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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康有為論物質(zhì)救國

康有為（1858—1927）是現(xiàn)代中國第一個境界高遠的改革家，也是第一個比較充分地使用德意志政治文化經(jīng)驗的思想家。19世紀20世紀之交，康有為出亡16年，遍游四大洲，經(jīng)31國，行60萬里，出入德境凡11次。其《德國游記》、《補德國游記》、《日耳曼沿革考》及若干詩作都親切而具體地敘述了德意志的歷史文化和現(xiàn)實狀貌，并向德國奉獻了最美好的贊辭：“吾游遍萬國矣。英國雖為歐土先驅，而以今論之，則一切以德為冠。德政治第一，武備第一，文學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宮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樂第一，乃至全國山水之秀綠亦第一。”另外還有醫(yī)術第一，電學第一，工藝第一，商務第一，宮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樂第一等等。理解、消化普魯士—德國崛起的經(jīng)驗并以之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借鏡，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現(xiàn)代德國后來居上，迅速擁有稱霸西方世界的國家能力，這一點，已為康有為以前的一些中國人所認知。歐游途中，康有為注意到：德國既強，即有俯視歐洲各國之勢?！拔嵯蛞詾橹袊⑷?，動為歐人所凌侮……今乃知歐土諸強亦為至強之德所侮，其受凌忍氣亦如我國。此皆就英、法、奧大國言之，若比、瑞、丹諸小國，益順受其侮，不足道也。蓋強凌弱者，天道自然，人事自然。雖有圣者，只有自強發(fā)憤而已，無公理之可言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19世紀末的“新世界”有強權，無公理。文明的歐洲也存在弱肉強食的現(xiàn)象，還到哪里去找“公理”？中國要學西方，就是學德國的“自強發(fā)憤”。這就是康有為德國論述的主題。

1.“物質(zhì)救國論”的含義

歐游結束后，康有為專寫一詩描述“物質(zhì)救國”的典范德國：

閱彼德兵，肅肅其武。止如山立，動如潮怒。旋視他國，囂散如舞。

德人之工，日出瑰詭。既深理化，自多新制。器美值廉，壓倒大地。

德人之商，勤懇精密。皆學皆兵，歷試乃成。奄有歐東，遂勝強英。

德士之資，重毅忮懻。天性好學，深思獨至。其起雖后，其成殊異。

追溯德國所以致強之由，反思中國所以失敗之因，康有為繼變法維新之后又提出了一個救舊中國開新中國的方案：“……較量于歐亞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異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變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緣繁夥，誠不可以一說盡之。歐洲百年來最著之效，則有國民學、物質(zhì)學二者。中國數(shù)年來，亦知發(fā)明國民之義矣。但以一國之強弱論焉，以中國之地位，為救急之方藥，則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講物質(zhì)之學而已?！笔裁词恰拔镔|(zhì)”呢？“物質(zhì)之方體無窮，以吾考之，則吾所取為救國之急藥，惟有工藝、汽電、炮艦與兵而已，惟有工藝、汽、電、炮、艦與兵而已！”以物質(zhì)發(fā)展而不是制度變革為救國戰(zhàn)略，康有為此論實際上是清末洋務運動的理論發(fā)揮。

19世紀最后幾年，也就是康有為出亡后的幾年，中國的危機日甚一日：1898年，德國強租膠州灣99年、俄羅斯強租旅順大連25年、日本以福建為其勢力范圍、英國租借威海衛(wèi)25年；1899年，法國租借廣州灣90年；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中國已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狀態(tài)。1901年，康有為在注釋古典時也無法自抑地流露出傷痛之情：“念我邦族，哀我種人，何為不可活若是乎？”在康有為看來，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軍備衰弱：“如今萬國爭于自存，德、俄且窮國力為之，舉國為兵，刻日可備。而我聞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豈能幸勝？”漫游在已經(jīng)崛起的德國，康有為想到了呂宋、墨西哥的悲慘命運：“吾聞美之破呂宋也，美國人告我曰，呂宋之自立軍阿坤雅度，強悍不畏死甚矣，終以無炮而敗亡。墨西哥昔極文明，制作多有過于歐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僅挾刀矛弓矢，無以為御，遂以三萬精兵為班五百炮隊所敗而亡。班人盡戮其文學之士，悉焚其書，而墨數(shù)千年之文明遂盡。今墨人至舉國為班之文字，無復識其文明之舊者。劫灰已盡，念之哀痛，豈料子孫無炮之慘禍及數(shù)千年文明之國人如此耶！”呂宋有壯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明，都因沒有大炮而亡國，得勝的西班牙還徹底毀滅了墨西哥文明。甲午一戰(zhàn)，中國敗于蕞爾小國日本，呂宋、墨西哥是不是就是中國的未來？康有為有理由擔心：“我昔之敗于日本也，其由雖多，而日槍速而及遠，我槍常不逮數(shù)里，故望風奔避。一槍炮廠而國威所系，亦大矣哉！”有“物質(zhì)”者生、無“物質(zhì)”者死，這就是當代史的教訓。

