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從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到中日甲午戰(zhàn)爭

從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時局變化、內憂外患加劇、國人不斷探尋強國之法、西人大力推廣西學的歷史階段。

華人救國之路的探索在此時期開展起來，其聲勢、影響令前期無法與之比肩。由馮桂芬1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的“中體西用”說，即“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主張“采西學”“制洋器”，它發(fā)展了鴉片戰(zhàn)爭時期林則徐、魏源所倡導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流行于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主持的洋務運動時期。馮桂芬的“中體西用”說看似單純針對中學、西學關系而發(fā)，與救國探索聯(lián)系不大，實則是由救國引發(fā)并為救國目的而提出的。馮桂芬認為，中國全部的問題在于自強，“自強而有事，則我有以待之……自強而無事，則我不為禍始……自強之道誠不可須臾緩矣”。歷時35年的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即為華人對強國之路的探索。由于列強侵略與民族振興是晚清歷史的中心議題，貫穿其始終，又由于華人看到中、西方的差距，看到傳統(tǒng)思想、中學無法救中國，唯有求諸西學、西方文化，所以晚清以降就中、西學關系提出的觀點、態(tài)度和應對多數離不開救國強國的目的，都指向救亡圖存的初衷。從事翻譯的洋務機構——同文館和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建立即是其產物。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籌組了翻譯館，報請總理衙門批準，館內教習和學員，凡譯書有成就者，可獲獎勵。任席淦、汪鳳藻為撰修官，負責譯稿的校改潤色。同文館師生所譯之書，據說有200余種。后在同文館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廣方言館，學生除修翻譯課程外，還與外文教習合作譯書。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是1867年由丁日昌在江南制造總局內附設而成，其中傳教士主口譯，有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偉烈亞力等人，華人筆述者有華蘅芳、徐壽、趙元益、江蘅、徐建寅、李鳳苞等人。西學譯介的范疇已比前期深廣，包括象緯、輿圖、格致、器節(jié)、兵法、醫(yī)術等。制造局翻譯館的譯書活動，集中在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據1909年該館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譯書提要》記錄，共出書160種，以自然科學和兵工技術的譯介為主，對社會科學的譯介只占總譯書數的五分之一。自強運動與西書譯介的結合是歷史的必然，說明了甲午戰(zhàn)爭前華人對西學救國的探索，其譯介側重與救國策略的結合，以及華人、西士之間的互動關系。

面對華人日益增強的憂患意識和直接傳教效果甚微的挫敗，以及部分傳教士前期嘗試間接傳教的可觀收效，新教傳教士開始重視西學譯介，由前期的附以西學變?yōu)閷Ｒ晕鲗W，很多信仰世俗救世的新教徒，開始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各種西學譯介活動中，如傅蘭雅曾描述林樂知一天的生活：林氏當時工作，極度緊張，晝夜不息，無間風雨，每日上午在廣方言館授課，午后赴制造局譯書，夜間編輯《萬國公報》，禮拜日，則盡日說教及處理教會事務，同事十年，從未見其有片刻閑暇，雖嘗勸其稍稍節(jié)勞，以維健康，而彼竟謂體內無一“懶骨”。對于部分新教傳教士而言，西學譯介不再是謀生和傳教之下的權宜之計，而是其主業(yè)的一部分，這也得到了母會的支持。1860—1890年，傳教士在中國發(fā)行的期刊有76種，其中，宗教性質的有40種，“世俗”性質的有36種。益智書會是由傅蘭雅1877年組辦的，譯介的教科書多被清政府1902年頒行新學制時所采用，其中的《格致須知》與《格物圖說》的規(guī)模和影響最大。此外，狄考文創(chuàng)立的文會館，基督教徒在上海組織的中國教育會、美華書館、科學儀器館、匯文書院等都是傳教士此時期創(chuàng)辦的譯書機構，但更重要的是廣學會。廣學會第九屆年會中記錄：“譯印各種書籍共85種之多，治世之書居其半，載道之書亦居其半?！笔粚媚陼杏涗洠骸皬V學會于十年來譯著《自西徂東》《泰西新史攬要》《中東戰(zhàn)紀本末》《格物探源》《時事新論》《列國興盛記》及《萬國公報》諸書。初印時，人鮮顧問，往往隨處分贈，既而漸有樂購者。近三年內，幾于四海風行?！睆V學會出版的譯著包括宗教、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實業(yè)、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各個方面，其機關報《萬國公報》的報刊性質也由宗教轉為世俗。此時的西學譯介雖然從原來的軍事、技藝層面擴大到涵蓋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但仍然以堅船利炮、聲光化電為主要內容，例如，應用科學，如工藝、礦務、船政占全部西學譯書的40%左右，自然科學占30%左右，而人文社會科學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新教傳教士的西學翻譯促進了改良人士向西學強國方向的認識轉變，如同治五年（1866），朝廷就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威妥瑪的《新議論略》來征求各地大員意見時，包括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大臣在內的諸多地方督撫當時對于電線、鐵路、機器挖煤等持反對態(tài)度，而在隨后的洋務運動中，他們則轉變?yōu)樯鲜鲅髣盏某珜д吆突I辦者。這之間的轉變不無西學翻譯中救國之策的譯介對華人，尤其是對清政府開明官吏產生的影響。李提摩太譯介了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泰西新史攬要》，他本人也常被邀至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的府邸，探討興辦洋務，甚至出現(xiàn)被兩位官員同時邀請的情形。傳教士們通過西學譯介與洋務派、總理衙門、駐外公使，以及地方官吏建立了聯(lián)系。以西學取悅社會上層人士、以救國方案迎合華人需求，是傳教士用以達到影響中國、輸入西方文化、進而使中國皈依基督教的自上而下傳教策略的有效途徑。就是在這樣的晚清歷史變局中，強國探索將新教士與華人，尤其是士大夫階層聯(lián)系了起來，聯(lián)系的載體就是西學翻譯。

