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二十六歲的鐘叔河被劃成“右派”，清除出《湖南日報》社記者隊伍（據(jù)說這家報社有百分之四十六的編輯記者被劃為“右派”），一來二去混成了一名街辦工廠描圖員。可嘆的是這份低就的差事他也沒能混下去，“文革”中他“堅持反動思想，散布反動言論，攻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被究辦，公安局的人有一天在繪圖桌旁邊給他戴上一副手銬，結果被判刑十年。

“判刑總得要‘材料’，我猜想它會出自于誰呢？”鐘叔河說。

“猜到了？”

“當然。”鐘叔河回想當年的感受時，眨著有點三角亦有點肉泡的眼睛，對自己的判斷很滿意的樣子。

一九九三年，距離鐘叔河被捕的日子已經(jīng)二十三年的一天，我去拜訪他的時候，鐘叔河給我看了一封信。一個老年人用很耐看的筆跡及很親切的口吻，在信中向鐘叔河報告自己住院醫(yī)病的見聞，包括其妻如何認為他裝病云云，件件娓娓道來，挺有幾分意思。“就是這位老兄扛不住，交代了他們需要的一些‘材料’。”沒想到鐘叔河這樣介紹寫信的老朋友。這不由得叫人吃驚。

“你完全原諒了他？還同他保持來往？”

“我原諒他是因為他并沒有由于交出‘材料’得到什么好處，相反他受到的打擊比我還要重。這叫我有點同情他。我認為他的坦白交代也并非出于犧牲別人保全自己之心，不過是性格軟弱造成的。他膽子小，一問就什么都招了。我自己不是在肅反運動中也不負責任地傷到過朱正么。他一直很落魄，想自費出本舊體詩詞，還得動心思拍賣舊時戀人贈送的一塊手表。結果猶豫來猶豫去，書號漲價手表降價，書到底沒出成。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對當年的行為他其實也很后悔，反正牢已經(jīng)坐完了，怪罪他也沒有什么意思。”而且正是這個人的行為與遭際讓鐘叔河對現(xiàn)實動了憤懣之情，同時產生出琢磨它琢磨歷史的念頭。

我無法憑經(jīng)驗想象，鐘叔河是怎樣與一個這樣“傷到過”自己的人繼續(xù)做朋友的。也許這在一個研究歷史研究得頗為通透的人來說，只是一件隨緣而造的事。

“我戴著手銬乖乖跟著他們走。在街上，我走得很慢，很想讓個熟人看見我，也好給我家里報個信兒。結果沒碰上。”就這么著鐘叔河于一九七○年被捕，手指上沾著墨水，胳膊上戴著袖套，關入長沙市左家塘看守所，直至一九七一年五月以“現(xiàn)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轉送勞改隊。

按照通常的慣例，我們在聽一個歷盡苦難的朋友述說他的過去時，需要抱一種深切的同情，并隨時準備給予必要的安撫，但跟鐘叔河談話不需要如此。鐘老前輩回憶看守所和勞改隊的生活時，從來不曾凄凄慘慘，相反還有一點津津樂道。這似乎有些反常，也體現(xiàn)了他的與眾不同。他大概很愿意讓更多的人知道，那些讓他刻骨銘心的記憶，也令所有的人不可思議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