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們的遺墨

悠閑時喜歡找些古人的字來讀讀，真跡當然不容易找到，就是印本也很好，并非完全隔靴搔癢。然而歷代權奸留下的，實在不多，見于印本的更少，這正折射著一種復雜的社會心理，既有鄙夷的成分，也有珍秘的成分，鄙夷是因為其人不齒于人，珍秘也因為其人不齒于人而不輕示于人，再說，不齒于人者，也往往容易棄毀磨滅，流傳下來也就不會多了。翻翻家里的書，居然也找到幾件，如《宋元尺牘》（上海書店出版社版）有蔡京的《致節(jié)夫親契》，《明清名人書札墨跡》（文物出版社版）有阮大鋮的《尊體帖》，《嚴嵩傳》（黃山書社版）卷首插頁有嚴嵩的《尋愚溪謁柳子廟》等，還在徽宗趙佶的《聽琴圖》上看到“臣京謹題”的那首七絕。

一直想找秦檜的字，沒有找到。范仲淹手書《伯夷頌》，卷后有多人題跋，其中就有秦檜的題詩，但《范仲淹史料新編》（沈陽出版社版）附印《伯夷頌》拓本，并沒有將他的一段印出來，排印的文字卻是有的，曰：“高賢邈已遠，凜凜生氣存。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紹興甲寅八月望，建康秦檜謹題。”《伯夷頌》不但有秦檜題詩，又經(jīng)賈似道收藏，鈐有印記，后人認為是奇恥大辱，在題跋里都憤憤不平。郭隚說：“若檜若似道，亦蝨其間，使人指畫唾罵。然則士不以夷齊自厲，其不為文正公之罪人者幾希？”楊敬惪說：“熙寧以來，見者必著姓名，豈欲托以不朽耶？茍不知觀感興志之微，求公之心，希公之德，徒珍玩自夸，亦秦、賈耳，不幾于狎大人乎？”徐貫說：“若檜與似道，乃宋之賊臣，公視之宜不啻犬彘，其墨跡豈可廁于其間？當削去，勿為此卷之污。”朱彥昌甚至通篇談到這個污點：“文正公筆跡之重，人也。觀者輒有題跋，以識景仰之私，且欲托名于不朽耳。檜何人，斯亦有詠焉。斯亦可見秉彝好德之心，無間于忠佞矣。嗚呼！韓范之不同時，于檜亦幸耳，使不幸而同焉，抑豈為檜所容哉？檜為此言，又將舉天下后世而欺之矣，愚欲其子孫割去之，使無污此卷可也。”及至乾隆間，沈德潛則認為可將它作為“反面教材”，他說：“遞及國朝，凡正人君子景仰前哲者俱題識焉，而中間秦會之檜亦有吟詠，欲與韓范論心，賈秋壑似道有收藏印記，或謂當割棄之。予意忠奸并列，使閱者當下猛醒，是亦法戒之一。且見彼二奸者，遇天民大人，亦知敬禮珍重，益知正人可為，而正大光明之氣不淪沒于昏濁之馀也。”嘉慶十一年，兩江總督鐵保委托蘇州知府周諤收集宋代以來忠臣義士手稿、血疏、墨跡鐫刻成石，稱為《人帖》，其中就有范仲淹的《伯夷頌》。據(jù)說，《人帖》就陳列在蘇州碑刻博物館里，去過幾趟，都沒有找到，秦檜的這幾行字自然是沒有看到。偶讀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五也記了一件秦檜的字，說是“近有人于滬冷肆，以三餅金買得秦檜書，以為得未曾有，后以千金歸蒼梧關伯衡”。不知這件寫的是什么東西，竟以千金為關冕鈞三秋閣所有，可知物貴固然是以稀罕了。直到最近，我才從《中國歷代法書墨跡大觀》（上海書店出版社版）第七冊里找到秦檜寫的偈語，真是秀勁遒麗，奇逸超邁，乃由王獻之、米芾一路而來，總算是飽了眼福。

就碑刻來說，凡巨奸大憝留下的，往往為后人磨去，當然不會毀滅殆盡，仍有存于天地間的。葉昌熾《語石》卷八有一節(jié)專門談及，自唐而宋，一一枚舉，且以宣和后的奸臣為例：

