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讀上幾頁就感到邵燕祥這么認真，絕不只是為他自己伸伸冤。他是就五十年代中期那場斗爭，來探討知識分子與黨的關(guān)系這一重大問題。我曾引過洋人批評咱們的一句話，說中國人對待歷史有點像撥拉算盤。西方人用筆算，總數(shù)要是錯了，就找出錯在何處；而算盤倘若打錯了，就只能把算盤珠子一劃拉，再重來。按說馬列主義最講究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xùn)，以提高認識，而咱們的歷次運動開頭大張旗鼓，雷厲風(fēng)行，最終則虎頭蛇尾，一風(fēng)吹，“平反”了事。反右據(jù)說最后的結(jié)論是基本上搞錯了——仿佛為了表示并未全錯，所以末尾還留了幾名，以證實那番大傷元氣還是值得的。正由于沒總結(jié)，所以繼之而來的“文革”，災(zāi)難可就更大了。

想到這里，我開始認識到邵燕祥此書的價值了。他不贊成像撥拉算盤那樣：既然事情已過去了幾十年，就用不著較真啦。他認為個人得失可以不計較，但民族走向馬虎不得，他不能忘記在那“聲討者拿著帽子找頭”的年月，動不動就上綱上線，不是“惡毒攻擊”就是“罪該萬死”。為了避免時間更長也更痛苦的斗爭，在“×××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喊聲下，被斗者只好迎合斗爭者的需要，大包大攬，信口開河起來。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既當(dāng)過斗爭者，也當(dāng)過被斗者。我一直在默想：這么斗出來的“果實”，從正面衡量有多大價值？而算算它負面的賬就不堪設(shè)想了！倘若舉國都變成了應(yīng)聲蟲，民族就實在太可悲了。

那場“文革”既是災(zāi)難，也是深刻無比的教訓(xùn)。它用其“忠字舞”及接電話先背句語錄等愚民做法，充分暴露出那幫人的愚昧瘋狂，從而更讓人們警覺起來——再那么胡鬧下去，民族就非淪亡不可。

我認為邵燕祥寫了一本有利于國有利于黨的好書。他沒有像我及許多被斗者那樣，挨斗時閉上眼睛認命，后來改正了事，皆大歡喜。他認真地觀察、分析、思考過，覺得革命雖不是請客吃飯，但也不能讓理智與理性全部停工。當(dāng)時被斗者趴在地上，斗爭者踩在背上厲聲問道：服不服，認不認罪？這種“服”和“認罪”怎么可能是由衷的？

如今，四十歲以下的人未必能體會到七十年代以前那一場接一場的風(fēng)暴，對社會、對文化、對個人所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不能像撥拉算盤珠子那樣，錯了就從頭再來。如果不諱疾忌醫(yī)，就應(yīng)號號脈，認真查查病因。

因此，我深信這是一本十分有益的好書。

蕭乾也有寫得沉重的，比如《戴厚英——一個真正的人》。此文發(fā)表于《書屋》的1999年第1期。文章的末尾落筆為“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于北京醫(yī)院病房中”。查蕭乾夫人文潔若所撰寫的《蕭乾年表》，蕭乾開始寫此文的時間是1996年8月31日，即戴厚英遇害6日之后（戴厚英遇害于1996年8月25日）。從1996年8月31日開始寫作到1998年1月25日定稿于北京醫(yī)院病房，這期間有一年零五個月。這篇文章寄給《書屋》的時間是1998年3月7日?！稌荨分匝舆t刊出，是因文潔若先生在信中對此稿有特別囑咐：“周實同志：寄上蕭乾所寫的《戴厚英文集序》。戴厚英遇害后，安徽人民出版社準備出她的八卷集，約蕭乾寫了這篇序。但他們怕節(jié)外生枝，所以此文如準備用，請與吳中杰同志聯(lián)系，何時刊登好……”今天重讀這篇文字，我心中感嘆的是戴厚英的《人啊，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多少人讀這本書啊（據(jù)說印數(shù)達上百萬）！戴厚英這三個字又是何等響亮的名字！可如今，這本書又有幾人還在讀呢？戴厚英這三個字又有幾人還記得呢？歷史總是這樣無情，人也如此容易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