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并不在于那天利維斯是否真正與他展開討論。這件小事揭示了維特根斯坦求道問學的某種本質(zhì)特征：維特根斯坦極少與同事、學生進行有意義的交流，他的講座只是個人的表演。利維斯自稱沒有資格評論維特根斯坦的哲學，但他堅持，不論是著述還是授課，都需要別人各種形式的合作，不然于己于人都是十分有害的；維特根斯坦的名氣不脛而走，慕名而來的學生和已有教職的專業(yè)人士成為個人崇拜的犧牲者，他們不是講堂上積極的參與者，而是被動的記錄者。利維斯曾提出一種人文教學研究中相互促進的交流對話的模式：“是這樣的，對嗎？”——“說得對，但是……”即使是天才也不能缺少這種對話方式。

有一次維特根斯坦見到利維斯劈頭扔過一句話來：“放棄文學批評吧！”利維斯想以“放棄哲學吧！”回敬，話到了嘴邊沒有說出口來。即使說了又有何用？維特根斯坦曾在利維斯面前比較“智識”與“性格”的差別，并稱許利維斯為代表“性格”之人，也許維特根斯坦（還有利維斯）對對方的“智識”有所保留吧。維特根斯坦可能并不理解文學批評在“智識”上也是極具挑戰(zhàn)力的領(lǐng)域（解構(gòu)主義者已把這一點推向極致），而文學語言的運用最能體現(xiàn)語言的復(fù)雜性，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往往也是對晦暗不明的思想的探索。哲學家喜歡在抽象、一般的層面上談?wù)撜Z言，他們的理論一旦征諸文學作品就顯得蒼白。利維斯說，維特根斯坦的天才是國際象棋選手的天才，它對利維斯所關(guān)注的問題并無幫助，他不相信劍橋英文系的學生能從維特根斯坦的“一言堂”里有所得益。

維特根斯坦藝術(shù)修養(yǎng)極高，他對文學是否有濃厚的興趣則不得而知。在英國文學里他最熟悉狄更斯的《圣誕歡歌》。有一次他問利維斯是否認識燕卜蓀。燕卜蓀1930年發(fā)表《含混的七種類型》時年僅24歲，他在劍橋也有天才之稱。利維斯回答說不認識，但他在為《劍橋評論》寫《一九二九年劍橋詩歌》一書的書評時讀了詩集中收錄的燕卜蓀的六首詩，寫得都很不錯。維特根斯坦追問那些詩究竟怎么樣，利維斯只得說，要欣賞這些詩作需要一定的知識結(jié)構(gòu)，不然解釋也沒用。接著維特根斯坦說了一句非常能反映他哲學的話：“你如果喜愛它們，你就能描述它們?！?/p>

讀到利維斯回憶文章中這一細節(jié)時筆者想到燕卜蓀作于1935年的詩《最后的痛苦》。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說：“只要能想到的也就是可能的。”燕卜蓀在詩中用濃縮的語言暗示，人性永遠無法達致它能想象的神圣境界。他把人比為女仆，而人的靈魂則是女仆的主人；女仆一味透過鎖眼偷窺主人的秘密和歡樂，鑰匙不可得，門不會開啟，那鎖眼也不會閉上。人類生活中這一窘境也許是被哲學家忽略了：

“能構(gòu)想的也是能發(fā)生的，”

維特根斯坦說，他沒有夢見你；

但詩人依然希望讀者與他一起想象不可能之事，“在絕望中學會一種風格”。假如沒有詩和文學，沒有利維斯們或燕卜蓀們對文學作品細致精微的分析和批評，人們對生活、思想和語言的理解永遠是大有欠缺的?！胺艞壩膶W批評吧！”偉大的維特根斯坦如此放言高論，聞之能不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