“宣和君臣雖亡國，其文翰皆可取。劉豫有《登蘇門山詩》（宣和四年），高俅有《題少林寺壁》（政和八年），李邦彥有《奉刻御書記》、《三洞記》，又有陀羅尼石幢一，運筆皆有法度，非惡書也。杭州府學光堯石經(jīng)《論語》、《左傳》之末，皆有紹興癸亥歲九月甲子，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魏國公秦檜題記，后人磨去其姓名，然書固未損也。（朱竹垞云：‘秦檜記為明吳訥椎碎。’《碧溪文集》辨之云：‘今兩碑之跋儼然，蓋訥所椎碎者乃宣圣及弟子贊之跋，非石經(jīng)也。’又李龍眠畫宣圣及七十二弟子像贊，后有吳訥跋，述檜之言曰：‘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于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fā)也。朱子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诐之說，奸穢之名，不得廁于圣賢圖像之后。’然論者又以南宋之積弱，而背城借一，不度德，不量力，恐崖山之禍無待于德祐也。姑存其說，以俟后人之論定。）黃潛善、汪伯彥之流，均無片刻流傳。惟六和塔《四十二章經(jīng)》，湯思退、葉義問各寫一章，均其真跡，后人僅磨去思退名氏，而不知義問亦其流也。陳自強，秦之門客也，龍華寺題名林立，慶元一通，嘉泰一通，開禧二通。賈秋壑筆墨尤精妙，《家廟記》景定三年刻于葛嶺，摩崖分書，龍泓洞、石屋洞、三生石各有題名一段，隸楷皆臻絕妙，想見半閑堂中湖山勝概，或廖瑩中輩為之耳。‘龍泓洞’三字，王庭書，亦其門客也。赫赫師尹，大冠如箕，不免弄麞伏獵之誚，視之得無顏甲。”

秦檜除了杭州府學光堯石經(jīng)之閣的題記外，雁蕩山也有他的字跡。俞樾《茶香室續(xù)鈔》卷四記戴咸弼《東甌金石志·靈峰洞題記》殘字下引《雁蕩詩話》曰：“《東甌遺事》載秦檜嘗夢至一洞，群僧環(huán)坐，后經(jīng)雁山羅漢洞，詭云：‘我前夢抵此石室，群僧環(huán)坐，曰尚憶此否？吾瞿然悟身為諾詎羅，僧謂吾世緣未了，姑去。今睹此，始知所夢。’因筑了堂，為詩以記。有‘欲了世緣那得了’句。此刻所記曰‘恍符宿夢’，曰‘訂出家緣’，與檜語吻合，疑為老秦手筆。年月后尚有一行，文已磨滅，或即檜姓名，為后人所深惡而鑿去邪？”詩句尚存，而姓名已被磨去，可見后人對秦檜的態(tài)度。

再舉兩個例子，嚴嵩和馬士英。

嚴嵩也曾是文壇一秀，早年所作清淡素雅，詩思沖邃閑遠，文致明潤宛潔，有陶淵明、韋應物的風致。他又傾心結交李夢陽、何景明、王廷相、王鏊、王守仁、崔銑諸人，相與引合名譽，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甚至稱他“天下以公望歸之”。但得勢以后，情況就不同了，他不但成了權奸之首，詩也蹩腳起來。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九記道：“迨爰立之后，驕縱貪黷，忿懥慆淫，失其本心，終以致敗，暮年自序詩集云：‘晚登政涂，百責身萃，回憶舊業(yè)，如弁髦然。觸口縱筆，率爾應酬，不能求工，亦不暇求工也。’對應德亦云：‘少于詩務鍛煉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為之耳。’分宜能知暮年詩格之壞，而不自知立身之敗裂，有萬倍于詩者。”但他早年詩文之好，也是事實。嚴嵩的字也有盛名，今永州柳宗元紀念館所藏《尋愚溪謁柳子廟》手書碑石一通，寫得真是瀟灑俊秀。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七記了一件事：“額岳齋司農云，舊聞嚴嵩當國時，凡質庫能得嚴府持一帖往候者，則獻程儀三千兩。蓋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猶藏此帖，以為古玩。帖寫‘嵩拜’二字，字體學魯公，大可五寸，紙四邊不留馀地。乾隆四十五年曾親見之。”這件拜帖，大概不能算是作品，但其價值卻不言而喻，可以用來證明嚴嵩的淫威是何等厲害。再說，他的遺墨也世所罕見，即是只有“嵩拜”兩字，也足以珍秘了。

