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文字的穿透力，讓人聯(lián)想到他筆下地中海沿岸蒂巴薩夏日耀眼的陽光。那是一個用他的作品不斷對現(xiàn)實世界做出修正的大師，這種風格就是蘊含著人的尊嚴和驕傲的兩個字：反抗。這是阿爾貝·加繆為苦難中的人們開出的一方藥劑。有誰敢像他一樣說：小說的本質(zhì)就在于永遠糾正現(xiàn)實世界？

當鼠疫蓄足全力撲向奧蘭孤城，人們?yōu)檎一厥サ男腋?，掙扎著，抵御威脅著自己的瘟神的奴役，200多頁的小說行進到三分之一時，加繆式的哲學像一支交響樂的主聲部，開始通過敘述人呈現(xiàn)，這種顯然已經(jīng)揉合了個人生存經(jīng)驗的哲學，用一句話可以陳述，即存在就是反抗。加繆在1957年的受獎演說中把這種反抗視作作家這一職業(yè)的偉大責任：不能遷就謊言和奴役，要為真理和為自由服務(wù)。做出這樣的承諾是高貴的，因為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使他很難履行這樣的承諾—拒絕對眾所周知的事情撒謊和抵抗壓迫。

朗貝爾一直在作著個人化的斗爭和反抗，這種斗爭和反抗是為了個體的幸福。朗貝爾是一個記者，因為一次偶然他被困在了奧蘭，被迫和戀人分離。他一直有一種錯覺，或者說心存幻想，以為在鼠疫面前自己仍是自由的，可以自行做出抉擇，事實上他忽略了，當災難的陰影籠罩住了一切，已不存在個人的命運，有的只是集體的遭遇。為了不讓鼠疫的魔爪捉住，朗貝爾想盡了種種辦法出城，當事實證明通過合法手段出城已無望時他就另找出路，他甚至找到了一個秘密偷渡的地下組織。但一心想著要出城的朗貝爾在這里好像走入了一個迷宮，他像卡夫卡小說中的灰色人物一樣永遠接近不了目標。在和里厄醫(yī)生的一次談話中，他坦言自己不是個怕冒生命危險的人，“我沒有和你們一起工作，是有我的理由”。朗貝爾在這里說的理由就是愛情，就是他的幸福。他把里厄他們的行動稱作“為理想而死”的英雄主義行徑，而他感興趣的只是“為愛而生，為愛而死”。他和醫(yī)生有一次關(guān)于人是不是一種概念的爭論，他面紅耳赤地反駁醫(yī)生—

“人是一種概念，不過，一旦脫離了愛情，人就成為一種為時很短的概念，而現(xiàn)在正好我們不能再愛了，那么醫(yī)生，讓我們安心地忍耐吧，讓我們等著能愛的時刻的到來，如果真的沒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時候，不必去裝什么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