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

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里，自己舔盡了傷口上的血痕，絕不煩別人敷藥。

他每日聽著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感受著“文化大革命”的喧囂，回憶著自己忽上忽下、國內國外的經歷，思考著黨、國家、民族的前途。他本來就是一個思想家，在以往的每一個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寫成調查報告或文章送毛，送中央。涓流歸海，竭誠為黨。他希望這個新芽能長成大樹，至于這樹姓張還是姓黨，或者姓毛，他都不在乎。思考和寫作已經成了他生活的慣習，成了他自覺為黨工作的一部分。但現在“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他明白不會再有人聽他的什么建議，也沒有地方發(fā)表他的文章，寫作只是為了探求真理。他只求無愧生命，無愧青史。正像一首詩所說的：

能工作時就工作，

不能工作時就寫作。

二者皆不能，

讀書、積累、思索。

每當夜深人靜，繁星在空，他披衣覽卷，細味此生。他會想起在蘇聯(lián)紅色教授學院時的學習，想起在長征路上與毛澤東一同反思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想起廬山上的那一場爭吵。毛澤東比他大七歲，他們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吵出個結果，而國家卻日復一日地政治混亂，經濟崩潰，江河日下。是黨的路線出了毛病，還是廬山上他說的那些問題，今猶更甚。歸納起來就是三點：一是濫用階級斗爭，國無寧日，人無寧日，無休無止；二是不尊重經濟規(guī)律，狂想蠻干；三是個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將這些想法，點點所得，寫成文章。但這些文字早不是他當年20歲時寫小說、寫詩歌了，已是紅葉經秋，寒菊著霜，字字血，聲聲淚了。牛岡本為一部隊農場之地，雖“文化大革命”之亂，仍不廢雞犬牛羊。所以他常于夜半凝神之時，遙聞冷巷狗吠之聲；而奮筆疾書，卻又雄雞三唱，東方漸白。有哪一位畫家要是能作一幅《牛岡夜思圖》，或是前面所說的《望江亭遠眺》，那真是攝魂、留魄、傳神、言志，為歷史寫真，為英雄存照了。

張聞天接受七千人大會后的教訓，潛心寫作，秘而不露。眼見“文化大革命”之亂了無時日，他便請侄兒將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將原稿銷毀。這些文章只有作為“藏書”藏之后世了。這批珍貴的抄件，后經劉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來，學界稱之為《肇慶文稿》。

多少年后當我們打開這部《文稿》時，頓覺光芒四射，英氣逼人，仿佛是一個前世的預言家在路邊為后人埋下的一張紙條。我們不得不驚嘆，在那樣狂熱混亂的年代里作者竟能如此冷靜大膽地直刺要害。只需看一下這些文章的標題，就知道他是在怎樣努力撥開時代的迷霧：《人民群眾是主人》、《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黨內斗爭要正確進行》。我們不妨再打開書本，聽一聽他在40年前發(fā)出的振聾發(fā)聵的聲音：生產力是決定因素，離開發(fā)展生產力去改革生產關系是空洞可笑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不同的階段，不要急著跨進共產主義。階級斗爭就是各階級為自己階級的物質利益的斗爭，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產主義就是畫餅充饑。共產黨執(zhí)政后最危險的錯誤是脫離群眾，不要以為黨決定了的東西就是對的。為保證黨的正確先要作風民主，不要老是喜歡聽歌功頌德，個人專斷。黨內矛盾是同志矛盾，沒有什么“資產階級代理人”，黨內斗爭只能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能鎮(zhèn)壓……他的這些話從理論上解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錯誤，是在為黨開藥方、動手術。這還不夠，他更從哲學高度大喊一聲：“一分為二”的說法有缺點，矛盾的解決不一定都要發(fā)展為分裂，許多時候可以不分裂。這是釜底抽薪，是對我們黨長期信奉的“斗爭哲學”的否定。試想從建黨以來，黨內就沒有停止過殘酷斗爭，動輒上綱上線，或批或整，或斗或殺，不知打了多少右派、右傾分子和反黨集團。大者如他這樣的總書記、劉少奇那樣的國家主席，小者各級干部、黨員不計其數。只有張聞天這種讀透哲學又身經國內外、黨內外復雜斗爭的人才能悟出這個道理啊。