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對于鐘叔河來說，一九五七年還不是災難的頂點。一九七○年三月，他突然被捕了，以“現(xiàn)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強迫勞動改造。那“判決書”的主要內容其實只是“反右”時的“定案材料”的摘要，末尾加上“……又不思悔改，攻擊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幾句。到一九七九年三月，即勞改了整整九年之后，才得到釋放，旋即宣布這是一個錯案，撤銷原判，宣告無罪。當年，我也和他同在一個勞改隊服刑（順便說一句，潘漢年一生的最后一些日子也是在那個勞改隊度過的）。眾所周知，勞改隊“并不是什么‘仁慈’的東西”，那幾年的情況不必細說了。我想說的是，就是在那樣的處境之中，不論是當“現(xiàn)管分子”的勞動之余，或是在勞改隊，鐘叔河依然是只要有機會就讀書。書籍的來源比以前困難了，他總是千方百計去搜求。我當然無法確切地說出鐘叔河在這些年里讀了多少書，我只知道，《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中的好多種史籍，以及收入《走向世界叢書》中的那些清人出國筆記，大都是他在一九五七年之后讀的。一九八○年他提議要編印這套叢書時，就是根據(jù)自己讀過的書的印象擬定了最初的書目。當然，當初他讀這些書的時候，并沒有預料到日后還能給它們派上用場，把它們編入這么一部叢書中去。他是抱著使自己弄清楚一些問題的目的而讀書，而思考的。在廣泛的閱讀中，他越來越把興趣集中于歷史、特別是近代思想史方面，只不過是反映了他對祖國命運的憂思。

鐘叔河在《日本雜事詩廣注》的導言中寫了這樣一些話：

所謂“放歸”，就是放逐歸家，等于現(xiàn)在的“開除公職”。

他始終在緊跟著歷史的潮流，關心著天下的大事。盡管自己名列株連黑籍，卻始終對未來抱有信心，相信四億人民是一定會從二千多年的魘夢中醒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