“物質(zhì)”的基本含義就是工商經(jīng)濟?？涤袨橹苡问澜绲臅r代，正是德國前所未有的發(fā)展迅速、國力大增的時代。從1871年到1900年，德國的鋼鐵、化學、煤礦和軍事工業(yè)實現(xiàn)了跨越式發(fā)展，遠超英、法而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強國。1895年后，康有為不斷發(fā)表文章，分析說明輪船、鐵路、電報、汽球、電燈及各類農(nóng)業(yè)機械對增進國力和民財?shù)谋匾?，德國的?jīng)驗更強化了這一認識：“德國以貧困著，雖破法后，各種汽機未興，制造不振，物價騰踴，用品缺乏，生產(chǎn)甚微，豈知一旦興物質(zhì)工學后，二十年間，遂軼強英而冠萬國乎？”德國由貧困而富強，根源即在工藝大開、工商繁榮：“德之盛在工商”；“德國近古研精工藝，電尤致精，實冠全歐，英人猶就學焉……吾觀德國真無物無事不居各國上?？晌吩眨〉聡?。海王英，陸霸法，皆遜一籌矣”。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并未停留在洋務運動的認識層次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一些眼界遠大的漢族官僚走出了學習兩方的第一步，以“自強”為名開創(chuàng)了“洋務運動”。首先是一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nèi)興辦近代企業(yè)，這些官辦企業(yè)很快就出現(xiàn)了冗員充斥、機構臃腫、貪污腐敗、管理混亂、效率低下等弊端，朝廷不得不于19世紀80年代實行“官督商辦”，即由商人出資認股、政府委派官員經(jīng)營管理。但“官督商辦”又面臨著“產(chǎn)權不明”的問題，特別是隨著企業(yè)盈利的豐厚，督“官”們加強了對企業(yè)的“管理”或曰干預，將這些企業(yè)視同“官產(chǎn)”，甚至視為己產(chǎn)，予取予奪，無償征索，導致企業(yè)普遍衰敗。1898年，清廷頒布《振興工藝給獎章程》，承認私營企業(yè)的合法性。從“官辦”、“官督商辦”，到“商辦”，中國私營企業(yè)在夾縫中艱難生長?？涤袨橐缘聡撹F大王克虜伯為例，說明私有制的重要性，他明確主張中國須發(fā)展私營經(jīng)濟：“且同、光數(shù)十年來所開之新器局，所皆官辦也。夫一切待于官辦，無論財力不足，不能多開也。即使財力能多開，其能有競爭至美之心，以與歐洲列強敵乎？又能有無窮之大廠乎？必不能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

“物質(zhì)”的另一個含義是“物質(zhì)學”即科學技術。甲午戰(zhàn)敗后中國盛行興學校以啟民智的主張，戊戌后又風行革命、自由之思潮，其典范則是現(xiàn)代西方。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軍事失敗迫使中國人承認文化失敗，并從傳統(tǒng)“教導的文明”（teaching civilization）轉向“學習的文明”（learning civilization），對西方的熱情持續(xù)一個多世紀依然不衰，盡管其中也有不服、怨恨乃至反抗，但“學習”確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基本態(tài)度。無論是學技術、學政制，還是學文化，尊西學西卻一以貫之。20世紀初，這一學習過程已經(jīng)進入模仿西方實行民主革命的階段。但康有為認為，當時所倡之學皆為“虛學”而非“實學”?！疤搶W”就是空喊民主口號、熱衷政治革命，“實學”就是科學技術。康有為欣賞德國人注重科學方法和實際效果的做法，孜孜以求國家實力的提高。他在德國參觀最多的，一是文物遺跡，二是工廠企業(yè)。他一再浩嘆：“普之重藝若此，宜其今日工藝之盛而統(tǒng)日耳曼而為霸哉！蓋歐美今日之盛，不在道德而在工藝。若吾國空談名理，妙解文學，多在形而上者，而不屑形而下者，國弱民貧皆在于此。人之體殼皆血肉之軀，本一物質(zhì)，不能高言玄妙。工藝乃物質(zhì)之實用利物，前民最切者，得之宜強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吾之嘆美德國，又不在其虛理學，而在其實業(yè)學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康有為所謂的“物質(zhì)學”、“實業(yè)學”，一是指基礎科學，如化、光、電、重、天文、地理、算數(shù)、動植生物；二是指“實用科學”，即技術基礎科學；三是指“專門業(yè)學”，即工程技術科學，如“工藝兵炮者”?？嫡J為，正是這些“物質(zhì)學”而不是政律、學論，是歐人橫絕大地的根本，也是慣于凌空蹈虛的中國人必須掌握的。因此，康有為在《物質(zhì)救國論》中具體分析了歐美各國科學技術之所長，對如何在國內(nèi)興學、如何派遣留學生、如何聘請外國專家等都提出了若干具體建議，如學機器宜到蘇格蘭，學電學、汽機宜到美國，學實用科學宜到德國，學工藝宜到意大利，等等，這是一份中國科技現(xiàn)代化的初步綱要。

