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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潔之為優(yōu)點，不像清晰那么明顯。我以此為目標，因為我沒有表現(xiàn)豐富的天賦。我適度地羨慕別人的豐富，盡管我發(fā)現(xiàn)大量消化它們存在困難。我可以愉快地讀上一頁羅斯金，但要讀二十頁就只會覺得厭倦了。滾動的句子、堂皇的修飾、富于詩意聯(lián)想的名詞、賦予句子分量和華麗的從句、那如同遼闊的大海上一浪接著一浪的壯麗，所有的這些當中無疑有某種予人啟迪的成分。語詞于是串在一起，如音樂般落入人耳。其吸引力與其說是智力方面的，毋寧說是訴諸美感的。這種聲音之美很容易引你得出結(jié)論，即你根本不必為意思費心。但語詞是些專斷的東西，它們只為其意思而存在；如果你不注意這些，那么你就連注意都做不到。你的腦子四處閑逛。這種寫作需要一個適合它的主題。用宏大的風格寫瑣碎的事情當然不合適。用這種方式寫作的人中屬托馬斯·布朗爵士最成功了，但即便是他也不總能避開這一陷阱。在《甕葬》的最后一章中，題材——人類的命運——絕妙地配合了語言的優(yōu)美華麗；在這里，我們這位諾威奇的醫(yī)生創(chuàng)作了一篇文學史上無出其右的散文；但當他以同樣華麗的風格描述甕的發(fā)現(xiàn)時，其效果——至少就我的品味而言——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當一位現(xiàn)代作家夸張地向你講述一個雛妓是否應該和一個普通的年輕人跳上床時，你覺得惡心就對了。

如果說做到豐富，需要的是并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的稟賦，那么清晰也絕非自然而來。要達到清晰，需要經(jīng)過嚴格的訓練。就我所知，我們的語言乃是唯一一種人們覺得有必要給一段辭藻華麗的段落加上一個名目的語言；這樣做本來并非必要，除非它是個典型。英語散文與其說它簡潔，不如說它精美。但也并非一直如此。沒有什么能比莎士比亞的散文更活潑、直接和生動的了；但必須記住的是，那是對話，是寫來讓人說的。我們不知道如果他也像高乃依那樣為自己的劇作撰寫序言的話，他會怎么寫。它們可能會像伊麗莎白女王的書信那樣辭采華麗。不過更早期的散文，比如托馬斯·莫爾爵士的散文，既不冗長、華麗，也不帶演說氣，有英國泥土的氣息。在我看來，欽定本《圣經(jīng)》對英語散文產(chǎn)生了有害的影響。我還沒有愚蠢到要去否認它具有了不起的美感，其中有很多段落，其簡潔深深打動人心。但這是一本東方的書。其中的異國形象和我們毫無關(guān)聯(lián)。那些夸張、那些令感官愉悅的比喻，對我們的天性來說都是陌生的。我禁不住想，英國脫離羅馬教會帶給我們這個國家的精神生活很大的不幸，因為這個原因《圣經(jīng)》長久以來是我們?nèi)嗣衩刻斓摹獙芏嗳硕赃€是唯一的——讀物。那些節(jié)奏、那有力的詞匯、還有夸張，已經(jīng)成為國民認知的重要部分。平實樸素的英語語言為修飾所淹沒。愚鈍的英國人卷著舌頭，像希伯來先知似的說話。在英國的國民性格中，很明顯有與此趣味相投的成分；可能是在思想上天生缺乏精確感，可能是其本身對雅致語言的率真喜悅，一種固有的怪癖和對刺繡的喜愛，我不知道；但從那以后，英語散文就不得不一直與靡麗之風努力抗爭。當英語的精神一次又一次進行自我堅持，如同德萊頓和安妮女王時代的作家所做的那樣時，卻只是再一次被吉本和約翰遜博士的虛夸所淹沒。當英語散文在赫茲里特、作為文學家的雪萊和頂尖時期的查爾斯·蘭姆身上重獲簡潔這一特質(zhì)時，卻又在德·昆西、卡萊爾、梅瑞狄斯和沃爾特·佩特身上失去了。很明顯，宏大的文體要比平實的文體更打動人心。實際上很多人都認為，一種文體如果不能引人注意就算不上文體。他們會崇拜沃爾特·佩特的作品，但卻愿意去讀馬修·阿諾德的文章，文中寫著阿諾德不得不說的內(nèi)容，人們卻未曾須臾關(guān)注作為內(nèi)容載體的形式的優(yōu)雅、清晰和冷靜。

“文如其人”，這句名言眾所周知。這是那些太過意味深長乃至于不能十分為人領會的格言當中的一句。在歌德那些如小鳥般的詩句和笨拙的散文當中，其人在何處？赫茲里特呢？不過我猜如果一個人思維混亂，那么他寫作的方式也會是混亂的；如果一個人脾性多變，則他的文章也就會充滿奇幻；如果他具有由手頭豐富的材料所喚起的迅疾的理解力，則除非他有超強的自控力，否則他的紙面上將滿是明喻和暗喻。詹姆斯一世時期的作家們沉醉于不久前被帶進語言的新財富，而吉本和約翰遜博士則成了糟糕理論的受害者，然而他們的浮夸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我能帶著愉悅的心情閱讀約翰遜博士寫的每一個詞，因為他有判斷力，迷人而且睿智。如果他不是有意讓自己以宏大的方式寫作的話，本沒人能比他寫得更好。是不是好的英文，他一看便知。沒有評論家比他夸獎德萊頓的散文夸得更恰如其分了。他說德萊頓除了能清晰有力地表達其想法之外，別無才具。約翰遜博士在自己的《英國詩人傳》的一篇中是這樣結(jié)尾的：“不管是誰，如果想習得一種平易而不粗俗、高雅但不浮夸的英語文體，就必須日夜研習艾迪生的作品?！钡斔约鹤聛韺懽鲿r，則帶著完全不同的目的。他誤把夸張做作當成威嚴莊重了。他沒有接受過好的教導，不明白簡潔和自然才是“卓越”最真實的標志。

