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哈隆的漢學圖書館也可以說是做過一些貢獻的。中國木版的舊書往往用藍色的包皮裝裹起來，外面看不到書的名字，這對讀者非常不方便。我讓國內(nèi)把虎皮宣紙寄到德國，附上筆和墨。我對每一部這樣的書都用宣紙寫好書名，貼到書上，讓讀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書，非常方便，而且也美觀。幾個大書架上，仿佛飛滿了黃色的蝴蝶，頓使不太明亮的大書庫里也充滿了盎然的生氣。不但我自己覺得很滿意，哈隆更是贊不絕口，有外賓來參觀，他也懷著驕傲的神色向他們介紹，這種現(xiàn)象在別的漢學圖書館中也許是見不到的。

時間已經(jīng)到了1937年，清華同德國的交換期滿了，我再也拿不到每月120馬克了。但這也并非絕路，既到了德國，總會有辦法的，比如申請洪堡基金等等。但是，哈隆教授早已給我安排好了，我被聘為哥廷根大學漢語講師，工資每月150馬克。我的開課通知書赫然貼在大學教務(wù)處開課通知欄中，供全校上萬名學生選擇。在幾年中確實有人報名學習漢語普通話，但過不了多久，一一都走光。在當時，漢語對德國用處不大。不管怎樣，我反正已經(jīng)是大學的成員之一。對我來說，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這是非常有利的。

這時陸續(xù)有幾個中國留學生來到哥廷根。他們中有的是考上了官費留學的，這在當時的中國，沒有極強硬的后臺是根本不可能的。據(jù)說，在兩年內(nèi)，他們每月可以拿到800馬克。其余的留學生中有安徽大地主的子弟，有上海財閥的子女。平時財大氣粗；但是，1939年二戰(zhàn)一爆發(fā)，郵路梗阻，家里的錢寄不出來，立即顯露出一副狼狽相。反觀我這區(qū)區(qū)150馬克，固若金湯，我毫無后顧之憂，每月到大學財務(wù)處去領(lǐng)我的工資。所有這一切，我當然必須感謝哈隆教授。

哈隆教授的漢學圖書館在德國在歐洲是名聲昭著的。我到圖書館去的時候，時不時地會遇到一些德國漢學家或歐洲其他國家的漢學家來這里查閱書籍，準備寫博士論文或其他著作。英國的翻譯家Arthur Waley，就是我在這里認識的。

時間大概是到了1938年，距二戰(zhàn)爆發(fā)還有一年的時間。有一天，哈隆教授告訴我，他已接受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擔任漢語講座教授，對他對我這都是天大的喜事。我向他表示誠摯的祝賀。他說，他真舍不得離開他的漢學圖書館。但是，現(xiàn)在是不離開不行的時候了。他要我同他一起到劍橋去，在那里他為我謀得了一個漢學講師的位置。我感謝他的美意；但是，我的博士論文還沒有完成，此事只好以后再提。

他去國的前幾天，我同當時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設(shè)宴為他餞行。我們都準時到達。那一天晚上，我看哈隆教授是真動了感情。他坐在那里，半天不說話，最后說：“我在哥廷根十幾年，沒有交一個德國朋友，在去國之前，還是兩個中國朋友來給我餞行?！闭f罷，真正流出了眼淚。從此以后，他攜家走英倫。1939年二戰(zhàn)爆發(fā)，我的劍橋夢也隨之破滅。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那一篇文章里，我曾列舉了平生有恩于我的師友，在德國，我只列了兩位：Sieg和Waldschmidt?，F(xiàn)在看來，不夠了，應(yīng)該加上哈隆教授，沒有他的幫助，我在哥廷根是完成不了那樣多的工作的。

2003年6月30日于三0一醫(y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