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章釋意

閑章者，乃相對官璽私鉥而說的，即印文沒有什么徵信意義，故謂之閑也。我是喜歡讀讀印譜的，陸續(xù)買了不少，居然也有好幾十種。印譜中，閑章往往是大部，比起名章來，作者刻來似乎更為用心，這也容易理解，此時每每有抒情達意、言志表衷的心態(tài)在。我的讀印譜，除藉以識字，就是嘗試著去會意，既會印內之意，也會印外之意，至于結構和刀筆，不經意間也略略知道一點，由此聯想其他事，也可推而廣之，所謂小中見大是也。

閑章起源很早，戰(zhàn)國時就已有了。及至元明，印材發(fā)生變化，那是印學史的一個重要轉折。因為過去印材都是銅玉之質，鑿刻澆鑄均由工匠擔承，元人王冕以花乳石治印，僅是嘗試，至明代中葉，文彭以處州青田燈光凍石治印，才出現世人風從的局面，本來只能寫篆而不能鐫刻的文人就有了用武之地，使得治印由工匠之制而變?yōu)槲娜说恼粕镶攀?。閑章因此也就大量出現，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流派紛呈，璀璨奪目，終成為文人書畫藝術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文彭之作，不但標志著篆刻由銅玉時代進入石章時代，真正轉而為文人創(chuàng)作，并且由此開始了閑章的鼎盛期。文彭字承壽，號三橋，文徵明次子，乃是吾鄉(xiāng)先賢。繼之而起的歸昌世、顧苓等名家，也都是吾鄉(xiāng)先賢。這是蘇州文化史上值得驕傲的事。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曾經自學刻印，讓人做了印架，自磨了刻刀，然而成績全無，沒多久就將印架、刻刀諸物棄若敝屐，從此成了一個欣賞者。大學畢業(yè)后，由于在文化界謀生，認識了張寒月、矯毅、瓦翁等前輩篆刻家，也就請他們給我刻印。還做了這樣一件事，先選擇印材，將石質色澤相同、印鈕形象仿佛的三四方，再找人按照印材做錦盒，將它們嵌在錦盒里，很是漂亮，然后將這盒印章交其中一位去刻，一人一盒，至今尚存三四盒。他們給刻的，都是連名帶姓，沒有一方閑章。

此次寧文約稿，規(guī)定是“我的閑章”，那些連名帶姓的自然不必多談，就只說閑章。我的印匣里也有三方閑章，雖然并非張寒月先生們所刻，內容卻還有點意思，那就隨便說說。

一方是“賣文買書”，鐫刻者錢仁庠君，邊款署“丁卯六月”，那是一九八七年。當時我在文聯工作，錢君經常來談，有時就請他刻方“某某協會贈”之類的印章。這一方是我出的印文，那時正讀《郁達夫詩詞鈔》，《自況》一首僅存兩句，即“絕交流俗因耽懶，出賣文章為買書”，覺得很有意思，“絕交流俗”似乎做不到，“出賣文章為賣書”卻是事實，區(qū)區(qū)工資只能養(yǎng)家糊口，買書的錢那是必須賣文得來的。于是就拈出這四個字來，請錢君去刻。至一九九五年，三聯書店出版陳子善、王自立兩君編的郁達夫書話，書名就是《賣文買書》，得書后不由莞爾，就取出那方印來，鈐在封面后的白頁上，本想寫幾句，結果還是“耽懶”了，沒有寫。我想，這本書有朝一日總會散出，得之者一定有點疑惑，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兩方都是趙鳳云先生所刻，我起先并不認得趙先生。前年某天，有幾個朋友來吃茶談天，不知怎么一來，提起我寫的小字，說是應該有方起首章，吳眉眉君就自告奮勇，愿意為我代辦，我就隨手寫了兩條印文。過些時候，吳君就將兩方印章送來，問起誰刻的，她說是趙鳳云先生，從事竹木牙角器鐫刻的，治印自然也很擅長。我說總要謝謝他才好，吳君說送本書就可以了，他也是喜歡書的，我就簽了一本托吳君轉贈。又過了些時候，去文山寺吃素齋，方才見到趙先生，得以接談片刻，那是一位心靈手巧而拙于言辭的長者。

趙先生刻的一方是“滄浪亭后人家”。我家住城南，西北二三里就是滄浪亭，滄浪亭是蘇州古園，北宋慶歷間蘇舜欽始建，幾經變化，雖然如今保留下來的都是清代建筑，但“崇阜廣水”的遺意尚在。有時出門，特地繞一點路，從滄浪亭前走過，那里靜落落的，一灣碧水波光粼粼，隔水游廊一帶，老樹參天，蔚然深秀，感覺真是很好。“滄浪”兩字出自《楚辭》的漁父之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前人以為它是隱逸的主題歌，如今再說隱逸，真是豈敢，但活得澹泊一點，活得干凈一點，那是應該的。至于像蘇子美說的那種生活，“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莼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這種福分幾世能夠修得，自然也只有欽羨的份。故那“滄浪亭后”的意思，不但是指方位，也仿佛是園外的幾椽茅屋，與園主并不搭界，但還想攀上些關系，很有點像吳修齡《圍爐詩話》說的“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間壁王阿奶”了。趙先生刻的另一方是“夢櫟齋字簏”。夢櫟齋是我隨便起的齋名之一，這在其他文章里已經說過，也就不再贅述。至于“字簏”，就是字紙簍，或稱字紙籃，王逸注《楚辭》，稱“方為筐，圓為簏”，至今字紙簍仍是圓筒狀，惟不再是竹藤所制，而是塑料的了。我之引“字簏”入印文，意思就是我的寫，不管是文章，還是墨筆的涂鴉，終究都會是字紙簍里的貨色，給人寫字，附信都往往說一句，“如不合意，棄諸字簏可也”。這倒不是客氣的話，讓別人去丟，情面上總算是過去了。但有時寫出了，自己心里明白，應該是丟入字紙簍的，那是自己的字紙簍，故而就有了這方閑章。究竟是“獻丑”，還是“藏拙”，至今讓我兩難。