“物質(zhì)”的第三個含義是軍備國防?？涤袨檎f“物質(zhì)”，總是“工藝、汽、電、炮、艦”或“工藝、兵、炮”連用，因為“救國”的“物質(zhì)”必須落實在直接體現(xiàn)國家實力競爭的戰(zhàn)場上。康有為發(fā)現(xiàn)，普魯士—德國崛起的兩個關鍵階段都與“尚武”有關。普魯士的興起始于18世紀有“士兵王”之稱的普魯士弗里德利希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1713—1740在位）。這位歐洲第一個穿軍服的君主，登基后即以強力打造普魯士。他“專以治兵為事，好巨人，選長軀干者為衛(wèi)軍，凡物聚于所好，遂得精兵八萬，掠取瑞典南方地。雖專制殘暴，殺戮大臣，輕待文士，略似明太祖，然普之以兵力稱強北歐，卒能以小侯與奧爭霸”。所謂“尚武”，不只是指普魯士——德國發(fā)憤治兵、驍勇善戰(zhàn)以及習慣于用槍桿子解決政治問題，也指其在長期爭戰(zhàn)中所形成的軍事性格和作風，以至于有人說普魯士不是一個擁有一支軍隊的國家，而是一支擁有一個國家的軍隊?？涤袨檎J為，無論是德國人以“整齊嚴肅”著稱的行為風格，還是普魯士—德國的迅速崛起，都與“軍容”有關?！案`深考德人所以致強之由，全在于舉國民為兵之一事也。夫舉國民皆嘗為兵，其兵之多也，人皆習于戰(zhàn)事，而后備兵無窮也?！嵘钣^德國之工商大盛，人民多才敏，奉法皆嚴謹，行事有紀律，身健能耐苦。所游之地，所奉之職，皆能有條理，雖在遠方，合群任事，秩然不紊，肅然不嘩，迥異各國。其少年學校之教，亦與各國同耳。而德人鼎鼎肅肅、獨出冠時者，則以德人皆嘗為兵。”游德期間，康有為對其軍備、軍械、古戰(zhàn)場等多有詳細記載，其《游武庫》和《游克虜伯炮廠》兩篇，對德國的軍備技術、武器產(chǎn)品有詳細介紹，以喚起國人注意。寫完《德國游記》三年后，康有為又寫《補德國游記》，其中最重要的內(nèi)容是1907年1月14日對萊茵河兩岸戰(zhàn)壘（城堡）的記述與想象。在相當于中國百八十二里內(nèi)，連山夾河，壘凡百數(shù)?！皦疽舱?，故侯之宮，而爭戰(zhàn)之場，歐人之白骨所筑，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瓪W土之侯，日夕披數(shù)十斤之金甲，童子亦然。引尺許之玻杯以飲葡萄酒，醉則臥地，劫搶民女，醒則出獵，入民家而奪所有，或攻鄰國而掠其商民。大舉則大劍長槍，以攻其壘。非深宵入內(nèi)寢見其妻，無敢解甲者。頭目戴密孔之鐵胄，足股踏纏裹之鐵滕，甲厚如錢，楯長過丈，茍非刺喉，無自殺之。若其壘制奇詭，憑山顛而俯絕壁，峻聳入云，處處斷而續(xù)以橋，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圓，可通可絕，可降可升。不知幾經(jīng)戰(zhàn)爭，乃得此式也。故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慘淡風云、無限碧血造就了德意志文明，以至于旅游中的康有為深感驚恐：“臨眺山河，但覺有壘處增添異景，而五十年前蛇豕縱橫，鋒鏑鳴突，流血漬地，來因河波，為之變赤。附壘之村人，即當日依侯之隸民也。日日慘殺，月蒙劫掠，何辜于天，如是千年?！?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還特別稱贊德國海軍建設的成績和效果：“夫德國之強，而前數(shù)年海軍未備，猶為人侮。”1897年，威廉二世下詔加強海軍建設，花費巨資建造軍艦。當俄軍誤擊英船時，“吾時在倫敦，諸大臣約見，而皆以事俄未暇，舉國嘩然備戰(zhàn)，吾問英人，謂英海軍制勝于俄，何所慮？英人謂俄聯(lián)法不足畏，獨慮德助之耳，德人海軍近者新強也云云。即此一端，德兵艦之聲威已見，他日之掠取土地，更屬無限?！?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康有為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正是德國海軍的迅速發(fā)展，觸發(f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他之所以提出海軍問題，是因為中國是濱海之國，本來應該像英國那樣“以波濤為國”的，但實際上只限于“保守門戶”，結果則是以“萬寶儲藏”之國而在“海盜環(huán)伺”之境“坐待賊至”。沒有強大的海軍，萬里波濤不過是打開的國門。事實上，近代中國所遭遇的敵人，首先就是西來的新式“海盜”。

所謂“物質(zhì)救國論”，說到底就是在列強環(huán)伺的險惡環(huán)境中，中國如何才能有力量保家衛(wèi)國的問題。

2.“物質(zhì)救國論”的其他形態(tài)

