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我來到了德國的哥廷根。

我曾有過一個公式：天才+勤奮+機遇＝成功。

我十分強調(diào)機遇。我是從機遇縫里鉆出來的，從山東窮鄉(xiāng)僻壤鉆到今天的我。

到了德國以后，我被德國學術交換處分配到哥廷根，而喬冠華則被分配到吐平根（Tübingen）。如果顛倒一下的話，則吐平根既無梵學，也無漢學。我在那里混上兩年，一無所獲，連回國的路費都無從籌措。我在這里真不能不感謝機遇對我的又一次垂青。

我到了哥廷根，真是如魚得水。到了1936年春，我后來的導師E. Waldschmidt調(diào)來哥廷根擔任梵學正教授。這就奠定了我一生研究的基礎。梵文研究所設在東方研究所（都不是正式的名稱）內(nèi)，這個研究所坐落在大圖書館對面Gauss-Weber-Haus內(nèi)。這是幾百年前大數(shù)學家Gauss和他的同伴Weber鼓搗電報的地方。房子極老，一層是阿拉伯研究所、巴比倫亞述研究所、古代埃及文研究所。二層是梵文研究所、斯拉夫語研究所、伊朗研究所。三層最高層則住著俄文講師V. Grimm夫婦。

大學另外有一個漢學研究所，不在Gauss-Weber-Haus內(nèi)，而在離此地頗遠的一個大院子中大樓里。院子極大，有幾株高大的古橡樹矗立其間，上摩青天，氣象萬千。大樓極大，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樓中也很少碰到人。在二樓，有六七間大房子、四五間小房子，撥歸漢學研究所使用。同Gauss-Weber-Haus比較起來寬敞多了。

漢學研究所沒有正教授，由一位副教授兼主任，他就是G.哈?。℅.Haloun）教授，這個研究所和哈隆本人都不被大學所重視。他告訴我：他是蘇臺德人，不為正統(tǒng)的德國人所尊重。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同德國人有什么來往。哥廷根是德國的科學重鎮(zhèn)，有一個科學院，院士們都是正教授中之佼佼者。這同他是不沾邊的。在這里，他是孤獨的，寂寞的。陪伴他出出進進漢學研究所，我只看到他夫人一個人。在漢學研究所他的辦公室里，他夫人總是陪他坐在那里，手里擺弄著什么針線活，教授則埋首搞自己的研究工作。好像這里就是他們的家庭。他們好像是處在一個孤島上，形影不離，相依為命。

哈隆教授對中國古籍是下過一番苦功的。尤其是對中國古代音韻學有深湛的研究。用拉丁字母來表示漢字的發(fā)音，西方有許多不同的方法。但是，他認為，這些方法都不能真正準確地表示出漢字獨特的發(fā)音，因此，他自己重新制造了一個嶄新的體系，他自己寫文章時就使用這一套體系。

在我到達哥廷根以前若干年中，哈隆教授研究中心問題，似與當時歐洲漢學新潮流相符合，重點研究古代中亞文明。他費了許多年的時間，寫了一篇相當長的論文《論月支（化）問題》，發(fā)表在有名的《德國東方學會會刊》上，受到了國際漢學家廣泛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