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討論《京報副刊》的創(chuàng)辦，除了孫伏園和周氏兄弟，還不能遺漏一個人，那就是當時與《京報》有關系的文學青年荊有麟。荊有麟1940年代出版了一部《魯迅回憶》，書中有專章回憶《京報副刊》的創(chuàng)刊。在《〈京報〉的崛起》這一章中，荊有麟回憶在世界語專門學校聽魯迅講課時得悉孫伏園離開《晨報副刊》，就與一起編《勞動文藝周刊》(《京報》代為發(fā)行)的胡崇軒、項亦愚商議，擬請孫伏園為《京報》新編副刊：

……我們當時對于《京報》很關心，時時向《京報》主人邵飄萍先生，提供改革意見。這一次，聽見孫伏園離開《晨報》了，很想要《京報》創(chuàng)刊一個副刊，請孫伏園作編輯，三個人談論的結果，覺得這辦法很好，但有問題的，是《京報》請不請孫伏園呢？假使《京報》愿請孫伏園，而孫伏園又肯不肯干呢？兩方面都沒有把握。因為我們曉得：《京報》本來有副刊，不過它的副刊專登些賞花或捧女戲子的文章，而編此副刊者，又系與邵飄萍很有交情，且在《京報》服務多年的徐凌霄。那么，邵飄萍肯不肯停了徐凌霄所編的副刊，而另請孫伏園本人，我們都不認識他，萬一邵飄萍答應請他，誰又有方法也使他答應呢？但即就是有這些困難吧，我終于大膽地找邵飄萍去。

我對邵飄萍述說了孫伏園向晨報館辭職的經(jīng)過，并告訴他《京報》應該借此機會，請伏園代辦一種副刊，意外地，邵飄萍馬上首肯了。而且他還說：

“我想：除請孫伏園先生編副刊外，《京報》還可仿照上海《民國日報》辦法，再出七種附刊，每天一種，周而復始。這樣，可以供給一般學術團體，發(fā)表他們平素所研究的專門學問?！?/p>

“能這樣，當然更好?！?/p>

“那么，我們就這樣決定：本報副刊，就請貴友伏園先生擔任編輯。另外，七種附刊，請你設法相幫找一兩個，我這里也有幾個團體接過頭。本報也預備出一種圖書周刊，大約七種附刊，不會成問題?！?/p>

這真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京報》愿擔負起倡提新文化的使命。但伏園，在當時，不特不是“我的朋友”，是連一面之緣都沒有，這卻不能不使我恐慌起來了。

我抱著這種矛盾的心情，走出京報館的門，看時間，已是夜里九點鐘了。想著：魯迅先生還未到睡覺期間，還是找他商議罷。

這件事，也是出乎魯迅先生意外的，所以在我講完了見邵飄萍的經(jīng)過，并說明我根本不認識孫伏園時，魯迅先生這樣說：

“不要緊，我代你們介紹。我想：伏園大概沒有問題罷？他現(xiàn)在除籌辦《語絲》外，也還沒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去找他來。你明天晚上到這里吃晚飯?！?/p>

我這一次，卻是抱著愉快的心情走回去。第二天，也將這經(jīng)過，告訴了胡也頻與項亦愚，自然在吃晚飯前，趕到了魯迅先生家里。會我久已仰慕的孫伏園先生。

要解決的事情，魯迅先生早已同伏園說過，所以我也不必再重復，吃飯時，伏園就首先告訴，他已同意。我說：

“那么，我明天告訴邵飄萍，再同他約好時間，你們先見見面?！?/p>

“那又何必呢？”魯迅先生放下酒杯，突然插言，“邵飄萍是新聞記者，一天到晚，跑來跑去的，你找他，還得找伏園。有多麻煩？我看吃完飯，你們倆去看他，一下就決定了?！?/p>

伏園看著魯迅先生這樣力成其事，他當然也不好表示異意，所以他接著說：

“這樣也好，那又要煩勞你跑一趟了?！?/p>

其實，不必說跑一趟，就是跑十趟，我也是愿意的。因為事情能成功，我們就可以看到一般學者及文人的高論與出色的創(chuàng)作。而我們一般青年，也可以有發(fā)言的地方了。于是一吃完飯，我就同伏園趕到了京報館。邵飄萍剛好正在館。

飄萍熱烈地歡迎伏園進京報館，在談過辦法、薪俸、稿費等條件后，飄萍還說：

“那么，我們現(xiàn)在就開始籌備罷。下一星期出版?！?sup>(11)

之所以如此具體地引錄荊有麟的回憶，是因為這是迄今為止關于《京報副刊》創(chuàng)刊的唯一詳細而完整的追述。據(jù)荊有麟在《魯迅回憶·題記》中所憶，他寫這部回憶錄，正是聽孫伏園所說“關于先生(指魯迅——筆者注)什么，應該寫一點出來”⁽¹²⁾得到啟發(fā)。《魯迅回憶》印行過兩版，孫伏園應有機會讀到，如荊有麟關于《京報副刊》創(chuàng)刊過程的回憶與事實有所出入，孫伏園不會不表示異議。由此可見，荊有麟的回憶基本是可靠的、可信的。而且，他的回憶從魯迅日記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

1924年11月間的魯迅日記有多條荊有麟、孫伏園到訪的記載，但有兩條引人注目，即11月24日，“午后荊有麟來……夜孫伏園來”；11月25日，“晚伏園來。荊有麟來”。荊有麟的回憶不是說他當時與邵飄萍談妥后即訪魯迅，魯迅對請孫伏園出山主編《京報副刊》表示支持，即約孫、荊兩人次日晚飯商議嗎？魯迅日記這兩個時間節(jié)點正與荊的回憶大致吻合，唯一不同的是荊有麟回憶前一天晚訪魯迅，而魯迅日記所記是前一天“午后”荊有麟來訪。不過，這可能是荊有麟記誤了。前一天晚上孫伏園正好訪魯迅，魯迅正可與其先談荊有麟下午來訪的提議，然后次日晚孫、荊在魯迅處首次見面商定，當晚孫、荊立即再訪邵飄萍，這樣不是更為合乎情理嗎？何況整個11月間，魯迅日記中孫、荊晚上同訪魯迅僅此一次，11月25日晚到12月5日《京報副刊》誕生又時間相距最近。因此，可以推斷1924年11月25日晚對《京報副刊》的誕生是個關鍵時刻。

總之，創(chuàng)辦《京報副刊》的動議出之于荊有麟等，得到了《京報》主人邵飄萍的首肯，又得到了魯迅的支持，孫伏園本人也樂于重操舊業(yè)。于是，在荊有麟的奔走下，在相關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孫伏園主編的第二個“自由發(fā)表文字的機關”《京報副刊》終于水到渠成，橫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