關于閑章，一定會有很多故事可聽，我是喜歡聽故事，但怯于講故事，只好就我僅有的這三方閑章，解釋一下印文的意思。

二○○六年十一月五日

《聽櫓小筑書談》附言

我與袁濱交往有年，承他厚愛，我的書他幾乎都翻過，不但翻過，而且寫了不少文章，發(fā)表后還將報紙給我寄來，大概有十來篇吧。今年春上他來信，說正在編本隨筆集，擬將這些文章作一小輯，冠題《聽櫓小筑書談》，讓我寫篇短文，附在其后。我雖然喏喏應承，卻遲遲沒有動筆。這倒沒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只是覺得對別人的表揚，是要好好對待的，偏愛或有之，情份或有之，但千萬不要誤會，那“哈哈鏡”里的人，固然是你，但并不是真實的你。袁濱說了這么多表揚的話，還要我來作點“配合”，如何能不遲疑。

在我想來，無論是誰，既然書已印出，也就大家可讀，被人議論是免不了的。議論的人，有與作者熟悉的，也有并不熟悉的。一般來說，熟悉作者的，對書外的事說來有根有據，關于書的本身，則由于感情因素，表揚就多一點，至而夸飾其辭。不熟悉作者的，書外的事雖不甚了了，書里得來的卻有真切感受，也就直觀地說些自己的想法，但就時風而言，也是表揚多，批評少，如果有“但是”之后寥寥數語，已經十分好了。其實，這種風氣自古已然，《莊子·人間世》就說：“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可見“溢美”乃基于“兩喜”之上，也是文人間和諧關系的具體反映。鄙鄉(xiāng)的情形更是如此，張鳳翼在《文博士詩集序》里寫道：“國初高、楊、張、徐并稱作者，迨文太史與徐迪功相先后，雖聲調殊涂，而氣韻懸合，亦各言其志而已。當時有同聲相和之美，無文人相輕之嫌，則猶存古之道也。”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談及蘇州士風，也稱“大率前輩喜汲引后進，而后輩亦皆推重先達，有一善，則褒崇贊述無不備至，故其文獻足徵”。這當然不僅有明一代、蘇州一地，大概也是古代批評史上的客觀存在。迄至于今，除了故意搞“效應”的之外，大都說好話，或是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稍稍說幾句不是，故而皆大歡喜。有人甚至已被溢美慣了的，偶而聽到批評或“但是”以后的話，就不高興。余秋雨被人“咬”了，盡管都是文史常識的糾錯，他也憤怒得要劍拔弩張，于是就“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以至于遍體鱗傷，慘不忍睹。“文章是自己的好”，凡在筆頭討生活的，多多少少有幾分自信，這并不能算錯，但如果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那真是夜郎國中人了。

客觀公正的評論，大至社會進步，小至作者受益，固然都很要緊，但是否有真正的客觀公正，是一個問題；即使有之，是否能做到全面的觀照，是否能用惟一的尺度衡量，也是問題。就說前人寫真，照著摹繪，大都稍作增損，故宋濂在《贈傳神陳德顏序》里就說：“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隱惡，必務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類，亦他人矣。”即使面貌上并無“一毫不類”，精神狀態(tài)的評判，卻也難矣，蒙娜麗莎的微笑，至今眾說紛紜。至于聽得進意見的作者，無論是褒是貶，心里是否折服，也很難說。劉元卿《應諧錄》里有一則笑話，說是“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寧弗中乎”?？磥碚嬲t解作者的，還是作者自己，只怕是神經癱瘓，不知癢也。

人總是喜歡聽好話的，我自然也不例外，凡看到報刊上有評介自己的文章，總覺得很開心，有的還保留起來，這是事實，毋庸諱言。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的寫并沒有別人說的那樣好，甚至還有很遠的距離，如果他們說得有點道理，我也情愿將它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那已經應該很滿足了。至于袁濱的文章，實在也是借題發(fā)揮，雖是談我的書，其實也在說自己的話，抒自己的情，談自己的想法，這固然是文章的作法，但找的對象有點馬虎，其實有更好的作者在，我只是與他比較親近，隨便說些什么也無所謂。正因為如此，被人笑話也就是正常的事，一個“鼓吹”，一個居然“傾聽”，像煞有介事，即使不被別人笑話，自己也會忍俊不住的。

二○○六年十一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