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轟”一聲，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學校停了，商店關了，娛樂業(yè)關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著他們轉(zhuǎn)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zhuǎn)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交警也沒有，司機周師傅開金杯面包車載著我們，跟在急救車后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著往外長，襯著灰撲撲的荒街。老金杯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開著，外頭沒人，風野蠻地拍在臉上。我原來以為這一輩子，就是每天想著怎么把一個問題問好，把衣服穿對，每天走過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這么到死，沒想到還有這么一天。

到醫(yī)院，車一停下，我看到兩個醫(yī)生推著一個蒙著白布的東西，顛簸著跑過來。

我嚇了一跳。

他們把它往救護車上抬的時候，我才發(fā)現(xiàn)，是個輪椅，一個老太太坐在上面，從頭到腳被白布罩著，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沒有穿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里推出來，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單，大概是臨時被拽過來，算隔離手段。

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著吊瓶，我數(shù)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布的沒這么多。我又數(shù)了一遍，是，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y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只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導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說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y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周后也發(fā)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聲。編導天賀抽了一會兒他的大煙斗，說：“覺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橋》里頭的感覺，火車正往危險的地方開，車里的人耳邊咣咣響——外面有人正把窗戶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