這兩位與尋?？凸儆泻蜗喈愄?。不知朱自清“進(jìn)一層的曲解”是何內(nèi)容，若是朱自清在那里認(rèn)真地向伙計闡述新文化，這頗富喜劇性的一幕就更令人絕倒了。

事情到此還未結(jié)束——二人終于將不斷上來糾纏的歌艇打發(fā)走之后，開始認(rèn)真地進(jìn)行自我反省。這里有兩問，其一，怎么會跑到這里來？起先未嘗追究，就這么來了，經(jīng)了方才尷尬的“短兵相接”，不由就要捫心自問一番。其實歸于游客的心理也就可以將自己敷衍過去，但“情哥哥偏尋根究底”，結(jié)果二人都認(rèn)定，“欲的胎動是無可疑的。正如水見波痕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其二，既然有“欲的微炎”，何以賣歌的找上前來卻又避之唯恐不及？二人說法不一，朱自清說他是受到道德的制約，俞平伯則說他是因為一種“似較深沉的眷愛”，他且背誦周作人的詩句來說明這立場：“因為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為我有孩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后者是人道主義的態(tài)度，究其實還是一種道德感，不過是由內(nèi)向外推己及人而已。

在槳聲燈影的秦淮河上，如此一本正經(jīng)地討論這等問題，若過去的風(fēng)流文人有知，一定要大呼“煞風(fēng)景”。其實過去的人對出入風(fēng)月場，也不是全無顧忌，在一般人眼中，接近妓者總算是一種不正當(dāng)?shù)男袨?。但在舊時的人，那或許是擔(dān)心會于個人的前程有礙，通俗文學(xué)中敘述因沉醉勾欄而敗家或自毀前程的勸懲故事，委實不少；要不即是對欲望本身懷有罪惡感，聲色之樂則正是欲望也即罪惡的證明，至于是否是對女性的侮辱傷害，非其所計。在朱自清、俞平伯，問題則在于“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yè)，我們對于她們，應(yīng)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yīng)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

同情歌者的不幸，古代文學(xué)里并非沒有，君不見潯陽江頭，“江州司馬青衫濕”？可白居易“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悲嘆，大半倒是對自己宦途多舛的自憐，即或憐惜琵琶女，也是憐其個人的遭際，不像朱自清，其對“賞玩”態(tài)度的自責(zé)，乃是基于現(xiàn)代的人格平等的意識，具有更多道德原則的意味了。

人格平等，似應(yīng)是現(xiàn)代人共有的意識。不過我相信，后來的人未必會像朱自清、俞平伯那輩人將事情看得那么嚴(yán)重。畢竟是啟蒙時代的人，人生的種種都可以成為事關(guān)原則的“問題”，什么事都要來一番“為什么”的追問，且要得到理性上的徹底解決，而對于他們信奉的新道德，他們又自有一份后人所不及的執(zhí)著與虔誠，——這才有朱、俞二人口問心、心問口的自我審視，他們也才會從一次游玩的尷尬中“升華”出如此嚴(yán)肅的討論，而且鄭重其事地宣示于眾。

幼稚可笑么？有點。大約只有未經(jīng)世事的年輕人才會這樣“小題大做”、煞有介事，玩世不恭的人甚至要懷疑他們在那里“為文造情”，因為太不自然，太像做文章。然而游記里夾上那樣一通議論有硬“做”的味道是不假，生硬笨拙里投射的卻恰恰是作者情感態(tài)度的誠與真——那似乎是五四文學(xué)的典型特征。幼稚也罷，可笑也罷，那里實有“五四”一輩人的不可及處。試想求之于今日，求之于我輩，那份認(rèn)真豈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