“物質(zhì)救國論”是康有為思想的一次重要轉折。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提出了包括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等一整套變法主張，如政治上的“君主立憲”，經(jīng)濟上的發(fā)展工業(yè)、振興商業(yè)，文教上的“開民智”、“興學?！薄ⅰ皬U八股”等。歐游之后，康有為把“物質(zhì)”置于比政治、文教更優(yōu)先的地位。也就在提出“物質(zhì)救國論”的前后，康有為還有《金主幣救國議》（1908年冬）、《理財救國論》（1913年2月）等論著，以為貨幣制度的改革是中國救亡的“神方大藥”、建立起現(xiàn)代金融體系即可“十年而富力無敵于天下”，如此等等，所論均重在“物質(zhì)”方面。盡管康有為也明白歐美的繁榮原“不可以一說盡之”，至少還有“國民學”，即民主理論及其實踐和運動，但他真正關注并大加發(fā)揮的還是“物質(zhì)救國論”，并自覺地以之與“政治改革論”、“文化革命論”相對立，以“物質(zhì)救國”為近代以來中國學習西方、探索中國現(xiàn)代性歷程所作的總結。

……我國人今之敗于歐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間，而所最大敗遠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間新發(fā)明之工藝、兵炮也。凡歐人于百年來，所以橫絕大地者，雖其政律、學論之有助，而實皆藉工藝、兵炮以致之也。夫工藝、兵、炮者，物質(zhì)也，即其政律之周備，及科學中之化、光、電、重、天文、地理、算數(shù)、動植、生物，亦不出力、數(shù)、形、氣之物質(zhì)。然則吾國人之所以遜于歐人者，但在物質(zhì)而已。物質(zhì)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國人能講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則今而欲救國乎？專從事于物質(zhì)足矣。于物質(zhì)之中，先從事于其工藝、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藝、兵炮，而空談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則使舉國人皆盧騷（盧梭）、福祿特爾（伏爾泰）、孟的斯鳩（孟德斯鳩），而強敵要挾，一語不遂，鐵艦壓境，陸軍并進，挾其一分時六百響之炮，何以御之？

“物質(zhì)救國論”有其先驅。自林則徐、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zhàn)略主張后，曾國藩、李鴻章等“中興名臣”推動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就已經(jīng)從買槍買炮開始興辦了一批軍事工業(yè)，還建立了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涤袨檎J為，這一選擇本身并不錯，但曾、李等人“未能深講而力行之”，因為他們“皆知講軍、兵、炮、艦而已，惜乎其未及物質(zhì)之學，一切工藝、化、電、汽機之事也”。沒有科學技術及相應的工業(yè)基礎，軍兵炮艦即為“無本”。所以在參觀德國克虜伯炮廠后，康有為就指出：“同治中興諸公，久更兵事，觀其章奏，未嘗不以軍兵炮艦為言，后人方嗤其變法之無本，豈知所謂軍兵炮械者，乃尤無其本耶！諸公徒知購炮，而不求自制，又不求其本于制鐵，又不求其本于化學、礦學，此真不可解答者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提倡“物質(zhì)救國”就是重提林則徐、魏源的主張，舉一國之力，師各國之長技，興物質(zhì)、學科學、振武備，把魏源以至洋務運動的未竟之業(yè)進行到底。在這個意義上，康有為當然比同治諸公深入一步。

如果說康有為對曾、李等人的軍兵炮艦政策還是惜其不能“求其本”的話，那么他對20世紀的民主、自由、革命之論則持更嚴厲的批判態(tài)度?！段镔|(zhì)救國論》一開頭就提出兩個正反典型：俄國彼得大帝知道國之強弱不在人之多寡、地之大小，而在物質(zhì)工藝之興盛與否，所以親赴荷蘭學習造船，苦身做工，推動俄國采用各國之工藝，僅30年的工夫，俄國便“聲震全歐”。而印度王侯不明此理，只想著通過革命而獲得國家獨立，結果是萬里之土疆，三萬萬之士民，皆淪為英人的奴隸。在闡述其主張時，康有為一再申論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說“皆毒中國之藥者也”。這一方面是因為空喊自由、民權、革命只會耽誤中國的“物質(zhì)”發(fā)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革命或劇烈的社會變動會造成流血慘劇。早在戊戌年間，康有為就把革命描繪得十分可怕：“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十萬之貴族，百萬之富家，千萬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離，散逃異國。城市為墟，而變革頻仍，迄無安息，旋入洄淵，不知所極?！?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1906年寫作的《法國革命史論》對1793年“流血斷頭”的描繪更為可怖。倡導變法時害怕革命，革命風潮涌動時反對革命，“物質(zhì)救國論”當然可被理解為是康有為反革命論的一部分。

