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于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后所發(fā)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其盛衰之跡，恰如前節(jié)所論之四期。

其啟蒙運動之代表人物，則顧炎武、胡渭、閻若璩也。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后，學者習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系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經；而若璩辨?zhèn)谓?，喚起“求真”觀念；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于是清學之規(guī)模立焉。同時對于明學之反動，尚有數種方向。其一，顏元、李塨一派，謂“學問固不當求諸瞑想，亦不當求諸書冊，惟當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劉獻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處亦略近于此派。其二，黃宗羲、萬斯同一派，以史學為根據，而推之于當世之務。顧炎武所學，本亦具此精神。而黃、萬輩規(guī)模之大不逮顧，故專向此一方面發(fā)展。同時顧祖禹之學，亦大略同一逕路。其后則衍為全祖望、章學誠等，于清學為別派。其三，王錫闡、梅文鼎一派，專治天算，開自然科學之端緒焉。此諸派者，其研究學問之方法，皆與明儒根本差異。除顏、李一派中絕外，其余皆有傳于后。而顧、閻、胡尤為正統(tǒng)派不祧之大宗。其猶為舊學(理學)堅守殘壘、效死勿去者，則有孫奇逢、李中孚、陸世儀等，而其學風已由明而漸返于宋。即諸新學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跡猶不少。故此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于宋，且漸復于漢、唐。

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則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統(tǒng)派。試舉啟蒙派與正統(tǒng)派相異之點：一，啟蒙派對于宋學，一部分猛烈攻擊，而仍因襲其一部分；正統(tǒng)派則自固壁壘，將宋學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二，啟蒙派抱通經致用之觀念，故喜言成敗得失經世之務；正統(tǒng)派則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正統(tǒng)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惠棟受學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臺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學于江永，亦事棟以先輩禮。震之在鄉(xiāng)里，衍其學者，有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春喬——等。其教于京師，弟子之顯者，有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念孫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其實清儒最惡立門戶，不喜以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也?；?、戴齊名，而惠尊聞好博，戴深刻斷制?；輧H“述者”，而戴則“作者”也。受其學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異，故正統(tǒng)派之盟主必推戴。當時學者承流向風各有建樹者，不可數計，而紀昀、王昶、畢沅、阮元輩，皆處貴要，傾心宗尚，隱若護法，于是茲派稱全盛焉。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其研究范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于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當斯時也，學風殆統(tǒng)于一。啟蒙期之宋學殘緒，亦莫能續(xù)，僅有所謂古文家者，假“因文見道”之名，欲承其祧，時與漢學為難，然志力兩薄，不足以張其軍。

其蛻分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康有為、梁啟超也。當正統(tǒng)派全盛時，學者以專經為尚，于是有莊存與，始治《春秋公羊傳》有心得，而劉逢祿、龔自珍最能傳其學?！豆騻鳌氛?，“今文學”也。東漢時，本有今文古文之爭，甚烈?！对姟分懊珎鳌?，《春秋》之“左傳”，及《周官》，皆晚出，稱古文，學者不信之。至漢末而古文學乃盛。自閻若璩攻《偽古文尚書》得勝，漸開學者疑經之風。于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魏源大疑《詩毛氏傳》。若《周官》，則宋以來固多疑之矣。康有為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偽造。正統(tǒng)派所最尊崇之許、鄭，皆在所排擊。則所謂復古者，由東漢以復于西漢。有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說，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實極大膽之論，對于數千年經籍謀一突飛的大解放，以開自由研究之門。其弟子最著者，陳千秋、梁啟超。千秋早卒。啟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學。然啟超與正統(tǒng)派因緣較深，時時不慊于其師之武斷，故末流多有異同，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yè)不昌，而轉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

清學之蛻分期，同時即其衰落期也。顧、閻、胡、惠、戴、段、二王諸先輩，非特學識淵粹卓絕，即行誼亦至狷潔。及其學既盛，舉國希聲附和，浮華之士亦競趨焉，固已漸為社會所厭。且茲學犖犖諸大端，為前人發(fā)揮略盡，后起者率因襲補苴，無復創(chuàng)作精神；即有發(fā)明，亦皆末節(jié)，漢人所謂“碎義逃難”也。而其人猶自倨貴，儼成一種“學閥”之觀。今古文之爭起，互相詆謨，缺點益暴露。海通以還，外學輸入，學子憬然于竺舊之非計，相率吐棄之，其命運自不能以復久延。然在此期中，猶有一二大師焉，為正統(tǒng)派死守最后之壁壘，曰俞樾，曰孫詒讓，皆得流于高郵王氏。樾著書，惟二三種獨精絕，余乃類無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詒讓則有醇無疵，得此后殿，清學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過其師，然亦以好談政治，稍荒厥業(yè)。而績溪諸胡之后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tǒng)派遺風。

綜觀二百余年之學史，其影響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則科學的研究精神實啟之。今清學固衰落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勢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無所容其痛惜留戀，惟能將此研究精神轉用于他方向，則清學亡而不亡也矣。

略論既竟，今當分說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