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越來越需要美好的情感

田磊／文（原載于“秦朔朋友圈”2015年11月7日，有改動。作者曾任《南風窗》雜志主筆、副主編。后離職創(chuàng)業(yè)。）

2015年的兩部神劇《花千骨》和《瑯琊榜》，我都是跟著年近六旬的岳母開始看起的。每天晚上吃過飯，她會準時調好頻道，一天兩集，慢慢悠悠地，生生花費了兩個多月的晚上時間，把兩部劇給追完了。

我沒有辦法抽出這樣的閑暇，在看出了點意思之后，便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時間在互聯(lián)網上追。每部都是看到一大半時，社交媒體上的討論就已呈刷屏之勢，到現(xiàn)在也還余波未平，各自衍生出的網絡游戲瘋狂吸金中，甚至都有人開始琢磨著做“赤焰手環(huán)”等實體產品了。

兩部劇一個是講男女間的蝕骨戀，一個是講大丈夫的報恩仇，跟古往今來、年年歲歲的大眾文化產品沒有什么兩樣。以前在《南風窗》雜志社做文化編輯的時候，對這些虛構類的文化產品是頗為不屑的，對于文化我總是保有著比較精英化的想象：它應該啟迪靈魂，應該滌蕩心靈，文化總是應該與意識形態(tài)、與霸權、與“左中右”相關種種。

現(xiàn)在轉換了一個角色，成為一家影視文化公司的領導者，才開始明白，在這個絕大部分事物都可以貨幣化的時代，那些精英主義的文化想象已然退縮到多么微小的一個地盤。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壓迫或者說消解，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但互聯(lián)網時代的生產和傳播機制，極大地加劇了這一情勢。

如果仔細比較，《花千骨》還談不上全民共追，其火熱多半是借了湖南衛(wèi)視播出平臺的光，這個電視臺的受眾跟《花千骨》這類題材的受眾重合度實在太高。但是《瑯琊榜》卻呈現(xiàn)出跨階層、跨年齡、跨行業(yè)的普及度。尤其是當我的朋友圈里，從歷史學教授、投行經理、醫(yī)學博士、報紙總編、廣告公司老板，到初中畢業(yè)的地產中介、樓下天天賣停車票給我的保安，個個都在談論這部劇的時候，多半是其中藏著這個時代人們心靈需求中的某個最大公約數(shù)。

文化人從中看到了“克己復禮、赤子之心”的儒生理想。劇中有這么一個橋段：朋友們?yōu)樯碇袆《镜拿烽L蘇找來救命的冰續(xù)草，但卻必須用十個人的性命為藥引，梅長蘇斷然拒絕，其中一個屬下痛苦地說：“為何蒼天如此不公？殺害別人保全自己的人活下來了，像宗主這樣不肯傷人的卻要去死？”

梅長蘇淡然回應：“在世人眼中，生死是天大的事?？稍谏咸炷抢?，世間之大，蒼茫萬劫，浩浩宇宙，眾生的公平絕非體現(xiàn)在某一個人壽數(shù)的長短上?！?/p>

這一類高階對白，穿插在緊張刺激的文攻武斗中，使得整部劇張弛有度，無法不吸引我這類觀眾。何況，我們是從小就被金庸小說塑造的千古文人俠客夢洗過一次腦的一代。我那些金融、法律、營銷這類專業(yè)背景出身的朋友多半喜歡談論其間蘊含的各種計謀策略、機巧布局。

不過，對于喜歡這部劇，最樸素也最具公約數(shù)價值的回答，還是老岳母提供的，她說：“看個熱鬧唄，現(xiàn)實生活中哪里尋這樣的熱鬧去？”這話“翻譯”一下便是：生活越庸常，我們需要的文化產品越得具備極致的品相、極致曲折離奇的故事、極致深沉或者扭曲的情感。否則，是斷斷不可能取得“現(xiàn)象級”商業(yè)成就的。

在中國社會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由廣義的“知道分子”主導的不少媒體，多半是以問題和批判為導向的。由互聯(lián)網主宰的社會新聞傳播，更是以“壞消息”、“負能量”打先鋒的。

于是，我們正在生活著的這個世界似乎糟糕得一塌糊涂。人們內心所需要的那些美好的情感，便只有交給虛構的、基于市場邏輯的文化產品了。

現(xiàn)實生活中，上哪里去尋找《花千骨》里奮不顧身、清澈純美的情與愛？上哪里去找梅長蘇這般既擁花樣美顏，又有赤子之心的好男兒？到了最后，大功告成，人卻即將倒下。原本想著可以放下一切，與摯友、愛人安穩(wěn)度殘年，卻又碰上外族入侵、國難當頭！對曾經謀殺了其全家的王朝，他的選擇仍舊是舍命維護，哪怕有情人再次生離死別：

“如同當年默默看著梅長蘇入京時一樣，金陵帝都的巍峨城門，此刻也默默看他離去。到來時素顏白衣、機詭滿腹，離去時遙望狼煙、躍馬揚鞭。兩年的翻云覆雨，似已換了江山，唯一不變的是一顆赤子之心，永生不死?！痹≌f中的這般描寫，單是文字便已動人，何況，再經一個沉靜俊美的演員傾情演繹。

前些日子在北京，恰逢清秋，被那種南國難得一見的秋景所感染，自然想到了郁達夫那篇《故都的秋》：“北國的槐樹，也是一種能使人聯(lián)想起秋來的點綴。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種落蕊，早晨起來，會鋪得滿地。腳踏上去，聲音也沒有，氣味也沒有，只能感出一點點極微細極柔軟的觸覺。掃街的在樹影下一陣掃后，灰土上留下來的一條條掃帚的絲紋，看起來既覺得細膩，又覺得清閑，潛意識下并且還覺得有點兒落寞，古人所說的梧桐一葉而天下知秋的遙想，大約也就在這些深沉的地方。”

在那個離亂的時代，這些平常之景被書寫出來，都足以打動人心，使得作者“愿把三分之二的壽命折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在今天這個越來越安逸和庸常的時代，哪里還存在這樣的可能。我們的感動越來越難了，越來越需要借助各種各樣形式主義的外在力量來生成，這不能不說是個悲劇。但對于文化商品的生產者和販賣者來說，這絕對算得上是一個極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