概括來講，華人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救國心態(tài)經歷了由緩到急，對國難認識由迷夢初醒到憂患迫切的過程，由求助于古學、中學到西學救國，由聚焦西學中的軍事知識到科技實業(yè)知識，這其中的轉變受時局變化、西人引介等的影響。而同時，這種心態(tài)的轉變促進了華人救國探索的指導思想、認識和行為的轉變：中、西學關系的指導思想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體用之分”“道器之辨”；由抵制西學到接受西學；由旁觀西人的西學活動，到參與其中，悉心模仿。這種西學救國心態(tài)和行為的歷史變遷，在整個中國近代史的進程中，是有益的，是推進中國發(fā)展的積極力量，盡管它受各方因素和自身局限的限制沒有達到救中國的目的，但其歷史進步意義是值得肯定的。以王韜的報館經歷為例，他從參加西人的墨海書館開始，先后參加或協(xié)助編撰的刊物有《六合叢談》《遐邇貫珍》《近事編錄》《香港華字日報》，在西教士創(chuàng)辦的報館里積累了豐富的辦報經驗，為他1874年2月4日創(chuàng)辦華人報紙《循環(huán)日報》做準備。

另外，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新教傳教士的傳教心態(tài)、西學譯介心態(tài)及其行為也發(fā)生了轉變。由直接傳教到直接、間接傳教并舉；由傳教對象為下層貧民轉向社會上層人士；由軍事科技為主到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為主；由不關世俗到受聘于清政府、參與政事。這種由直接傳教到間接西學傳教（以西學促傳教）的轉變亦是受時局、時人，尤其是士大夫官紳階層的西學救國需求及間接傳教策略、海外傳教運動等諸多因素影響。而新教傳教士的西學譯介，是對晚清形勢、華人救國探索的適應，是晚清政府強國探索的組成部分，加快了華人學習西方的步伐，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觀念和做法，配合了華人救國探索的進行，盡管其主觀動機和意圖總是與傳教分不開，盡管沒有達到使中國皈依基督教的初衷，沒有成就中國救國的夢想，沒有實現(xiàn)其變法改革設想，但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救國探索的一部分，其積極的作用，引領示范的功能，與華人合作、互動的歷史角色都是不可磨滅的。自由派新教士活躍其中的廣學會的西學譯介，尤其是外國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中文報刊中歷時最長、發(f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綜合性報刊《萬國公報》，是其歷史的記錄和佐證。

1.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2.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335-345.

3. 姚崧齡。影響我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M］.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65.

4. 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M］.李憲堂，侯林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