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隆教授能讀中文書，但不會說中國話。看這個問題應該有一個歷史的觀點。幾百年前，在歐洲傳播一點兒漢語知識的多半是在中國從事傳教活動的神甫和牧師。但是，他們雖然能說中國話，卻不是漢學家。再晚一些時候，新一代漢學家成長起來了。他們精通漢語和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語文，但是能講漢語者極少。比如鼎鼎大名的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我在清華念書時曾聽過他一次報告，是用英語講的。可見他漢話是不靈的。

20世紀30年代，我到了德國，漢學家不說漢語的情況并沒有改變。哈隆教授絕非例外。一直到比他再晚一代的年輕的漢學家，情況才開始改變。二戰(zhàn)結(jié)束，到中國來去方便，年輕的漢學家便成群結(jié)隊地來到了中國，從此歐洲漢學家不會講漢語的情況便永遠成為歷史了。

我初到哥廷根時，中國留學生只有幾個人，都是學理工的，對漢學不感興趣。此時章士釗的妻子吳弱男（曾擔任過孫中山的英文秘書）正帶著三個兒子游學歐洲，只有次子章用留在哥廷根學習數(shù)學。他從幼年起就飽讀詩書，能作詩。我們一見面，談得非常痛快，他認為我是空谷足音。他母親說，他平常不同中國留學生來往，認識我了以后，仿佛變了一個人，經(jīng)常找我來閑聊，彼此如坐春風。章用同哈隆關系不太好。章曾幫助哈隆寫過幾封致北京一些舊書店買書的信。1935年深秋，我到了哥廷根，記得領我去見哈隆的就是章用。我同哈隆一見如故。對于哈隆教授這一代的歐洲漢學家，我有自己的實事求是的看法，他們的優(yōu)缺點我雖然不敢說是了如指掌，但是八九不離十。我們中國人首先應當尊敬他們，是他們把我國的文化傳入歐美的，是他們在努力加強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他們有了困難，幫助他們是我們的天職。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小看他們，不尊重他們。

哈隆教授，除了自己進行研究工作以外，他最大的成績就是努力創(chuàng)造了一個規(guī)模不小的漢學圖書館。他多方籌措資金，到中國北京去買書。我曾給他寫過一些信給北京琉璃廠的某書店，還有東四修綆堂等書店，按照他提出的書單，把書運往德國。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并不收藏漢文書籍，對此也毫無興趣。哈隆的漢學圖書館占有五六間大房子和幾間小房子。大房子中，書架上至天花板，估計有幾萬冊。線裝書最多，也有不少的日文書籍。記得還有幾冊明版的通俗小說，在中國也應該屬于善本了。對我來講，最有用的書極多，首先是《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一百冊。這一部書是我做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可惜在哥廷根只有Prof.Waldschmidt有一套，我無法使用?，F(xiàn)在，漢學研究所竟然有一套，只供我一個人使用，真如天降洪福，絕處逢生。此外，這里還有一套長達百本的筆記叢刊。我沒事時也常讀一讀，增加了一些亂七八糟的知識。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哥廷根十年，絕大部分時間是在梵學研究所度過的，其余的時間則多半是在漢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