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相比，鐘叔河先生的不可及之處還有很多，都與博大而深入有關。想只說我印象最深的兩種，重刊周作人遺著和書籍的編印裝幀。先說前一種。周作人是我的老師，我在家人也守妄語之戒，對于他的學識文章，我很欽佩，因而認為，他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值得讀，吟味其內(nèi)容，學習其表達?？墒撬臑槿擞袉栴}，是抗戰(zhàn)時期，他不只留在淪陷區(qū)的北京，而且出了山。學識文章和為人走了歧路，我們要如何對待呢？很難。一筆抹殺？他像是與賣身投靠的諸宵小不盡同，何況還有著作具在。諒解嗎？傳統(tǒng)和常識都會不允許。我前幾年寫《負暄瑣話》和《負暄續(xù)話》，多談到北大舊人，就碰到這個困難。依照晉惠帝的分類法，對他的看法有私和官（公）兩種。所謂私是顧念私情，我取古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之義，認為他賣得太賤，或者說，用歷史地位換不體面的祿位，不值。撇開私就不得不改為說公道話，于是寫《苦雨齋一二》，開門見山就說，他是一反宋朝呂端之為人，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寫《再談苦雨齋》，說他心中具有神鬼二氣，不幸一時神鬼交戰(zhàn)，鬼竟占了上風。這是說為人。至于說著作，我就認為，不當以人廢言?？墒遣划攺U的言要有托身之地，即印本，經(jīng)過幾十年（其中還有“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見天日，哪里去找呢？所以限于“希望”，我也主張，應該印，甚至全集，如其老兄的，上市，賣。說限于希望，是因為：一、公然推崇周作人，縱使限于著作，也怕有人在背后指脊梁骨；二、工程浩大，我既無此魄力，又無此精力。是前幾年，因為介紹出版譯本《一知半解》，我同岳麓書社拉上點關系，他們有時就寄贈一些估計我會有用的新印本。其中有幾本是周作人的著作，我見到，曾經(jīng)一驚，驚的是，竟有人做這種傻事，而且居然得到上方的點頭。后來探詢，才知道是鐘叔河先生主持印的，并且有大計劃，是陸續(xù)印，直到出齊。這期間，我又見到《知堂書話》《知堂談吃》一類書問世，也出自他之手，我才知道，在這方面，我只有一點點朦朧的想法，而鐘叔河先生真就大干起來。

是九十年代初吧，湖南傳來消息，鐘叔河先生所在的出版社改選，他的總編輯職位未能保住，改到新聞出版局去任編審。是不是受了周作人的連累？不知道。但推想人亡政息，繼續(xù)刊印周作人著作的豪舉總不能不放棄。不出所料，以后就不再有周作人著作的新印本寄來。水流花謝，日子一長，我也就把這件事情放在腦后了。直到見到鐘叔河先生，才知道情況并不是水流花謝，而是水已匯成巨流，花將開得更大。是晤面的那個夏日的下午，我們談得很多，專說有關周作人的，他說他正在著手刊印《周作人散文全編》，材料，上方允許，家屬條件，出版處所，差不多都已辦妥，不久可以陸續(xù)發(fā)稿，所以他很忙。關于材料，他的搜求的本領真使我五體投地，是許多不經(jīng)見甚至很少人知道的，他都有，如日記，他已經(jīng)拿到全部復印件。我問他為什么不印全集，他說這已經(jīng)很難，是經(jīng)過多方面努力，用多種辦法，才闖過來的，如果稱為全集（像是有紀念性質(zhì)）就更難了。我說這樣一來，詩，新的有《過去的生命》，舊的有《知堂雜詩抄》，就不好辦了。他說他打算在散文之外，另編一本，新詩橫排右行，舊詩直排左行，似兩冊而合一，并想請我寫序文。我說這是師輩的手筆，在書前說三道四，不敢。他沒有退讓，只好都認定，到時候再說。其實，說私心話，他從事的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大事業(yè)，雖然以他的才學和經(jīng)驗，必游刃有余，如果我能夠尾隨搬一些零磚碎瓦，算作未袖手旁觀，總是既應該又求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