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看到“肅反”運動中厚厚的一堆機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幾個年輕朋友的友誼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個小集團，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來是年輕人特別是從事藝術(shù)工作的年輕人最平常不過的生活內(nèi)容，在那個極權(quán)時代恰恰是不被允許的。除了黨團組織，特別忌諱人們相聚一起?！懊C反”中全國追查各種小集團，我和幾個朋友被指控為“小家族集團”，從追查我們的一言一行，追查我們寫作的作品，再擴大到追查我們的歷史，然后把它們都附會成反革命性質(zhì)。檔案里收存的那一冊“反右”運動中專案組編寫的在內(nèi)部傳閱的《有關(guān)“小家族”的材料匯編》和《“小家族”辯論會發(fā)言提示》，就是強迫人們按照預定的意圖，把小集團歸入?yún)亲婀獾摹岸魈谩?，而進行大批判的一個最典型的例證。

人們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事實：在那個專制時代，一個人不僅可能因思想言論獲罪，連年輕人最起碼最基本的生活權(quán)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個性遭到壓抑，友誼、親情、愛情、聚會——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為資產(chǎn)階級的腐朽行為。人們只能生活在一個模子里，匯聚到一個組織中，只允許愛領(lǐng)袖一個人，只允許把思想統(tǒng)一到一個頭腦里。這就是檔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個時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點。

最為人們悲嘆的，是檔案中輯錄的大量所謂“坦白材料”“檢舉材料”“交代材料”“揭發(fā)材料”“匯報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和我的朋友們在壓力下無奈地寫的揭發(fā)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單位的一些同事為表現(xiàn)政治積極，對我的攻擊和陷害；有的是在勞教隊里，囚徒之間的互相攻擊和撕咬。看起來這都是一些個人的舉動，實質(zhì)上都是在所謂組織的驅(qū)使脅迫下進行的。這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管治方法，普遍運用在政治運動中。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樣淪為被整者，在我的檔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經(jīng)是運動的領(lǐng)導人和積極分子們，到后來的“文革”中，幾乎無一幸免地遭受了更為悲慘的結(jié)局。人們會問：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之間搞得這樣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為了什么呢？

檔案中記錄的1959年“大躍進”以后的三年大饑饉歲月，勞教右派們所經(jīng)受的苦難、折磨和死亡的悲劇，使人們驚駭和心靈震顫。一些文章引用我經(jīng)歷的那個“兩個窩窩頭事件”，來論述在那個殘酷的生存環(huán)境中對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人格尊嚴的踐踏和摧殘。那是在1960年冬天饑餓的日子里，一次由我為大家打飯。恰好有一人沒來，多余了兩個窩窩頭，我沒有及時送回伙房，我確實有過吃掉它們的念頭，但我又不敢吃。正在這時，管教干部發(fā)現(xiàn)了這兩個沒有退回的窩窩頭，對我進行追問。我立即作了口頭檢查。他不罷手，又召開小組會，發(fā)動勞教犯對我揭發(fā)批判，再責令我寫出書面檢查。在那個大饑餓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監(jiān)舍鐵門外站著荷槍的警衛(wèi)，我便在昏暗的燈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撻自己的靈魂，坦白交代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犯罪苗頭，批判自己的“可恥”“惡劣”“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階級本性，再從資產(chǎn)階級的個人主義批判到剝削階級的剝削意識——小組會的批判記錄和我的這篇檢查，都作為罪證裝在我的檔案里，我的這篇檢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了四頁，前三頁收在《一紙蒼涼》里，最后一頁現(xiàn)在也在麗江保存的這冊檔案里發(fā)現(xiàn)了。

一位評論家看了這些材料后寫道：“讀到這里，人們怎能不為之悚然？從這個小小的荒誕劇，大致可以想象到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空間。對于不曾在那個環(huán)境里生活過的人，當然是不能真切體驗和想象得到的。所以當你們研究或評論這段歷史時，請對這些受盡苦難的人給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譏笑他們的軟弱和屈從，責難他們的無所作為?！保ǖこ浚骸稙榱嗣魈臁P(guān)于杜高的〈又見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