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粉箋美如花

箋紙乃是特殊的紙品，或用單色漂染，或用套色印刷，或加以浮雕圖案，或灑以金銀色粉屑，真有賞心悅目之觀，尤其是有點雅趣的文人，每每愛不釋手。箋紙的樣式，由來已久，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紙譜》就記道：“桓玄詔平淮，作桃花箋紙，縹綠青赤者，蓋今蜀箋之制也。”到唐代，箋紙花式更多了，特別是益州西南郊浣花溪一帶，就是蜀中紙業(yè)生產(chǎn)的中心。費著《箋紙譜》記道：“以紙為業(yè)者家其旁。錦江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鑿臼為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jié)?，然后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時人對那里出產(chǎn)的箋紙倍加欣賞，羊士諤《都城從事蕭員外寄海梨花詩盡綺麗，至惠然遠及》詩曰：“擲地好詞凌彩筆，浣花春水膩魚箋。”鮑溶《寄王播侍御求蜀箋》詩曰：“蜀川箋紙彩云初，聞說王家最有馀。野客思將池上學，石楠紅葉不堪書。”鄭谷《蜀中》詩曰：“蒙頂茶畦千點露，浣花箋紙一溪春。”可見浣花溪一帶的制箋，在憲宗元和時已很有名了。

說到浣花溪制箋，會讓人想起薛濤，想起那纖纖素手下的深紅小彩箋，那樣亮麗的映照，讓無數(shù)詩人怦然心動。有人以為薛濤箋就是松花箋，其實不然，李匡義《資暇集》卷下說：“松花箋其來舊矣，元和初，薛濤尚斯色，而好制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后減諸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從《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劍南西道·益州》可知薛濤箋的尺幅，“舊貢薛濤十色箋，短而狹，才容八行”，與晚近流行的箋紙規(guī)格差不多。薛濤箋不但是減小尺幅，并且還另外選擇造紙原料。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十三《殺青·造皮紙》說：“四川薛濤箋，亦芙蓉皮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虍敃r薛濤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自漢至唐，蜀中抄紙主要以麻為原料，即所謂麻紙，薛濤箋則以芙蓉皮為原料抄彩色皮紙，因為芙蓉在蜀中種植很普遍，張?zhí)朴ⅰ妒駰冭弧肪硭挠浳宕笫駮r，孟昶令在羅城上遍植芙蓉，高下參差，凡四十里，“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成都別名芙蓉城，即由此而來。薛濤箋采用這一原料，大大降低了生產(chǎn)成本，價廉物美，受到時人的喜愛，并且也開啟了蜀中抄楮皮紙的先河。

唐宋制箋，工藝上至少有三大創(chuàng)造。一是色彩更為豐富，《文房四譜》卷四《紙譜》記道：“蜀人造十色箋，凡十幅為一榻。每幅之尾，必以竹夾夾之，和十色水逐榻以染，當染之際，棄置捶埋，堆盈左右，不勝其委頓。逮干，則光彩相宣，不可名也。”十色箋唐代已有，費著《箋紙譜》卻將它歸功于宋人謝景初，大概他對色箋的工藝有所革新，有曰：“謝公有十色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云，即十色也。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箋出于此乎？”另據(jù)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二所記，“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目”。二是砑花技術的運用，即以凹凸版在箋面上作壓印，隱起圖案，即所謂“拱版”、“撓花”?！豆{紙譜》記道：“砑則為布紋，為綾綺，為人物、花木，為蟲鳥，為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陶穀《清異錄》卷下也記道：“姚顗子侄善造五色箋，光緊精華，砑紙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鐘鼎文幅幅不同，文縷奇細，號砑光小本。”三是暗花技術的運用，也就是通常說的“水紋紙”和“云石紋紙”?！段姆克淖V》卷四《紙譜》記道：“又以細布先以面漿膠，令勁挺，隱出其文者，謂之魚子箋，又謂之羅箋，今剡溪亦有焉。亦有作敗面糊，和以五色，以紙曳過令沾濡，流離可愛，謂之流沙箋。亦有煮皂筴子膏，并巴豆油，傅于水面，能點墨或丹青于上，以姜揾之敗散，以貍須拂頭垢引之則聚。然后畫之為人物，砑之為云霞及鶩鳥翎羽之狀，繁縟可愛。以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窗幽室，明槃凈水，澄神慮而制之，則臻其妙也。”據(jù)錢存訓先生《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說，“水紋紙”在歐洲最早應用是在公元一二八二年，而“云石紋紙”則是波斯人發(fā)明于公元一五五○年。如此說來，中國的這一造紙技術至少要早三五百年。