康有為早在1905年就寫好了《物質(zhì)救國論》，但正式刊印卻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此時中國文化思想界有兩個重要趨勢。最為醒目的，當然是學西方的文化革命思潮。其過程如陳獨秀所說：“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所謂“倫理的覺悟”，就是“文化覺悟”；所謂“覺悟”，就是意識到中國傳統(tǒng)價值的腐朽、僵化而另找出路?！拔逅摹毙挛幕\動的主流觀點是以西來的“民主”和“科學”為標準否定儒家傳統(tǒng)、“打倒孔家店”：“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涤袨樵谔岢觥拔镔|(zhì)救國論”時，新文化運動尚未形成，但梁啟超1902年開始發(fā)表的《新民說》實際上已經(jīng)提出了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基本論題，在當時和后世都影響極大?？涤袨檎J為，梁啟超之所論仍然是本末倒置之論。正如墨西哥的悲劇所顯示的，文明不能自保，保文明者，“物質(zhì)”也?！耙d能為歐人之教主，而無救于猶太之滅亡；佛能為東亞之教主，而無救于印度之滅亡?！毙逻M的美國沒有什么哲學成就，但因工業(yè)發(fā)達而國力強盛。相反，“若意大利、西班牙，崇奉天主教，其神學、哲學雖深，而物質(zhì)不精，國力亦微。法國亦有然。比利時以蕞爾小國，精機器制鐵之業(yè)，遂以立國。荷蘭首創(chuàng)海船業(yè)，俄大彼得親往學之，則遂先霸南洋。此皆物質(zhì)之功之成效大驗，不止英先創(chuàng)物質(zhì)學而先霸大地也。德國之昔者哲學尤眾矣，而久弱于法。自勝法后，專講物質(zhì)、工藝、機器、電化之學，事事業(yè)業(yè)，皆有專學，講求不過二十年，今遂勝于強英。德國工商之業(yè)，今已橫絕歐、亞、美、非之間，英人處處退縮，不獨法國已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康、梁（及陳獨秀）所論各有其理，中國現(xiàn)代化少不了“新民”、新文化，但處于存亡絕續(xù)之交的中國，卻不能不以“物質(zhì)”為優(yōu)先。

“五四”前后另一個文化趨勢是反西方的傳統(tǒng)復興。鑒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所暴露出來的現(xiàn)代西方的自相殘殺，一些此前曾熱情宣傳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中國論者，此時卻又在不同程度上質(zhì)疑西方的“物質(zhì)文明”，并相信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可以矯正西方現(xiàn)代性的弊端。如嚴復有詩云：“太息春秋無義戰(zhàn)，群雄何苦自相殘。歐洲三百年科學，盡作驅禽食肉看?！辈⒆宰⒄f：“戰(zhàn)時公法，徒虛語耳。甲寅歐戰(zhàn)以來，利器極殺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學者也。孟子曰：‘率鳥獸以食人’，非是謂歟？’”1919年3月，就法國總理被刺一事，王國維在書信中說：“時局如此，乃西人數(shù)百年講究富強之結果……若世界人民將來尚有子遺，則非采用東方之道德政治不可?！?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實地考察過戰(zhàn)后歐洲的梁啟超，則也公開在《歐游心影錄》中渲染了西方物質(zhì)文明和“科學萬能論”的破產(chǎn)：“二百年物質(zhì)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nèi)祟惒晃]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靠他向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西方的“科學先生”無路可走了，中國的“道德先生”正可為人類指出新路。盡管在“五四”西化主流面前，嚴復、王國維、梁啟超等人的這類“落后”、“復古”觀念并不顯赫，但后來新儒家的千言萬語，說明的也無非是這一點。結合20世紀末開始醞釀的民族復興、大國崛起的大氣候來看，這一傳統(tǒng)復興的潛流同樣是值得重視的。

在肯定中國道德文化的價值上，康有為與嚴復、王國維、梁啟超等一樣，但嚴、王、梁以之為西方科學文化的替代，而康卻沒有因世界大戰(zhàn)、西方分裂而改變立場，依然認為救國需要強大的物質(zhì)基礎，依然認為中國需要學習西方的物質(zhì)文明。如果說梁啟超等人提倡以中國精神文明補救西方物質(zhì)文化的話，那么康有為則重在以西方物質(zhì)文明補充中國的精神文明?？涤袨橐矝]有完全認同德國的尚武傳統(tǒng)。他坦陳：“吾人幸生中國，不知一統(tǒng)之治安者，其緩游諸國大都，而先循來因河畔，必將愀然于歐民之不幸，而自慶生存于中國之治安也。然禍福無門，得失相召，歐人以競爭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過我者。”但是，就中國民性的習慣和中國所處的環(huán)境而言，養(yǎng)育中國人的尚武精神和軍人作風是必要的：“吾國數(shù)千年一統(tǒng)承平，民氣散漫，民質(zhì)拖沓，其與整齊嚴肅之氣象至相反，是以弭亂而去治逾遠也。以此散漫拖沓之民氣，而當萬國競爭整齊嚴肅之兵氣，不待算而知其敗矣。然欲以救此散漫拖沓之民俗，舍舉國民為兵一義無以陰導之于整齊嚴肅之中?！袊鹚阑厣畡?，國民化弱為強之性，無過于是?！?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康有為并不認為僅僅“物質(zhì)”就可以救中國，但“物質(zhì)”是立國的前提和基礎，自由、民主也好，道德、精神也好，統(tǒng)統(tǒng)離不開物質(zhì)。