要寫出好的散文，事關(guān)好的方式。和詩歌不同，散文是門文明的藝術(shù)。詩歌是巴洛克式的。巴洛克是悲劇的、巨大的、神秘的，也是強大的。它要求深度和洞察力。我不禁覺得巴洛克時期的散文作家，像欽定本《圣經(jīng)》的作者們、托馬斯·布朗爵士、還有格蘭維爾，都是迷失方向的詩人。而散文是洛可可式的藝術(shù)。它需要品位甚于力量，得體甚于靈感，氣勢甚于莊嚴。形式之于詩人，就如同馬銜和韁繩，沒有它們就無法駕馭馬匹（除非你是演雜技的）；而對散文作家來說，形式就是汽車底盤，沒有了它汽車也就不存在了。洛可可藝術(shù)的誕生優(yōu)雅而適度，在它發(fā)展至巔峰時，產(chǎn)生了最好的散文，這并非偶然。因為洛可可藝術(shù)是在巴洛克藝術(shù)日漸空洞浮夸，世人厭倦了雄偉轉(zhuǎn)而要求節(jié)制的時候發(fā)展而來的。它乃是崇尚文明生活的人們的自然表達。幽默、包容和常識使得充斥了十七世紀上半葉的那些大的悲劇事件都顯得過分了。這個世界成了一個更適于居住的地方，文明階層大概是幾個世紀以來第一次可以什么都不做，而享受他們的閑暇。有人說，好的散文應該模仿教養(yǎng)良好的人的談話。只有人們的心情從持續(xù)的焦慮中解脫出來，談話才可能進行。他們的生活必須相當安全，沒有必要嚴肅地關(guān)注自己的靈魂。他們必須重視文明的趨于完美。他們必須珍視禮節(jié)，必須注意自己的儀容（人家不也告訴我們說，好的散文就該像一個穿著考究的人的衣服——合宜而不顯眼嗎？），必須害怕使人厭倦，必須既不輕浮也不嚴肅，且總是恰如其分；他們必須以一種批評的眼光看待熱情。這是一塊非常適合散文的土壤。毋庸置疑，它為我們這個現(xiàn)代世界所能見到的最好的散文作家——伏爾泰（Voltaire）——的出現(xiàn)，提供了恰當時機。英語作家可能是由于英語語言本身的詩化品質(zhì)，很少能達到伏爾泰看上去那么自然地就達到的優(yōu)秀境地。但就他們已經(jīng)達到的那些偉大的法國巨匠的平易、清醒和精確而言，他們已經(jīng)夠令人敬佩的了。

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國作家、藝術(shù)家、藝術(shù)評論家。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藝術(shù)趣味的代言人”。主要作品有《現(xiàn)代畫家》（Modern Painters）、《建筑學七燈》（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拉斐爾前派》（Pre-Raphaelitism）和《藝術(shù)的政治經(jīng)濟》（Political Economy of Art）等。
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英國醫(yī)生、作家，以沉思錄《一個醫(yī)生的宗教信仰》（Religio Medici）為人所知。下文提及的《甕葬》（Hydriotaphia）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國古典主義悲劇的代表作家、奠基人，與莫里哀、拉辛并稱法國古典戲劇三杰。主要作品有《熙德》（Le Cid）、《西拿》（Cinna）、《波利厄克特》（Polyeucte）和《賀拉斯》（Horace）等。他的劇作題材豐富、內(nèi)容深刻，對當時的法國社會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托馬斯·莫爾爵士（Sir Thomas More，1478—1535），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律師、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烏托邦》（Utopia）。
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國歷史學家。其最為人知的作品是《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約翰遜博士（Dr.Johnson，1709—1784），即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英國散文家、詩人、評論家、字典編纂家、傳記作家。編纂了英國第一本正式的英語辭書《英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赫茲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國作家，被認為是約翰遜博士之后英國最偉大的文學評論家。主要作品有《時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論仇恨的快感》（On the Pleasure of Hating）等。
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國散文家。主要作品有《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和《伊利亞隨筆》（Essays of Elia）等。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國散文家和批評家，被譽為“少有的英語文體大師”。作品有《一個英國吸食鴉片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和《論謀殺》（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等。
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國散文家、歷史學家。著有《法國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A Histor）y等。
《英國詩人傳》（Lives），約翰遜博士作品，全名為《最卓越的英國詩人之生活及對其作品的批判性考察》（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with 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ir Works）。
格蘭維爾（Joseph Glanvill，1636—1680），英國作家、哲學家、牧師。作品有《獨斷的虛華》（The Vanity of Dogmatizin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