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中，獨立和奴氣，是基本的兩大分野。一般來講，人格上有獨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買。我們不要小看人格的獨立。就整個社會來講，這種道德的進步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奴隸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雖有“士可殺不可辱”的說法，但還是強調(diào)等級、服從。進入資產(chǎn)階級民主社會，才響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獨立才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標準和道德意識。這一點西方比我們好一些，民主革命徹底，封建殘留較少。②中國封建社會長，又沒有經(jīng)過徹底的資本主義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殘留就多。③現(xiàn)在許多人也在變著法媚上。對照現(xiàn)實我們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堅持的獨立精神的可貴。正是這一點，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經(jīng)得起風浪。做人就應(yīng)該“寵而不驚，棄而不傷，丈夫立世，獨對八荒”。魯迅就曾痛斥中國人的奴性。一個人先得骨頭硬，才能成事，如果他總是看別人的臉色，他除了當奴才還能干什么？縱觀范仲淹一生為官，無論在朝、在野、打仗、理政，從不人云亦云，就是對上級，對皇帝，他也實事求是，敢于堅持。這里固然有負責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規(guī)律辦事，卻是他的為人標準。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不隨波逐流。那么以什么為立身根據(jù)呢？以實際情況，以國家利益為根據(jù)。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實事求是，無私奉獻。陳云同志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個大寫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上?，千年來人性雖已大有進步，社會仍然沒有能擺脫這種公與私的羈絆。這個問題恐怕要到共產(chǎn)主義社會才能解決。你看我們的周圍，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虛偽齷齪。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獨立思考，理性處事，敢于犧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獨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軟骨病，一入官場，就阿諛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陽奉陰違，貪贓枉法，賣身投靠，緊要關(guān)頭投敵叛變。我在官場幾十年，目之所及，已數(shù)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讓你落淚，又讓你失望。有的官員，專研究上司所好，媚態(tài)獻盡，唯命是從。上發(fā)一言，必彎腰盡十倍之誠，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費公家千倍之財，以搏領(lǐng)導一喜。這種對上為奴、對下為虎的劣根人格實在可悲。我每次讀《岳陽樓記》就會立即聯(lián)想到周圍的現(xiàn)實?！安灰晕锵?，不以己悲”，這種對獨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們現(xiàn)在所需要的。

三是犧牲精神——為官不滑，為人不私。

“不以己悲”就是拋卻個人利益，敢于犧牲，不患得患失。

怎樣處理公與私關(guān)系，是判斷一個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標準。我們熟悉的林則徐的兩句詩：“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范仲淹一生為官不滑，為人不奸。他的道德標準是只要為國家，為百姓，為正義，都可犧牲自己。茲舉兩例。

1038年宋西北的西夏建國，趙元昊稱帝。宋夏戰(zhàn)事不斷。邊防主帥范雍無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組一線指揮機構(gòu)，任命范仲淹為陜西經(jīng)略招討副使（副總指揮）趕赴前線，這年他已52歲，這之前他從未帶過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趕到延州(今延安)。延州經(jīng)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蕩平，孤懸于敵陣前。朝廷曾先后任命數(shù)人，都畏敵而找借口不去就任。范說，形勢危機，延州不能無守，就挺身而出，自請兼知延州。范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他見敵勢坐大，又以騎兵見長，便取守勢，并加緊部隊的整肅改編，提拔了一批戰(zhàn)將，在當?shù)剡吤裰姓心剂艘慌卤?。慶歷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歲的長子純佑偷襲西夏，奪回戰(zhàn)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筑城工具隨后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后來發(fā)揮了重要戰(zhàn)略作用的像一個楔子一樣打入西夏界的孤城——大順城。④城與附近的寨堡相呼應(yīng)，西夏再也撼不動宋界。西夏軍中傳說著，現(xiàn)在帶兵的這個范小老子（西夏人稱官為老子）胸中自有數(shù)萬甲兵，不像原先那個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對付。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范以一書生領(lǐng)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這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范與滕宗諒（字子京）的關(guān)系，是他為國惜才、為朋友犧牲的例證。滕與范仲淹是同年的進士，也是一個熱血報國的忠臣。西北戰(zhàn)事吃緊時滕也在邊防效力，知涇州。當時正值好水川一役大敗之后，形勢危機。滕招兵買馬，犒賞將士，重振旗鼓。范又讓他兼知慶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正因為他干事太多，就總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萬貫。仁宗大怒，要查辦。但很快查明，這15萬貫錢，犒賞用了三千貫，其他皆是用于軍餉。而這三千貫的使用也沒有超出地方官的權(quán)力規(guī)定范圍，但是朝中的守舊派，咬住不放，乘機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聲。范這時已回京，他激憤地說，朝廷看不到邊防將士的辛苦和功勞，一任某些人在這些小問題上捕風捉影，加以陷害，這必讓將士寒心，邊防不穩(wěn)。他力保滕宗諒無大過，如有事甘愿同受處分。這樣滕才沒有被撤職，而在慶歷四年（1044年）貶到了岳陽，才有后來《岳陽樓記》這一段佳話。如果沒有當年范對滕的冒死一保，政治史和文學史都將缺少精彩的一筆?？芍逗髞頌樗麑憽对狸枠怯洝罚旧砭褪且环N對朋友、對正義事業(yè)的支持，而這是要冒風險、付代價的。他在文章中他嘆道：“微斯人，吾誰與歸”，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一起去為事業(yè)犧牲。

任何革命的、進步的團體和事業(yè)，都是以肝膽相照的人格精神為基礎(chǔ)凝聚力量，團結(jié)隊伍的。不要奸猾，只要忠誠?！拔幕蟾锩敝小八娜藥汀敝圃炝恕?1人叛徒集團”，誣劉少奇為內(nèi)奸、叛徒。周恩來1966年11月22日致信毛澤東：“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紅衛(wèi)兵要揪斗陳毅，周站在大會堂門口厲聲說：“你們要揪，就從我身上踩過去。”而康生對借“伍豪事件”整周恩來卻裝聾作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