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斯還說到兩件有關(guān)維特根斯坦工作方式的趣事。維特根斯坦工作時往往殫精竭慮，時間稍長就會感到極度疲乏。一天晚上他又來利維斯家串門，一坐下來就絮絮叨叨談個不停，幾小時后仍無意告辭。利維斯猜測，他必定又是勞累過度了，不得不提醒他：“你不是說明天得去諾丁漢的亞里士多德學(xué)會讀一篇論文嗎？”維特根斯坦回過神來，要利維斯陪他回到自己住處，但一出門居然提出要步行到劍橋以北十四英里的小鎮(zhèn)伊利（Ely）去。利維斯也不理睬他，挽住他的手臂往劍橋市中心走去。一會兒工夫，利維斯發(fā)現(xiàn)維特根斯坦實際上已靠在他身上，幾乎不能獨立行走（關(guān)心同性戀的研究者又有文章可徽了）。他們好不容易來到維特根斯坦住處門外，利維斯叮囑他早早上床休息，想不到有氣無力的維特根斯坦竟說：“你不知道，我每做一件事的時候總擔(dān)心我活不到完成的那一天。一天下來我得把已做的工作抄謄一份交弗蘭克·拉姆賽保管。今天這事兒還沒做呢。”

此事必定發(fā)生在劍橋天才數(shù)學(xué)家、哲學(xué)家拉姆賽（1903-1930）逝世之前，亦即維特根斯坦回劍橋不久。維特根斯坦常因自己“最可惡而又瑣碎的思想與行為”（致羅素信）自責(zé)，他甚至真誠地稱自己“沒有資格活在世界上”（致平森特信），但這件小事暴露的則是一種濟慈式的焦慮。濟慈在一首十四行詩里寫道：

每當(dāng)我害怕，生命也許等不及，

我的筆搜集完我蓬勃的思潮，

等不及高高一堆書，在文字里，

像豐富的谷倉，把熟谷子收好；

每當(dāng)我在繁星的夜幕上看見

傳奇故事的巨大的云霧征象，

而且想，我或許活不到那一天，

以偶然的神筆描出它的幻相。

維特根斯坦生活在用電腦處理文字的今日就不必為他的“熟谷子”操心了，不過要他目睹資本的觀念如何左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大概寧可舍棄“后現(xiàn)代”的種種便利而去做遺世獨立的隱士。據(jù)諾爾曼·馬爾康姆在《回憶維特根斯坦》（商務(wù)印書館，1984年）一書中說，維特根斯坦擔(dān)心自己的著作毀于火災(zāi)，特意買了一個輕便的鋼制保險柜存放筆記本和手稿。

另一件趣事是由一條悖論引發(fā)的。一天下午維特根斯坦又到利維斯家閑聊，利維斯不小心提到他們上次見面時討論的一條悖論，想不到維特根斯坦話匣一打開后再也關(guān)不住了。那天是星期五，利維斯夫婦照常例要以茶會招待主要來自英文系的客人。客人漸漸到齊，他們本有要事商量，見維特根斯坦滔滔不絕地發(fā)揮他的觀點，不好意思打斷他的思路。而維特根斯坦迫切需要一批聽眾，至于別人是否真對他的話題感興趣他并不在意。談到興頭上，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他拿起身邊一本《新法蘭西評論》揮一揮說：“這就是世界！”原來雜志封面上是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第4卷的題目——“所多瑪和蛾摩拉”（《圣經(jīng)》中兩個罪惡之城的名字）。來客見維特根斯坦無意打住，聽了一陣也就走了。一直到晚上近八點，維特根斯坦才記起他要在當(dāng)晚的道德科學(xué)俱樂部聚會上發(fā)言，并要利維斯一同前往。利維斯早已疲憊不堪，此刻只得勉強應(yīng)承。到了聚會的地點，維特根斯坦道歉一番之后說，他整個下午都在“與利維斯博士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