蘇州制箋歷史，有點撲朔迷離，難以詳考。范成大《吳郡志》卷二十九《土物》記道：“彩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以諸色粉和膠刷紙，隱以羅紋，然后砑花。唐皮、陸有倡和魚箋詩云：‘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注：‘魚子曰白萍。’此豈用魚子邪？今法不傳，或者紙紋細如魚子耳。今蜀中作粉箋，正用吳法，名吳箋。”唐代蘇州是否產(chǎn)魚子箋，并無其他證明，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敘諸州精紙”，則將它歸入蜀產(chǎn)，所謂“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以后的情形，陳繼儒在《妮古錄》卷二里說：“宋顏方叔嘗創(chuàng)制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砑成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用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膏、水玉兩箋，魫色尤奇。又以繭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jīng)》，傳流于世，故有宋箋、元箋之稱。近年所造者，幅小于昔，雖便于用，而無古法。”這段話乃抄撮《吳郡志》、《姑蘇志》諸書而來，需要作點說明，顏方叔乃南宋慶元間郡人，確以制箋擅名。但春膏、水玉兩箋并非元代才有，南宋時就很為人所珍重了。

春膏箋最早見陳槱《負暄野錄》，卷下《論紙品》說：“吳取越竹，以梅天淋水，令眼稍干，反復捶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謂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鑒，故其箋近出，而遂與蜀產(chǎn)抗衡。”又說：“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予嘗賦詩曰：‘膏潤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碪寒搗玉，春幾瑩鋪云。越地雖呈瑞。吳天乃策勛。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可見春膏箋出名雖晚，卻后來居上。宋人多有詠春膏箋的，張鎡《寄春膏箋與何同叔監(jiān)簿因成古體》詩曰：“蘇州粉箋美如花，萍文霜粒古所夸。近年專制淺蠟色，軟玉瑩膩無纖瑕。盤門系纜高橋住，呼僮徑訪孫華鋪。琱鎪紅碧任成堆，春膏且問如何去。乃知剡溪桃花黃，禇君同譜生殊鄉(xiāng)。買來論擔不計數(shù)，直候東風花草香。其時霡霂吹微雨，潤物無聲略膠土。展開千幅向曉空，漬染都勻始輕杵。搗成一色堅且明，幽具本豈鉆公卿。要供海內覓句客，覓句只今誰有名。月湖老仙居胄監(jiān)，詩好工夫到平淡，寄分聊當野人芹。莫充諫稿恐被焚，便將演綸登北門。”又，馬廷鸞《次韻謝潔齋惠春膏紙》詩曰：“霜毫禿盡千枝竹，銅雀臺荒死潘谷。哀哉四寶并成空，猶有老崖藤搗玉。青錢學士將相科，黑頭刺史朱丹轂。懷銀早去鎮(zhèn)湖湘，掞藻端如起巴蜀。天乎歲晚椓斯文，往往長吟書短幅。云昏雨暗白龍箋，林密山深紫芝曲。鳳樓誰助斧斤修，魚網(wǎng)不禁塵土辱。我馳家畔楮先生，越薄吳腴此粗俗。鏗金戛玉新有聲，縫霧裁云豈堪錄。向來交友文字間，矢往湍奔如撒菽。薄材那敢派江西，一寸詩腸愁萬斛。”水玉箋亦見于詩詠，許棐《宗之惠梅窠水玉箋》詩曰：“百幅吳冰千蕊雪，對吟終日不成詩。憶君同在孤山下，商略春風弄筆時。”南宋時，太平老人《袖中錦》定“吳紙”為天下第一，春膏、玉水兩箋大概就是代表。

