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從史料可知，蚩尤是一位身壯如猛牛的英雄：腳上綁著牛蹄，頭上縛著牛角，有四目(類似眼鏡的保護網(wǎng))，六手(狀如千手觀音)，用以迷惑敵人，耳朵也有護罩……這樣一位戰(zhàn)神出現(xiàn)在戰(zhàn)場上，敵人除了望風披靡，就是束手就擒了。但一代戰(zhàn)神，最終敗于涿鹿，尸體被大卸八塊，分而葬之。但蚩尤勇于斗爭和不懈的反抗精神，成為一種基因，注入到了民族的血液之中。從苗族歷史來看，由于長期遭受封建統(tǒng)治者的壓迫、剝削和屠殺，苗族人民不堪忍受而進行了一次次的反抗斗爭，顯示出強大的凝聚力。

被驅趕出彭蠡湖、洞庭湖地區(qū)的苗族，來到湘西這片廣闊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為這里的最早的主人。歷代封建王朝不斷發(fā)起征苗征蠻之役，翻開《二十四史》，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種充滿血腥的記載。在封建王朝編撰的正史里，“南蠻”“西南夷”“盤瓠蠻”“武陵蠻”“五溪蠻”，便是對他們的稱呼。于是，這些人口數(shù)量少得多的民族，被迫不斷地向崇山峻嶺間遷徙。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邊境的苗族人民，開辟了以臘爾山為中心、東南北三面環(huán)湘境七百余里、西北兩面環(huán)黔境二百余里的苗疆。

秦漢數(shù)百年間，征伐苗族的戰(zhàn)爭，最有名的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伐武陵蠻之役。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年)，漢庭派馬援率部南征，漢軍斬殺武陵蠻三千余。但兵進壺頭山時，漢軍旱路兵不得進，水路因江流湍急，被困壺頭山。當時天氣酷熱，軍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這位誓言“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的將軍，也染病身亡。

元明時期，中央王朝勢力逐漸深入苗族勢力范圍，壓迫加劇，苗族人民的反抗逐漸增多。自大禹之后，明朝對苗族的打壓程度超過了以往各朝。明朝中后期，政治腐敗，宦官擅權，土地集中，各族人民所受壓迫加重。明統(tǒng)治者還不斷派兵對西南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征討清剿，致使苗民的反抗斗爭更加頻繁，規(guī)模也越來越大。據(jù)記載，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二百余年間，僅大規(guī)模的苗民起義就達三百余起，平均每年一至兩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封建時代苗族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斗爭，使統(tǒng)治集團大為震驚。為了孤立和征服苗族人民，明朝統(tǒng)治者劃定湘黔川三省交界的“經(jīng)三百里、緯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圍修筑軍事設施，隔離不服管的“生苗”，逐步形成軍事封鎖線，人為地把“生苗”同“熟苗”、漢人區(qū)隔離起來。

據(jù)史書記載，明朝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統(tǒng)治者為了進一步控制“生苗”區(qū)，曾耗銀四萬多兩，上自貴州銅仁、下至湖南保靖，修筑土墻三百八十二里……像北方長城一樣，針對苗族的南方長城就這樣修筑起來了。

南方長城將湘西苗疆南北隔離起來，規(guī)定“苗不出境，漢不入峒”，禁止苗漢貿(mào)易和文化交往。長城在這里實際上是民族隔離墻，是強勢民族對弱勢民族的圍剿之墻，嚴格限制了苗族人民的活動范圍。

這支由彭蠡湖、洞庭湖區(qū)撤退到崇山峻嶺的三苗族后裔，他們的骨子里從沒有停止過反抗。反抗精神，是這支民族賴以生存的強大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