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時代里可以懷念人。

司馬遷生逢其時，所以總結(jié)那雄奇時代時，他的一部部列傳寫得筆下生花。愈節(jié)省筆墨愈韻味無窮，《刺客列傳》只是用殘墨寫了幾位不能不寫的“恐怖主義者”——20個世紀后不知為什么連中國的電視臺也操著一股盎格魯?撤克遜式的正統(tǒng)秩序維護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義者幾個字時帶著一種判死刑的味兒，——但那《刺客列傳》卻是偉著《史記》的壓卷之筆，永遠地放射著難言的、異端的美。

活不在那種時代則容易懷念狗。

比如前蘇聯(lián)就制作過一部狗電影《白鼻姆黑耳朵》，讓人感動不己。近年來狗電影、狗電視、狗文學(xué)不用說，養(yǎng)狗之風(fēng)都常盛不衰，不能不認為其中深藏著人類的時代感和潛意識。

在日本，連狗都知道在東京澀谷車站前面有一只狗的雕像。不用說，帶著一個動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戰(zhàn)亂離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兒等，一直等得死在它與主人約定的地方。日后，日本人為了抒發(fā)忠誠和宣揚這種死而不渝的品質(zhì)（日本人非常重視這種“不渝”，侵略戰(zhàn)爭過去半個世紀了，而他們有幾分“渝意”呢），——在澀谷為此狗鑄了銅像。至今凡約會在澀谷的人都流行把地點定在狗像前邊，以表示自己也那么忠誠，至少能做到不見不散。

在東京掙扎著的百萬外國人對那條銅狗大體上態(tài)度淡漠。大約是在那兒約得多了，發(fā)覺只是給那條日本狗做了宣傳，而事實上日本人遠非那么守信用，尤其是無利可圖的時候。于是，懷念故鄉(xiāng)狗的現(xiàn)象就產(chǎn)生了。

狗的回憶，有復(fù)雜的動機，也有復(fù)雜的聯(lián)想。世上狗文學(xué)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噓；比著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靈。不節(jié)制的例子，有描寫狗不僅跟狼咬而且跟豹子咬的。而我見過的狗卻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那是在烏珠穆沁，我在那兒插隊的第三年。不用說，牧人家都有幾條狗。我家的幾條狗中，有一條名叫吉里格。這種狗名字其實不算名字，草原上吉里格這個音類似于狗的通稱，也類乎一種喚狗的聲音。

吉里格可沒有那種斗虎斗豹的奇遇記，有沒有直接與狼廝咬過，也弄不清楚了。它只是一只忠實的北方牧羊犬，壯健多毛，腦殼碩大，渾身是黑色，喜歡臥在氈包的正南方———監(jiān)視著一切走近的異己者。那一年它大約是十七八歲，已經(jīng)老得不能再老了，眼睛呆滯、瞳孔混濁，嗅覺也已經(jīng)失敏。牙齒軟了，額吉每天留心給它弄些稀食喂。它摟著一塊骨頭左啃右啃咬不下肉來的時候，額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著它。

那一年不僅僅是狗虛弱的一年。我插隊住進的這一家牧民，因為說不清的復(fù)雜家族關(guān)系，在政治上正處于一個或者光榮地留在革命陣營，或者危險地陷進牧主階級的邊緣。草原不動聲色、但是陰沉地把一種薄薄的恐怖氣氛送過來，讓它彌漫在我們家那頂灰舊氈包的四周。

——不是那時身在其境，不是那時身困其間，今天我是絕對無法體會也無法總結(jié)的；那時我們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撻，我們這個家族包括我這名插住其中的知識青年，都在忍受人類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視。

誰都知道、但誰也不說的東西最真實。

那個冬天來我家氈包串營子的人依然很多。我們包里的成員，包括剛剛4歲的男孩巴特爾，神色中都有一絲小心翼翼，有那么一點逢迎和膽怯。有兩個例外：一個是我，剛滿20歲的我那時雖然感到壓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氣昂地來串營子的牧民。對他們我冷淡而懷著敵視，但那座氈包不由我作主，說透了我是這個包的緣份更遠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額吉的獨子阿洛華哥，他那賠笑臉說奉承話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討厭透了。還有一個例外是吉里格，它老糊涂了，忘了世態(tài)和處境，有時會突然悶頭悶?zāi)X竄出來，咬住人的氈靴不放。它的牙齒已經(jīng)沒有勁頭，齒尖也不再銳利，所以一般是能嚇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會咬出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