北宋時，蘇州還產(chǎn)一種薄紙，用于寫信，尤其宜于密札，《文房四譜》卷四《紙譜》記道：“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fā)之，蓋隨手便裂，不復粘也。”南宋時，蘇州箋紙的砑花也頗頗有名，李衡《砑花箋》便詠道：“三月江南花滿枝，風輕簾幕燕初飛。游人休惜夜秉燭，楊柳陰濃春正歸。”“崔嵬霜干欲凌云，俯映寒梢數(shù)尺春。須信蒼然明信老，坐中客有散花人。” 還有一種濕紅箋，陳師道《漁家傲·從叔父乞蘇州濕紅箋》詞曰：“一舸姑蘇風雨疾，吳箋滿載紅猶濕。色斗朝花光觸日，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青入柳條初著色，溪梅已露春消息。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黃秦去后無強敵。”另外，蘇州抄造經(jīng)紙的歷史也頗為悠久，李日華《六硯齋二筆》卷二記道：“《豹隱紀談》云，楓橋舊名封橋，后因張繼詩‘江楓漁火’句改楓橋。今天平寺藏經(jīng)，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 張燕昌《金粟箋說》記道：“陸貫夫云，金粟山藏經(jīng)箋造于蘇州承天寺，此古老相傳之說。今承天寺造紙，乃其遺制。”另據(jù)錢思元《吳門補乘》卷二記載，“紙作在承天寺前，專造還復紙”。“還復紙”也稱“還魂紙”，就是將廢紙重新打漿，再制新紙，這是一種廢物利用的生產(chǎn)方式。高濂《燕閑清賞箋》卷中《論紙》還記道：“近日可用書者，吳中無紋灑金箋紙為佳。”“又新安新造仿宋藏經(jīng)箋紙亦佳，吳中近一為之，但不如宋箋抄成堅韌，如緞帛有性，數(shù)百載流傳，尚有揭開受用。若今仿效者，紙性終脆，久霉糊懈必松。”可見在仿制技術上，只是得其形似而已。

以上是關于蘇州制箋的記載，零零碎碎，確乎也難成篇章。

遲在南宋，蘇州制箋技術傳入蜀中，蜀中仿制，稱為“假蘇箋”，費著《箋紙譜》記道：“仿姑蘇作雜色粉紙曰假蘇箋，皆印金銀花于上，承平前輩蓋常用之，中廢不作，比始復為之。然姑蘇紙多布紋，而假蘇箋皆羅紋，惟骨柔薄耳，若加厚壯，則可勝蘇箋也。”

金銀色紙，唐代即已出現(xiàn)，李肇《翰林志》記道：“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所司?。环餐罗澠諘皠e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香木、真珠瑟瑟、鈿函銀鎖；回紇可汗、新羅渤海王書及別錄，并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依然，袁褧《楓窗小牘》卷下說：“皇朝玉牒多書以銷金花白羅紙。”民間嫁娶亦用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嫁娶》說定親時，“男家用銷金色紙四幅為三啟，一禮物狀共兩封，名為雙緘，仍以紅綠銷金書袋盛之”。宋代曾一度禁止民間使用金銀色紙，《宋史·輿服志》記大中祥符元年下詔，“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泥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請禁斷”。事實上不可能完全禁絕，仍在民間流行，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產(chǎn)。本來蜀中金銀色紙很盛行，景煥《牧豎閑談》提到唐代蜀箋就有“金沙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綾紋紙”等，及至南宋，大概技術滯后，只能借“假蘇箋”出之。

