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到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

從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到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是國人開始探索“救國良策”的起步階段，也是西學在近百年的禁教之后，開始主要由新教傳教士譯介東土的時期。雖然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以前，一直有零星的強國探索和西學傳播在進行著，但相比之下，迫切的程度大不相同。直到閉關鎖國的天朝大國在西方列強面前不堪一擊，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割地、賠款之后，國人才從迷夢中醒來，如清朝官員董宗遠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后感嘆道：“國威自此損矣，國脈自此傷矣，亂民自此生心矣，邊境自此多事矣。”

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最先睜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國人，提出并倡導“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他們在搜集西方信息、掌握基本的世界史地知識、目睹西方先進的武器軍備后，看到并承認西方的長處，主張學習西方的“長技”，最終是為了抵御西方侵略。這是對傳統(tǒng)經世思想的豐富與發(fā)展，是對夷夏之辯傳統(tǒng)觀念的挑戰(zhàn)，但他們受主觀認識和客觀條件所限，目光局限在引介軍事制造技術和相關科技知識上。林則徐專門聘請譯員為屬僚，翻譯西方文獻資料，輯成《華事夷言》，繼又編《四洲志》，魏源編《海國圖志》、徐繼畬編《瀛環(huán)志略》、梁廷楠編《海國四說》等書籍。這些書籍的編譯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知識：一方面是介紹西洋各國地理環(huán)境、人物風俗、政治文化知識；另一方面是介紹西洋兵船火器及自然科學知識。然而，主張譯介西書以尋求救國之策的開明官士在此時期畢竟是鳳毛麟角。

雖然此時期西學譯介在規(guī)模和影響上與之后的規(guī)模和影響無法相提并論，但對比鴉片戰(zhàn)爭之前和之后的西學譯介，我們可以看到，此時期是本土華人（以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管嗣復等為代表）開始接觸西學、引介西學，也是各種西學翻譯在華播下種子的初始階段。這期間，主要是在華傳教士，尤其是新教傳教士引領了西學譯介活動。雖然傳教士譯介、華人譯介、中西人合譯三種形式均出現(xiàn)，但由于雙方語言的限制，大量譯介只有依靠西譯中述的合譯方式。譯介的非宗教書籍主要是科技、軍事書籍，承襲了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救國策略。受“西學中源”思想的支配，對人文、社科等方面書籍譯介較少，就連宗教方面的譯介，也是多應用“援儒入耶”“以儒證耶”等歸化譯介策略。傳教士此時期對中國救國出路的探索，是應華人救國需求而做出的反應，為其開展西學傳播、輸入西方文化，尤其基督教文化做鋪墊。因此，新教傳教士們“救國之策”的主要文字載體是譯介的西書、編撰的教科書、發(fā)行的報刊，當然還有與官宦士大夫階層交往的書信、回憶錄等。此時期的特點是只言片語、穿插文中，常作為譯述的引子引起讀者關注。由于此時期華人從西學中尋求救國之法的呼聲不高，所以這些論述本身也沒有引起新教傳教士們的重視，不是作為譯介重點，而是在附言隨語中一帶而過。以1847年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大陸設立的第一家出版機構墨海書館為例，它前由麥都思主持，后由偉烈亞力繼任，麥、偉二人著譯多由墨海書館出版，美魏榮、慕維廉、合信、艾約瑟等傳教士也參與著譯，中國學者王韜、李善蘭、管嗣復、張福僖等則在西書著譯中做筆錄和潤色。1844—1860年，墨海書館出版書刊171種，其中出版宣教書138種，占80.7%；出版科技及史地書33種，占19.3%。兩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西人在華譯介活動以宣教為主，對救國強國的探討雖有涉及，但并不作為重點，這說明華人、西士在此時期均沒有將西學救國看作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和出路所在。

1. 齊思和，等。鴉片戰(zhàn)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