至于嚴氏父子的書畫收藏，豈止價值連城，幾乎是富可敵國了。王世貞《觚不觚錄》說：“分宜當國，而子世蕃挾以行黷，天下之金玉寶貨，無所不致。其最后乃始及法書名畫，蓋始以免俗且斗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脅之，至有破家殞命者，而價亦驟長。”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五舉了個例子：“《越王宮殿圖》乃仁和丁氏物，《文會》等圖乃錢塘洪氏物，皆總督胡公以數(shù)百金轉易者?！肚迕魃虾訄D》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才得其贗本，卒破數(shù)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毒民也。”據(jù)《留青日札》和《天水冰山錄》記載，江西嚴府抄得石刻、法帖、墨跡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卷冊葉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就以書法來說，就有鍾繇、王羲之、王獻之、褚遂良、柳公權、顏真卿、懷素、蘇軾、黃庭堅、米芾、文彥博、歐陽修、陸游、趙孟頫、李東陽、祝允明、文徵明諸作。嘉靖四十四年，徵明次子文嘉，奉命參與江西嚴府所藏書畫的清理和鑒別，歷時三月，始勉畢事，后撰《鈐山堂書畫記》一卷，真是洋洋大觀，不啻是一份重要的書畫著錄。如今有的貪官污吏，也將書畫作為搜羅的大宗，甚至有汗牛棄棟之觀。如果說嚴嵩們還知道一點它們的文化價值，如今的貪官污吏就只知道它們的經(jīng)濟價值了。

馬士英當南明之際，與阮大鋮朋奸誤國，為世詬病。他既能詩，又能畫，在晚明也是數(shù)得上才華富瞻的。他的詩所存無多，我在張伯駒輯行的《春游社瑣談》里讀到一首，羅繼祖《馬阮詩畫》記道：“予家舊藏瑤草雪山小幅，上端題詩曰：‘不知何處色，盡白此時山。屐跡幽人過，寒聲眾鳥還。如霜微有質，遇月遂相關。獨處抱遐想，城南煙樹間。’頗清警可誦?？铑}辛酉冬，乃天啟元年。”還在他的《詠懷堂丙子詩敘》里讀到兩句，自謂“向余從集之為牛首游，集之有‘落葉滿空林’句，余亦有‘深機相接處，一葉落僧前’句”。另外，就是黃裳先生在《馬瑤草》里提到的那首題扇詩了，“這回是從燕賞齋主人的藏扇中看見馬士英的一幅草書金扇，草書有頗深的功力，使人想起張瑞圖、王鐸等明末書家，那風氣是一致的。原扇失去一行，詩云：‘□□□□□，漸比魚龍鄉(xiāng)。流止同一觀，湖山孰低昂。晨昏瞻蓄泄，王氣聊相當。荷芰接松楸，映帶生空香。夏深水鳥散，莫亂澄湖光。即事盡幽賞，蒲風生夕涼。’屬款是‘為維城詞丈書，馬士英’，‘馬士英印’（白文方?。?rdquo;。黃裳先生說，這首詩即使“放在《詠懷堂集》中，也毫無愧色，不但禪味頗濃，而且氣象比起阮司馬還要來得雍容闊大一些。看來‘小人無不多才’這話還是不無道理的”。

馬士英還有一篇詩序，乃天啟初年為徐波《浪齋新舊詩》所作，當同治、光緒時潘祖蔭輯行《滂喜齋叢書》，將《浪齋新舊詩》收入，改題《徐元嘆先生殘稿》，馬士英那篇序仍保留下來，且置于卷首，其文如下：“古人之善為詩也，非盡以其才也，則才人之不善為詩也，亦非盡其才之罪也。何也，根不靜而神躁，不靜則浮，躁則粗，粗浮無當于人，而當于詩乎哉？夫才者，世俗之所炫，而至人之所不屑居者也。才大而無以養(yǎng)之，猶足為患，況乎其無所有也。故山水花鳥，皆含妙理，冥心元對，猶恐失之。而曲蘗閨帷之趣，酒淫色癖者，覿面錯過，而幽人老衲，從旁摹寫，反入精微，則詩之為用可思矣。若吾友徐元嘆，則今之靜人也。天性本靜，而學以充之，故其發(fā)而為詩，淵然穆然，和平溫厚，不惟離近人之跡，并化其才人之氣。然予去歲讀元嘆詩，則就刪妙于采蝱，而讀近日詩，又妙于就刪。學益進則道益深，根益靜則神益恬，詩之機候日新，而不自知矣。嗟乎！靜而無才者，與詩絕者也；才而不靜者，與詩隔者也。吾言不信，請以元嘆證之。天啟元年辛酉五月端陽前三日，友弟馬士英撰。”他的這篇詩序的確是知人之論，很有見地，徐波確乎是“靜人”，崇禎十四年，當馬士英將以清職羅致，徐波就拂袖而去，隱居天池山下落木庵，心如澄潭止水，以枯禪而終，馬士英則“才而不靜”，終落得個身死名辱的結局。

