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蓬勃進行的戲劇展演，那一片從未有過的繁榮興旺的創(chuàng)作景象，那一個個新的劇目激發(fā)起的強烈的社會反響，使我每一天都處在一種昂奮的精神狀態(tài)中。

而那個春天里頻繁地舉行的為在“文革”劫難中屈死的老干部們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又使我心情沉重，悲嘆不已。

除了戲劇界為田漢先生舉行的隆重的悼念會之外，最令我悲嘆的是文化部的三位與我有著密切關(guān)系的副部長的命運。一位是徐光霄，他在1955年“反胡風(fēng)”運動中，曾批示對我嚴厲處置，送去勞改?！拔母铩焙笏M了監(jiān)獄，被迫害而死。另一位是陳克寒，他在1957年“反右”運動批判吳祖光右派罪行的大會上，宣布給我戴上極右分子帽子。他在“文革”中被逼跳樓自殺。還有一位劉芝明副部長，他是“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團的專案組長，1958年“反右”運動結(jié)束時，由他代表黨組織向我們宣讀政治結(jié)論書和處分決定。不幸在“文革”中他反被誣以包庇“二流堂”右派分子而遭受慘無人道的鞭打，被迫害而死。為他舉行平反昭雪的追悼會的那天，是一個陰雨的日子，我懷著憂郁的心情趕到八寶山公墓禮堂，默默地望著他的遺像，心中涌起一種莫名的傷感。

在這些日子里，我常被一些歷史的聯(lián)想所激動。因為我有幸參與了中國現(xiàn)代戲劇史上最盛大也最重要的兩次戲劇展覽，它們對我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一次是在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一年，1944年在桂林舉行的“西南劇展”，我那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對戲劇充滿向往的少年。這個劇展最有力地展示了中國劇人的愛國熱情、不屈意志和戰(zhàn)斗精神，它對我的成長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第二次就是1979年為慶祝建國三十周年而舉辦的為期一年零一個月，共演出劇目達一百三十七臺之多的“獻禮演出”，它標(biāo)志了中國戲劇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同時又是我經(jīng)歷了二十五年的坎坷歲月之后，重又獲得藝術(shù)生命的一個新的起點。我重歸劇壇的這一年已經(jīng)四十九歲。

兩次戲劇展覽相隔了三十五年，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環(huán)境里舉辦的。但我作為一個親歷者，不僅看到了這三十五年間中國戲劇的歷史發(fā)展，而且感受到了它們之間的精神聯(lián)系和藝術(shù)傳統(tǒng)的繼承與發(fā)揚。

“西南劇展”是由田漢、歐陽予倩、熊佛西、瞿白音等進步戲劇家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舉辦的,那時民生艱困,國土破碎,寇正步步緊逼西南。在這樣的情勢下，愛國的劇人們從各地聚集桂林，演出一出出激動人心的抗日救亡的戲劇，用戲劇的藝術(shù)力量鼓舞人民。我至今還記得劇展開幕式那個晚上的情景。一千多人聚集在一個破舊的戲院里，首先由歐陽先生報告籌備經(jīng)過，接著由國民黨官員致辭，最后田漢先生講話。他從衣袋里拿出一份在抗戰(zhàn)中死難的戲劇工作者的名單，念著一個個的名字，請大家不要忘了他們。這時會場里已聽到哭聲，氣氛是那樣地莊嚴而又熱烈。這次劇展進行了整整三個月，近三十個劇團演出了四十多臺劇目。我記得許多劇團的大哥哥大姐姐都擠睡在地鋪上，啃著一塊大餅，沒有一個叫苦的，他們在舞臺上生龍活虎，扮演著各種角色。那些日子，桂林的市民們都擁向劇院，整個城市被一種濃郁的文化氣氛所籠罩。我，一個少年，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和戲劇精神的感召中成長起來。

三十五年之后,我又參與了一個更盛大的戲劇展覽，我又投入到了一個激蕩的時代浪潮之中，強有力的戲劇精神又一次賦予了我新的生命力。

我寫的第一篇劇評,發(fā)表在《紅旗》雜志上，題為《思想解放的藝術(shù)花朵》，是評論話劇《報春花》的。這個戲創(chuàng)作于1979年春天，它真是一朵新時代的報春花。作者崔德志和我是同代人。他把多年郁積在心中的憤懣，通過一場尖銳的戲劇沖突傾瀉了出來，激起了萬千觀眾的強烈共鳴。他塑造了一個默默無聞勤奮勞動的青年女工的形象，她在工作中創(chuàng)造了奇跡，但她在生活中卻受人歧視。

就因為她的爸爸是“歷反”,她的媽媽被劃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