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休寧戴震受學江永，其與惠棟亦在師友之間。震十歲就傅，受《大學章句》，至“右經(jīng)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庇謫枺骸翱鬃?、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庇謫枺骸爸苋ニ螏缀螘r？”曰：“幾二千年?！庇謫枺骸叭粍t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據(jù)王昶《述庵文鈔·戴東原墓志銘》)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說明戴氏學術之出發(fā)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則層層逼拶，直到盡頭處；茍終無足以起其信昔，雖圣哲父師之言不信也，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為一代學派完成建設之業(yè)固宜。

震之言曰：

“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見，其蔽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賢以附驥尾?！街谴╄徴?，或非盡掊擊以自表暴，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為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東原文集》答鄭用牧書)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語，實震一生最得力處。蓋學問之難也，粗涉其途，未有不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脫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鑒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震之破“人蔽”也，曰：

“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以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我詠砣逭?，以己之見硬坐為古圣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源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砸詾橛谛臒o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不知者且以實踐躬行之儒歸焉?！?《東原集》與某書)

其破“己蔽”也，曰：

“凡仆所以尋求于遺經(jīng)，懼圣人之緒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尋求而有獲十分之見者，有未至十分之見者。所謂十分之見，必征諸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傳聞以擬其是，擇于眾說以裁其優(yōu)，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jù)以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批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jīng)，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壬钏甲缘枚?，然后知孰為十分之見，孰為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為直者，其曲于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為平者，其坳于是可見也。夫然后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jīng)不害?！?《東原集》與姚姬傳書)

讀第一段，則知目震所治者為“漢學”，實未當也。震之所期，在“空諸依傍”。晉宋學風，固在所詆斥矣，即漢人亦僅稱其有家法，而未嘗教人以盲從，錢大昕謂其“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潛研堂集》戴震傳)余廷燦謂其“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群經(jīng)，即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復參證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余氏撰《戴東原先生事略》，見《國朝耆獻類征》百三十一)此最能傳寫其思想解放之精神。讀第二段，其所謂十分之見與未至十分之見者，即科學家定理與假說之分也。科學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經(jīng)過假設之階級而后成。初得一義，未敢信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為近真焉，而憑藉之以為研究之點，幾經(jīng)試驗之結果，寖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達于十分，于是認為定理而主張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為假說以俟后人，或遂自廢棄之也。凡科學家之態(tài)度，固當如是也。震之此論，實從甘苦閱歷得來。所謂昔以為直而今見其曲，昔以為平而今見其坳，實科學研究法一定之歷程，時其毅然割舍，“傳信不傳疑”，又學者社會最主要之道德矣。震又言曰：

“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仆誠不足以與于其間，其私自持及為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扣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

戴學所以異于惠學者，惠僅淹博，而戴則識斷且精審也。章炳麟曰：“戴學分析條理，·密嚴塛，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檢論·清儒篇》)可謂知言。

凌廷堪為震作事略狀，而系以論曰：“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qū)嵤略谇?，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也；吾所謂非，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shù)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校禮堂集》)此其言絕似實證哲學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見焉。清學派之精神見焉。惜乎此精神僅應用于考古，而未能應用于自然學界，則時代為之也。

震常言：“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為真知也?！倍斡癫谩督?jīng)韻樓集·娛親雅言序》引)故其學雖淹博而不泛濫。其最專精者，曰小學，曰歷算，曰水地。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歷算之書，有《原象》一卷，《歷問》二卷，《古歷考》二卷，《句股割圓記》三卷，《續(xù)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水地之書，有《水地記》一卷，《校水經(jīng)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其他著述不備舉。《四庫全書》天算類提要全出其手，他部亦多參與焉，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曰《孟子字義疏證》。

《孟子字義疏證》，蓋軼出考證學范圍以外，欲建設一“戴氏哲學”矣。震嘗言曰：

“圣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于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骎骎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東原文集》卷八與某書)

又曰：

“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啟天下后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而執(zhí)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于得理益遠，于執(zhí)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為意見也。”(《戴氏遺書》九附錄答彭進士書)

又曰：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q子孫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同上)

震欲祛“以釋混儒”“舍欲言理”之兩蔽，故既作《原善》三篇，復為《孟子字義疏證》《疏證》之精語曰：

“……《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ト酥翁煜拢w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氐異于圣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于宋儒，則信以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圣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為怪。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jié)著于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于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shù)。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

又曰：

“孟子言‘養(yǎng)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之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于天下之人生道窮蹙，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p>

又曰：

“朱子屢言‘人欲所蔽’，凡‘欲’無非以生以養(yǎng)之事，‘欲’之失為‘私’不為‘蔽’，自以為得理而所執(zhí)之實謬乃‘蔽’。人之大患，‘私’與‘蔽’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又曰：

“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p>

又曰：

“古圣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而后儒以為如有別物焉湊泊附著以為性，由雜乎老釋，終昧于孔孟之言故也?！?/p>

又曰：

“問：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經(jīng)中無其文，故借……之語以飾其說、以取信學者歟？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說為圣人所言，是誣圣。借其語以飾吾之說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誣圣欺學者，程朱之賢不為。蓋其學借階于老釋，是故失之，凡習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覺?！?/p>

《疏證》一書，字字精粹，右所錄者未盡其萬一也。綜其內(nèi)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zhì)絕相類。蓋當時人心，為基督教絕對禁欲主義所束縛，痛苦無藝，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違，乃相與作偽，而道德反掃地以盡。文藝復興之運動，乃采久閼窒之“希臘的情感主義”以藥之。一旦解放，文化轉(zhuǎn)一新方向以進行，則蓬勃而莫能御。戴震蓋確有見于此，其志愿確欲為中國文化轉(zhuǎn)一新方向。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論尊卑順逆一段，實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雖辭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fā)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震亦極以此自負，嘗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戴東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雖然，戴氏學派雖披靡一世，獨此書影響極小。據(jù)江藩所記，謂當時讀《疏證》者莫能通其義，惟洪榜好焉；榜為震行狀，載《與彭尺木書》(按此書即與《孟子字義疏證》相發(fā)明者)。朱筠見之，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是?！卑褓O筠書力爭不得。震子中立，卒將此書刪去。(《漢學師承記》卷六)可見當時戴門諸子之對于此書，已持異同。唐鑒謂：“先生本訓詁家，欲諱其不知義理，持著《孟子字義疏證》以詆程朱。”(《國朝學案小識》)鑒非能知戴學者，其言誠不足輕重，然可以代表當時多數(shù)人之心理也。當時宗戴之人，于此書既鮮誦習發(fā)明，其反駁者亦僅一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上)，然搔不著癢處。此書蓋百余年未生反響之書也，豈其反響當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論清學正統(tǒng)派之運動，遂不得不將此書除外。吾常言：“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也。”此其收獲所以不逮“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之豐大也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