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本來是指從事文化藝術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經過“流氓化”一派作家的大力調侃和糟踐以后，成為一種可以隨意嘲弄和自嘲的大眾化的“文化俗人”形象。這種“文化人”的道義身份不像“學者”和“批評家”那樣受到職業(yè)的客觀制約，因此他可進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高興，強調一個“舒服”和“爽”。“文化人”決心做學問時，比“學者”要扎實、規(guī)范，體例豐贍，一板一眼，平均每頁有二十個尾注，參考書目有一萬多本，其中西文書占八千本，四庫總目書占一千五百本。“文化人”從事批評時，比“批評家”要瞄得準來打得狠，的確是“階級仇壓槍膛，民族恨噴怒火”。只是他所歸屬的階級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道義身份的駁雜與曖昧，決定了當下人文科學研究的通脹與停滯。應該說，今天的人文學者隊伍兵強馬壯，掌握著成套的先進武器，產量高、包裝美。但正像中國的電腦普及速度是世界一流的而使用率卻僅有2％一樣，人文學術論著的現實指向之微弱，使人們開始懷疑它存在的價值和消耗國家文化經費的理由。隨便舉個例子，當今有許多漂亮的論文，包括一些著名學者的論文，花費了很大力氣，爬梳考證，細讀解剖，結果不過是想證明1949—1979年間的文學是沒有價值的，階級性文學是沒有價值的，一切有共產黨參與的文化活動都是錯誤和荒謬的。這些論著在技術層面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們的道義傾向是沒有經過審慎考慮的。它們有意或無意地無視1949年以前深刻的社會危機和糟糕的政治經濟現實，即無視革命的原因及其復雜的過程，卻主觀地認定中國人民在1949—1979年間過著牛馬不如的奴隸般的生活，覺得只要向那段歷史大潑臟水，不論怎么潑在道義上都是光彩的。海外學者這樣想還有情可原，因為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確實無知，國內學者也來起哄，就未免有負于天地良心了。

當今中國的人文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都過剩得需要大批量銷毀了。花里胡哨的東西對人也不是沒有一點兒好處，但它們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學問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卻需要我們，哪怕是假正經，也要正經地恪守下去。鐵肩擔了道義，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觀音的價值不在他有婀娜的千手，而在他是濟世的觀音。

孔慶東：學者。著有《超越雅俗》《47樓207》等。

本文刊于《天涯》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