“五四”思想的主流是取資西方以改造中國文化，由此也激活了中國傳統(tǒng)的復興。在此歷史語境中，既非西化又非傳統(tǒng)的“物質(zhì)救國論”相對孤立。與康有為比較相近的，是五四吳稚暉的觀點：“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zhàn)國亂世的產(chǎn)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里三十年，現(xiàn)今鼓吹成一個干燥無味的物質(zhì)文明，人家用機關槍來打，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再整理什么國故，毫不嫌遲?！?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然而，康有為也沒有像吳稚暉這樣的激進而功利，所以不存在把國學丟在毛廁里三十年的問題。對他來說，學習西方的重心是物質(zhì)文明，繼承傳統(tǒng)的重心是道德文明，兩者須同時并舉，缺一不可。雖然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與傳統(tǒng)道德文明能否相互配合這一點，康有為沒有做具體論述，但他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事實上，無論現(xiàn)代中國思想界在物質(zhì)與精神的關系上有多少論爭，但追求富強以“把中國站住”這一點，卻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真正主題，“物質(zhì)救國論”并不孤立。

3.文明與武明，軟力量與硬力量

中西遭遇之后，西方的力量和“厲害”令中國人印象極深?？涤袨閷⑦@一印象和感受提煉為一個歷史判斷：在以軍兵炮艦為先鋒的國家競爭之世，“物質(zhì)”——具體言之即“兵”之勝負實已成為“文明之標志”。交戰(zhàn)雙方茍械有不敵，勝負立決，無可為言?？涤袨橐缘聡滤果湹摹拌F血政策”為例指出：“蓋爭亂世立國之需兵也，猶冬寒雨雪，人之需衣也?！史蚰茏粤⒍员Ｕ?，兵也；號稱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掠其地，虜其民，系縲之，劫奪之，奴隸之，而使人稽首厥角，稱功頌德者，兵也。今日本勝俄，則歐人大敬之。兵乎兵乎，人身之衣也，營壘之壁也，文明之標幟也，土地、文明之運取器也。立國而無兵，是自棄其國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同樣，日本勝中國后，西人即敬之若神，而屢屢失敗的中國只能從自以為是的“文明”降為“野蠻”。

文明的命運依賴于槍炮，這樣的時代就不再是“文明”之世：

競爭之世豈有所謂文明哉？但見為武明耳。

以“武明”說“文明”，表達的是工業(yè)文明取代農(nóng)業(yè)文明這一歷史趨勢?？涤袨檎J為，“新世”與“舊世”的區(qū)分，在其有無“物質(zhì)”：“有此者為新世界，則日生強；無此者為舊世界，則日澌滅”。此一“物質(zhì)”即是指現(xiàn)代工業(yè)，“新世界”即是工業(yè)文明，“舊世界”就是農(nóng)業(yè)文明：“今自物質(zhì)學之既新，蒸汽、電、化之機日出，無一而不易為機工之世界矣。校之以勞手足而為農(nóng)世界，其比例可得而考焉?！?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由農(nóng)業(yè)文明進而工業(yè)文明的轉折點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發(fā)明的蒸汽機。

康有為多次盛贊瓦特（他譯為“華忒”）之于“新世界”的奠基作用，如“巧奪造化代天工，制新世界真大德。華忒生后世光華，華忒未生世暗塞”等等。盛贊工業(yè)文明是為了反思中國農(nóng)業(yè)文明的貧乏。古中國專意農(nóng)桑，原是因為“人道之始惟需衣食，圣人因人道而為治也”，如果真以為這種家人數(shù)口、受田百畝的農(nóng)耕生活能達到“衣食足，教化興，禮讓行，頌聲作，被發(fā)美好，合哺而游”的“治化之境”，那不過是“士人數(shù)千年所想望而未得之者，徒令千年八股家贊嘆想慕，如神山樓閣而已”。哪怕是勤農(nóng)豐歲，胼手胝足終歲勞作的結果“亦僅得家人僅免饑寒”而已?？涤袨橹摯_為事實，在漫長的中國史上，即使是國家強大、文明鼎盛的漢唐之世，即使在領先當時世界的“康乾盛世”，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生活理想也只能是解決溫飽問題。歐游中的康有為看到，歐美深山窮谷的偏僻之民的家庭生活也已為舊中國“公卿之所不及”，其工余的娛樂更“有古天子之奉焉”。古中國的農(nóng)耕生活絕非處筆下的田園詩，現(xiàn)代中國“文明之不進，民智之不開，固由教之未盡，亦由道路未通、民富未充之故，則一切根原，亦由物質(zhì)不講致然也”。只要“物質(zhì)”不豐，無論是古是今都不會有幸福生活。如果說古中國對此還無可奈何的話，那么面對西方“機工世界”的挑戰(zhàn)，中國就再也不能沉醉在鄉(xiāng)土中國、農(nóng)耕生活盡善盡美的夢幻之中了。

“文明”和“武明”，也就是當代政治理論中的“軟力量”與“硬力量”。在傳統(tǒng)中國，打江山固然靠槍桿子，但坐江山的和平年代則以綱常名教立國，“王道”總是在道義上優(yōu)于“霸道”，因此總體上物質(zhì)不豐、“硬力量”不強，一旦遭遇北方游牧民族的鐵馬金戈，漢族政權多是南渡逃亡，直到異族入主中原。近代以來，中國“硬力量”一敗再敗。在亡國的危機面前，康有為特別看重“硬力量”的作用就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然而，康有為的文化思想是復雜的。