金銀色紙所用金銀，有真假之別。假者乃取代用品，使之有金銀之觀，屠隆《紙墨筆硯譜》談到它的制法：“用云母粉同蒼朮、生姜、燈草煮一日，用布包揉洗，又絹包揉洗，愈揉愈細，以絕細為甚佳。收時以綿紙數(shù)層置灰缸上，傾粉汁在上湮干。用五色箋將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粉調粉刷上花板，覆紙印花板上，不可重拓，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銷銀。若用姜黃煎汁，同白芨水調粉刷板，印之花如銷金。”至于用真金銀加工，沈從文先生在《談金花箋》里說：“金花箋一般性加金技術處理，根據(jù)明清材料分析，大致不外三式：一、小片密集紙面如雨，通稱‘銷金’、‘屑金’或‘雨金’，即普通‘灑金’；二、大片分而紙面如雪片，則稱‘大金片’，又通稱‘片金’，一般也稱‘灑金’；三、全部用金的，即稱‘冷金’（在絲綢中則稱為‘渾金’）。冷金中又分有紋、無紋二種，并有布紋、羅紋區(qū)別。這部門生產(chǎn)，宋明以來蘇蜀工人都有貢獻，貢獻特別大的是蘇州工人。紙絹生產(chǎn)屬于蘇州織造管轄范圍，這是過去不知道的。”時至今日，蘇州乃有制作灑金箋紙、灑金扇面的，只是產(chǎn)量不多罷了。

再說布紋和羅紋。抄紙用的紙模，由生絲等縱橫交錯織而成，呈網(wǎng)篩狀，抄成紙后，貼近網(wǎng)篩的紙面上，會有經(jīng)緯織紋，而抄紙時濾水的快慢，取決于網(wǎng)篩的疏密。網(wǎng)篩較密，則濾水較慢，成紙較厚，紙面上呈細密的布紋；網(wǎng)篩較稀，則濾水較快，成紙較薄，紙面上呈現(xiàn)稀疏的羅紋。我在富陽華寶齋看到過抄紙的過程，留下很深的印象?！豆{紙譜》說的布紋和羅紋，也就是說蘇州紙較厚，故有布紋，而“假蘇箋”較薄，就只有羅紋了。

蘇州紙又被稱為“吳箋”，宋人用之，以為時尚?！短熘杏洝肪砣艘敦撽央s錄》曰：“若蜀箋、吳箋皆染搗而成，蜀箋重厚，不佳，今吳箋為勝。”有的并不是真正蘇州所產(chǎn)，時人拈之入詩，也稱“吳箋”，作為上好箋紙的代稱，如謝逸《醉中排悶》詩曰“春來莫學虎頭癡，趁取風光二月時。剩覓吳箋呼阿買，醉中準擬寫新詩。”周南《讀唐詩》詩曰：“一般生態(tài)幾人描，砑盡吳箋禿盡毫。卻是晩唐工狀物，手調煙露染天膏。”周弼《聞友人過吳》詩曰：“詩囊掛在船篷上，吟過江楓落葉中。為恐吳箋題不盡，秋風先燥數(shù)堆紅。”陸游最好“吳箋”兩字，詩中屢屢見之，如《暮春》有“詩成絕恨知心少，自寫吳箋寄故人”；《無題》有“篋有吳箋三萬個，擬將細字寫春愁“；《枕上作》有“猶有少年風味在，吳箋著句寫清愁”；《閑吟》有“閑吟可是治愁藥，一展吳箋萬事忘”，真不勝枚舉。“吳箋”也很大程度上擴大了蘇州的文化影響。

再補說一件范成大的事。蜀紙由于質地厚重，一個壯夫只能背負五百番（張），再加上蜀道艱險，運銷外地是比較困難的，而蜀中各衙門卻都喜歡用輕細的徽紙、池紙或竹紙，因此這些外來的紙張賣價越來越高，每番竟高于地產(chǎn)紙的三倍。淳熙初年，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就只用蜀紙，并責備下屬諸司及州縣衙門不用地產(chǎn)紙的習慣。這一方面是為了發(fā)展蜀中經(jīng)濟，另一方面也節(jié)省了政府辦公開支，所以費著《箋紙譜》說：“范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

在南宋石刻《平江圖》上，樂橋之南有一條“紙廊巷”，“廊”是廊市的意思，“紙廊”也就是專營紙張的市場。當時的紙作坊，生產(chǎn)規(guī)模較小，大概都是前店后坊的格局。“紙廊巷”在盧熊《蘇州府志》中有著錄，王鏊《姑蘇志》誤作“紙郎巷”，至乾隆《吳縣志》訛為“紫廊巷”，后又訛為“紫蘭巷”。“紫蘭巷”在二十年前的城市改造中消失了，只能謹記其名，聊供蘇州箋紙歷史的一點回憶。

二○○四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