馬士英的畫比起詩來，則流傳較多，當然其中不少是贗品，且也不去管他。周亮工《讀畫錄》說：“馬瑤草士英，貴陽人，罷鳳督后，僑寓白門，肆力為畫，學董北苑而能變以己意，頗有可觀。陸冰修曰：‘瑤草書畫聲，不減文、董，沒后，僧收其骨，燹之得堅固子二十馀。洪景廬記蔡京胸有卐字，骨頗與此類。使瑤草以鳳督終，縱不及古人，何遽出某某下。功名富貴有幸有不幸焉，可慨也已。’王貽上曰：‘蔡京書與蘇、黃抗行，瑤草胸中乃亦有丘壑。’黃俞郃題一絕：‘半閑堂下草離離，尚有遺蹤寄墨池。猶勝當年林甫輩，弄麞鳳笑誤書時。’貽上又題：‘秦淮往事已如斯，斷素流傳自阿誰。比似南朝諸狎客，何如江孔擘箋時。’瑤草為后人揶揄若此。余謂瑤草尚足為善，不幸為懷寧累耳。士人詩文書畫幸而流傳于世，置身小一不慎，后人逢著一紙，便指摘一番，反不如不知詩文書畫為何物者，后人罕見其姓字，尚可逃過幾場痛詈也，豈不重可嘆哉?，幉菝珊?，人爭購其畫，不能遍應，多屬施雨咸為之。”清初劉巖《大山詩集》卷四有《題馬士英畫》，詩曰：“福人醉不醒，幕府凱歌休。君臣鳥獸散，茲事羞千秋。斷續(xù)焉中看字樣，鳳陽提督金陵相。尚有閑情作畫師，六代山川恣跌宕。小部新翻燕子箋，吳綾細楷朱絲纏。司馬填詞宰相畫，孝陵王氣飛灰煙。吁嗟鼠子金衢走，人間尚惜迂癡手?？串嬀氀谛彰嫻つ獑枮檎l某。”乾隆中姚世銓也有《題馬士英畫》，詩曰：“剩山殘水信手為，百年留得墨離離。與人家國渾閑事，那不常稱老畫師。”葉廷琯《鷗陂漁話》卷四也記道：“即其馀藝，亦尚可觀，余嘗于郡中收藏家見其山水便面，深得元人蒼逸之趣，字亦學蘇，頗無俗韻。”可見他的畫流傳是不少的。

正因為是“看畫君須掩姓名，畫工莫問為誰某”，相傳有人得到他的畫，既不忍舍棄，又厭惡其人，就將落款“馬士英”添加筆劃，改為“馮玉瑛”，說是一位舊院曲妓。這個說法流傳很廣，俞樾在《茶香室叢鈔》卷一里就記自己幼年時寫過的一首詩：“君子雖爭沒世名，流芳貽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莫使人更馮玉瑛。”恕我孤陋寡聞，迄至于今，從未看到過馮玉瑛畫的著錄，當然更沒有看到過馮玉瑛的畫了，這可能只是一個傳說而已。倒是張庚做了一件有趣的事，他編寫《國朝畫徵錄》，馬士英自然也不能遺漏，但又不知將他放在哪里合適，就只好附于妓女之后，他說：“余嘗見馬士英水墨山水一幀，筆法縱逸，有別趣，字亦佳。第其人既自絕于勝國，復獲罪于皇朝，即欲錄之，從何位置耶？嗚呼！倩扶、吳媛、豐質，妓女耳，士君子猶節(jié)錄之，亂臣賊子大節(jié)既隳，萬事瓦解，畫之工不工，何足掛人齒頰哉。嘗聞諸金陵人云，馬士英畫頗佳，然人皆惡其名，悉改為妓女馮玉瑛作。噫，使馮玉瑛真有其人，恐亦不任受也。”

前人對于權奸的判斷和認定，固然有歷史的事實，但也受歷史的局限，當年評《水滸》，就有所謂“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一說，固然不無道理。沒有高宗趙構，哪來秦檜；沒有世宗朱厚熜，哪來嚴嵩；沒有朱由崧這位“蝦蟆天子”，馬士英做不成“蟋蟀相公”，阮大鋮也哪能“梨園點兵”。但也大可不必為他們“洗冤”或“辨誣”，這個歷史的角色，也是裝扮定了。但前代權奸，畢竟不同于如今的貪官污吏，他們大都正途出身，有的還很有文化修養(yǎng)，錢財女子之外，還有一點鑒賞的品味，自己手里也弄得，眼光也厲害，能識貨，況且還有門人清客的幫襯，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二就說：“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出于向若水鑒定。賈似道閱生堂收藏書畫，狎客譚玉為之辨驗，廖瑩中復為斠刻書籍字帖。”盡管他們早已身敗名裂，但他們的那點才華，他們的那點雅趣，確還是事實，人歸人，文歸文，不能一概抹殺。王世貞與嚴嵩有殺父之仇，但他在《袁江流鈐山岡當廬江小婦行》還是這樣詠道：“朱蛇戢其冠，光彩爛縱橫?？兹鸽m有毒，不能掩文章。”誠然是平情之論。

二○○四年四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