第一，康有為并不是物質(zhì)決定論者，他的文化思想并不能完全歸結為“武明”或“物質(zhì)救國”。他所痛詆的“文化”是那些無助于救國的空言虛論。如舊文人好談哲學文章而輕鄙工商；如新引進的西方自由、立憲之名，權利、競爭之說，它們不但與軍國實用之學無關，而且也不如過去雖不切于時用、卻可修身寡過有益于風俗的傳統(tǒng)教化。康有為的理想是文武兼?zhèn)?，他對純粹的“武明”并不抱好感?908年游塞爾維亞首都羅吉辣（貝爾格萊德）期間，他為這個窮兵黷武的國家感到悲哀：“撫有廣土午里疆，民愚治下無工商。但見沿途佩劍而戎裝，以兵為國可黯傷?！?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在價值論的意義上，“文明”優(yōu)于“武明”。武備乃是文明之具，而之所以要在工具論的意義上首重“武明”，原因在于中國原已有良好的“文明”：“夫道德哲學空論之說，中國固至美矣，不待求之外矣，求之外則益敗壞之耳。數(shù)千年之歷史、風俗、教化皆不同，而自有純粹卓立之處，亂之益害。若以立國御敵乎？強軍富民乎？則一切空論之學皆無用，而惟物質(zhì)之為功。然則今日救國之術，惟有急急專從事于物質(zhì)、工學之事斯已耳?！?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古中國以農(nóng)立國教化可美，不開新物質(zhì)則無由比美歐美文物。西方勝于中國者為“物質(zhì)”，中國優(yōu)于西方者為“道德”。既然救中國非空論可以奏效，那么“物質(zhì)救國論”就是當前中國所需要的應急方案?！拔涿鳌笔恰拔拿鳌钡谋Ｕ希拔涿鳌甭浜髣t“文明”亦落后。但“武明”可以“救文明”卻不能代替“文明”?，F(xiàn)代中國應該追求的，是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現(xiàn)代中國應該“保守”的，是傳統(tǒng)中國的道德教化和仁愛精神?！拔拿鳌?、“武明”并不是并立的兩極，而是作為整體的文化中相互關聯(lián)、互動并生的兩個方面。只有在強大的“物質(zhì)”基礎上，才可言道德教化和仁愛精神。

第二，康有為認識到“文明”的相對獨立性?！懊澜袒钡闹袊倘徊荒軘[脫落后挨打的命運，但物質(zhì)貧乏的中國在道德上反勝于物質(zhì)繁榮的歐美，這又說明文化并不僅僅依賴于“物質(zhì)”。對此，康有為有兩組論述結構。其一是“物質(zhì)”與現(xiàn)代“文明”：康有為一方面熱情擁抱“新世界”的“物質(zhì)”；另一方面也揭明工業(yè)文明競爭之害：“若夫工業(yè)之爭，近年尤劇。蓋以機器既創(chuàng)，盡奪小工……而能作大工廠之機器者，必具大資本家而后能為之。……一廠一場，小工千萬仰之而食，而資本家復得操縱輕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此論表明：“物質(zhì)”是必要的，但同時要警惕“物質(zhì)”的社會后果，而中國“文明”可以在這方面發(fā)揮作用。其二是“物質(zhì)”與傳統(tǒng)“文明”：康有為一方面以為中國救急之方在興物質(zhì)；另一方面也批評部分中國人對西方的“愚妄”態(tài)度：“以其一日之強富……而遂一切震而驚之，尊而奉之，自甘以為野蠻，而舉中國數(shù)千年道德教化之文明一切棄之，此大愚妄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此論表明：“物質(zhì)”是必要的，但中國傳統(tǒng)教化也必須保存。

康有為從來沒有無條件地稱頌古中國。在他看來，古中國不但“物質(zhì)”不興，而且皇權專制，為惡甚多。如“君之專制其國，魚肉其臣民，視若蟲沙，恣其殘暴。……劉邦、朱元璋之流，以民賊屠伯幸而為帝，其殘殺生民不可勝數(shù)”等。如果說他的“物質(zhì)救國論”具有為中國傳統(tǒng)辯護的話，那也只是就中國人倫教化而言。他對“武明”與“文明”關系的辨析，提出了兩個重要的現(xiàn)代論題。其一，競爭不是人類社會的唯一準則，科學不能安排人類世界的全部生活。這一點，直接通向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論戰(zhàn)”。其二，“物質(zhì)”是也只是基礎，國家并不只是有了土地、人民、物質(zhì)和權力就可以建立起來的?？涤袨橹援吷鸪缛鍖W，熱衷“孔教”，原因就在于他認識到國家的建立必須有文化認同的基礎：“凡為國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風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膚，鑄冶其群俗，久而固結，習而相忘，謂之國魂?！?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國家是否有“國魂”、中國的“國魂”是否是孔教，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立國須有文化基礎、文化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這是不可否認的?！拔镔|(zhì)救國論”與“以孔教為國教論”并不矛盾，它們都是建立國家的必要條件?？涤袨橥砟甑姆N種保守之論提出了始終困擾著中國的問題：中國如何成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

推動中國現(xiàn)代化的有三種力量：一是康有為的“物質(zhì)（經(jīng)濟、科技、軍備）救國論”，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改造論”，三是幾代革命黨人的“政治革命論”。中國現(xiàn)代化的實際情形是民主革命演變成暴力奪權并日益取得優(yōu)先地位。從理論上說，現(xiàn)代化應當是包括物質(zhì)、文化、政治在內(nèi)的整體性的社會運動，事實上任何一種論說也沒有完全否定其他的選擇，差別在先后輕重。比如孫中山當然是革命論者，但其《實業(yè)計劃》也主張由工業(yè)化而現(xiàn)代化，其目標與康有為所論也有相同之處。需要指出的是，康有為雖然倡導“物質(zhì)救國”，但是并未忽視政治改造和文化改造。他贊美意大利加富爾和德國俾斯麥，看重的都是其政治業(yè)績，他也認識到發(fā)展“物質(zhì)”必須有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的支持：“夫成物質(zhì)學者在理財，理財之本又在官制，官制之本在人民自治?！荒苄泄褡灾危_省、府、縣、鄉(xiāng)之議院，而欲理財，猶欲入而閉之門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即使在歐游途中盛贊西方“物質(zhì)”之時，他也沒有停止設計中國的政治改革，仍然認為：“自亞里士多德發(fā)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鼎立之說，而孟德斯鳩大發(fā)之，于是以議院為立法之地。議院者，合一國之民心，舉一國之賢才，而議定一國之政，誠官制第一本原也?！薄敖裰袊裰俏撮_，不能驟立議院，而各省、鄉(xiāng)、縣必當先舉議員以自治，俟風氣稍開，民智日明，而后開議院焉。”從總體上說，康有為為中國開出的藥方，既包括經(jīng)濟、技術和軍事的“硬權力”，也包括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軟權力”，但“硬”是“軟”的基礎和前提：“物質(zhì)學尤精，機器改良尤妙者，其國之強、民之富、士之智，亦因以進?！?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99482499.png" />

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化的曲折歷程表明，“物質(zhì)救國論”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杰出的史學家陳寅恪、哲學家馮友蘭后來都持此一主張。經(jīng)歷了太多“革命”的中國，也在20世紀80年代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而回到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現(xiàn)代化道路。康有為對“官辦企業(yè)”的批評、對科學技術的重視等，也都在當代中國一再重現(xiàn)。值得注意的是，在經(jīng)濟建設取得成效的同時，文化“軟力量”的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等問題又進一步提上日程。在這個背景下，重溫黃遵憲當年對康有為的批評是有意義的：康有為之“所云，中國能精物質(zhì)之學即霸于大地，以之箴空譚則可，以此為定論則未敢附和也。渠謂民主革命之說，在今日為芻狗，在歐洲則然，今之中國原不必遽爭民權，茍使吾民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無公德，無團體，皮之不存，毛將焉傅。物質(zhì)之學雖精，亦奚以為哉？”中國的和平崛起，既需要“硬力量”，也需要“軟力量”，經(jīng)濟的增長必須同時伴隨著民主政治和文化道德的建設?？涤袨椤拔镔|(zhì)救國論”沒有過時，但需要在新的形勢下予以豐富和補充。

（2009年11月初稿，原載《學術研究》2011年第10期）

康有為：“德國游記”（1904年），《康有為全集》第7集，《康有為全集》第8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頁；康有為：“補德國游記”（1908年10月），《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336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52頁。
康有為：“德武十四章”（1909年5月），《康有為全集》第12集，第307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1905年），《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63、71頁。
康有為：“孟子微”（1901年），《康有為全集》第5集，第447、450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12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33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81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20—421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72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19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41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34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35頁。
康有為：“補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339—340頁。
康有為：“補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343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76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67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72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12頁。
康有為：“進呈《法國革命記》序”（1898年7月），《康有為全集》第4集，第371頁。
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1916年2月15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頁。
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1919年1月15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卷，第442—443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80—81頁。
嚴復：“何嗣伍赴歐觀戰(zhàn)歸，出其紀念冊子索題，為口號五絕句”（1918年7月），《嚴復集》第二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3頁。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頁。
梁啟超：“歐游心影錄”（1919年），《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三，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2頁。當然，梁強調(diào)：“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chǎn)，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
康有為：“補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340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36頁。
吳稚暉：“箴洋八股之理學”（1923年），張君勱、丁文江等：《科學與人生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74頁。
康有為：“德國游記”，《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433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86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83、86頁。
康有為：“游塞耳維亞京悲羅吉辣”（1908年7月），《康有為全集》第12集，第289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82頁。
康有為：“大同書”（1902年后），《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154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66頁。
康有為：《大同書》，《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36頁。
康有為：“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論”（1913年7月），《康有為全集》第10卷，第129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97頁。
康有為：“官制議”（1903年），《康有為全集》第7集，第265頁。
康有為：“物質(zhì)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80頁。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2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